作为世界上等待移植患者最多的国家，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受器官来源、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的限制，每年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人体器官协调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他们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获其家属同意后，在捐献者和受者之间搭建桥梁，被看做是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刘楚楚，编辑：王婧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一个25岁的女孩儿，她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却再也不能有任何的想法或疼痛。她刚刚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被判定为脑死亡。
佟鑫整夜守在女孩儿的床边，作为同龄人，心里泛着说不出的感觉。她们都刚刚离开校园，对社会充满好奇，病床上的人却被突然地中断了生命——就好像一支箭，从未被射出就折断了。在这种痛觉中，佟鑫安慰自己，如果这次器官捐献能够成功，这个女孩儿至少可以救活三个人。
佟鑫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一名器官协调员，她的职责是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获得其家属同意，在捐献者和受者之间搭建桥梁，以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2010年，随着我国开始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正式诞生。目前，器官协调员在红十字会进行培训、选拔，获得资格证书后，回到医院开展工作。病房内外，他们见证生命的交接和悲喜，他们要面对的，是人如何经历死亡这件事。
一、解除一种心理障碍是必要的
遇见这个25岁的女孩儿，是佟鑫第一次参与器官协调员工作。2017年，佟鑫遗传学硕士毕业，在医院的病理科工作，后来，在器官协调办公室主任的介绍下，她对这一工作产生了兴趣，便去参加了见习。
接到主治医生的信息后，佟鑫跟着协调员团队赶到现场。在ICU病房外，医生刚向家属交代完病情，表示病人已脑死亡，救不回来了。女孩儿是独生女，刚刚大学毕业，父母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器官协调员的工作对象，总是这样不幸的人：他们骤然地遭遇意外，被车祸、坠落撞到头部，或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脑出血、脑梗塞，最后造成了脑死亡。在出事的那一刻，他们即陷入深度昏迷，来不及交待遗言，更来不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帮助有需要的人？”
因此，每当一起经专家判定后的脑死亡案例出现，确定病情不可挽回后，器官协调员就要开始介入，询问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将其器官捐献。
佟鑫记得，第一次与女孩家属见面，面对刚刚获知噩耗情绪激动的家属，协调员团队觉得，这件事现在还不能提。
一般情况下，协调员不会在与家属初次见面时就提捐献。先要交心，佟鑫会询问病患家属，患者是怎么发病的，如果是交通事故，则会再问一下责任判定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然后才循序渐进。
到了晚上，待家属心境稍有平复时，协调员又去了一次，委婉地聊到捐献的事。女孩父母只说，他们想再等等。
人面对至亲的死亡，总是先处于惊诧和否认的阶段，然后是期待医疗奇迹的发生，直到他们慢慢意识到，无论自己再投入多少金钱和精力，都没办法把人救回来，才是促成捐献的时候。
解除一种心理障碍是必要的，许多人认为，同意了捐献就相当于亲手给亲人判定了死亡。“死亡在前，捐献在后，我们会跟家属反复强调，无论你进不进行捐献，死亡本质都是不可改变的。”佟鑫说。
一面是家属的情绪需要缓冲，另一面是患者的生命在倒计时。前两个晚上，佟鑫都是在ICU病房度过的，她通宵观测着女孩儿的尿量和血压指标，不敢离开。如果一段时间里她尿量特别少，佟鑫就很紧张，尿量过少，表明患者进入肾衰，循环变差，再往下，器官就失去捐献价值了。
在那次，协调员团队跟女孩儿父母前后沟通了三四次。花了好几天，父母才慢慢确认一个事实：没有救治希望了。他们开始主动询问协调员，器官捐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之后，他们决定捐献。在办公室签同意书时，母亲握着笔，眼泪还在无声地流。经过器官评估，女孩的肝和双肾成功地做了捐献。
二、遗憾的情况常常发生
这样的情况已属顺利。对器官协调员来说，劝说捐献不成功才是常态。
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下称条例），器官捐献需要获得志愿者的全部直系亲属（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监护人）同意签字，哪怕患者生前自愿登记成为过器官捐献志愿者，如果家属不同意，也不能捐。而家属里面，意见不合者许多。
清华长庚医院的尚亚楠从2015年开始做协调员，帮助100多个家庭实现了捐献。在她经历过的案例里，父母同意捐孩子的器官是最难的，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特别难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而相对冷静的是配偶和子女。
尚亚楠刚入行时，谈15个家庭里，只能成功1个左右，还遭遇不少白眼。有的家属一听明来意，就直接把她推出门外。现在，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观念已有所改变，但也只是谈8个，能成功1个左右。
即使取得了家属的同意，距离捐献成功，也只完成了一半。根据条例, 协调员需要取得捐献者所有直系家属的签字，来不到现场的，也要有委托书。亲属还要提供与逝者的关系证明，所有这些材料要被交给伦理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器官的网上分配，然后才会进行器官获取手术。
材料准备的过程往往状况百出。有的家属从老家赶来，没带户籍关系证明；有的夫妻二人不在同一个户口薄上，而结婚证又找不到了。
但器官不能等。时间，是器官协调的关键制约因素：每一个脑死亡患者的生命都维持不了太多天，佟鑫后来见过最长的也只有一周。即使在有医疗生命系统支持的情况下，人体器官也会发生多功能衰竭，人会随时走掉。
这时候，佟鑫便会陪同家属连夜赶回家乡补开证明。她总是随身备着一个十几斤重的背包，里面有换洗的衣物，以便随时动身。
遗憾的情况常常发生。一个潜在捐献者父母双亡，没有配偶，在直系亲属缺失的情况下，协调员只能征得他所有兄弟姐妹的同意。经过了三四次沟通，弟弟妹妹都同意了，就是一直找不到大哥。
根据几条有限的消息来源，佟鑫把相关派出所、公安局、叫不出名字的村庄、胡同里的居委会都跑遍了，没有人知道此人在哪儿。他不用手机，没有固定住所，与兄弟之间还有家庭矛盾，二十几年不来往。她跑到第四天的时候，病人就不行了。
还有一次，佟鑫好不容易把所有的手续都跑了下来，连器官的受者也分配好了，获取手术就安排在第二天的下午4点半。然而，第二天凌晨接近1点的时候，一个来自ICU的电话响起，对方只说了几个字，人没了。
那一刻她愣住了。那一次协调，一切都很顺利，连家属同意的时间也是最短的。
逝者是个47岁的女人，她没有结过婚，从小病痛不断，难以自理，长期跟年迈的母亲一起居住。这位老母亲80多岁了，头脑却特别清晰，腿脚也很利索，长期以来，她每天照顾女儿，带她出去溜弯儿、锻炼，自己便几乎不见老。
一天下来，佟鑫跟她谈了两次，母亲就同意了，当晚就办了手续。这位母亲告诉佟鑫，她觉得女儿走了也算是一种解脱，走后能做点好事，也还不错。
最后没有做成捐献，对这位母亲的打击似乎更大一些，佟鑫觉得特别难过。老人反过来安慰她，“无论做成还是做不成，我姑娘都不用在这世上遭罪了。”
三、他们不会知道之后的故事
一旦患者符合捐献标准，家属捐献意愿明确，按规定完成相关流程后，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器官获取手术。
首先，手术室里会进行一场缅怀仪式，所有工作人员围着已确认脑死亡的供者站开，深深鞠躬，然后手术开始。
先是撤走升压药等生命支持，时间紧迫，器官缺血时间越短，对器官的损伤越小，下一步，灌注，剥离，保存……获取的器官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受者手术室。
捐献完成之初，几乎所有的家属都想知道亲人器官移植后的情况。对这类请求，器官协调员会在不泄露对方信息的情况下尽量满足。
一位司机在深夜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重度颅脑损伤，在ICU治疗一周多后被宣告脑死亡。这位年轻的司机早年与妻子离婚，一力抚养两个女儿和孤身的母亲。车祸前几个小时，他还给大女儿打电话，说今天挣了多少钱，要带好吃的回家。
佟鑫很快见到了患者的母亲。这位母亲已经拿着儿子的脑部片子跑了北京多家医院，但医生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希望一点点缩小，母亲越来越憔悴。最后她在捐献书上签了字。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的肝脏、双肾、心脏和双眼角膜都做了捐赠。几天后，佟鑫收到了移植医院发来的一个视频。
那是一段心脏跳动的心电图视频。一个新的生命喧闹地开始了，而这边很安静。收到视频时，佟鑫正站在太平间门口，处理善后。人死后事情还有很多，琐事繁杂，比如穿衣、化妆，办理告别仪式，把人送去殡仪馆，火化，变成一张死亡证明。
她把这个视频拿给逝者母亲看，老人双手死死地拽着佟鑫，抠得她手臂生疼。
“我儿子心还跳着，他还活着。”
这就是仅有的信息了，基于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她不会再知道这颗心脏之后的故事。
尚亚楠见过一个女人，怀孕刚三个月，就接到了丈夫骑摩托车出车祸的消息。深夜下班路上，他被一辆超车的汽车带倒，由于没戴头盔，脑袋撞在地上，不久被判定脑死亡。尚亚楠赶到病房时，这个女人就坐在地上流眼泪，已经发不出声。
当时刚参加协调员工作不久的尚亚楠犹豫了半晌，不知道怎么张口。那时，尚亚楠也怀有身孕，忽然感觉到肚子里孩子踢了一下，便走过去，对那女人说，“你不是有宝宝吗？这样会着凉，对宝宝不好。”
女人飞快地站起来了。
那几天里，通过婚姻的话题，女人向尚亚楠敞开了心扉。她老公对她很好，每天晚上下夜班，都会带着早点回家。他本来每天都戴头盔，只是最近头盔有点故障，那天就没戴出门。
她同意捐献丈夫的器官，也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她说，她想让他“活”下来，看到孩子长大。
她问尚亚楠，“未来我还能不能见那个人（受者）？”
尚亚楠回答，“如果你愿意，那个人也愿意，在未来，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目前还不允许。”女人懵懵懂懂地点点头。
很久之后的一天，女人忽然发信息来，只问了几个字，他活下来了吗？
尚亚楠回，“他活下来了，很健康。”
她回，“那就好。”
从此她再没提过想见对方的事。
尚亚楠有一个朋友曾做肝移植手术，事后特别感谢捐献家庭，想让她帮忙联系，“我想给他们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尚亚楠拒绝了。“任何帮助都挽回不了他家人的生命吧？你就好好活着，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更久，这就是对家属最大的安慰了。”
在双方有意愿的情况下，清华长庚医院的器官协调办公室可以帮助供者和受者家庭交换信件。不过，尽管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至今还没有家属做过信件交换。
“当事情过去以后，当他们好不容易治愈了伤痛，就不想再揭开了。”尚亚楠说。
四、死亡的通道
人并不天生就有处理死亡的经验。除了其中年长的经验老到者，他们常常并不知道，人死了以后，接下来该做什么。
协调员便会在这过程中尽量帮他们处理该处理的一切。
器官获取手术结束后，协调员会跟医生一起进行逝者仪容的恢复。通常，拿走器官后，医生会在捐献者身体里填上一些纱布等，再缝合好，让人的身体看起来不要太瘪。“很多家属是很在意这个事情的。”佟鑫说。之后，护士会给死者擦身子、穿衣服、化妆。一般情况下，逝者会换上寿衣，也会有家属要求给逝者穿本人的好看衣服，比如年轻的女性逝者。
火化前，协调员会为家属在太平间安排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佟鑫会提前问清，家里对死亡有什么相关习俗，在有的地方，逝者嘴里要含一块金币。
之后，协调员还会协助家属开好死亡证明，办理医保报销等相关手续。
佟鑫的工作往往会持续到家属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刻。到了火车站进站口，挥挥手，这些家属们便转身，背着黑色行李包，走向归途——行李包是殡仪馆准备的，用来装骨灰盒。有些猝然离世的人是北漂，他们亲属的背影常常让佟鑫感慨良多。一些人将青春挥洒在这里，最后只是一个旅行袋，被亲人带回家乡。
佟鑫和大部分家属都保持着后续的联系，她认为，每个人最终都是能从死亡中走出来的。“他们最后总会进入到冷静期，冷静地面对不可改变的病情，面对逝者的身后事，以及未来的种种事情。哪怕是不做捐献，他也要面对。”
在死亡面前，尚亚楠认为，很多人有时候只是需要个说话的人。她遇到过一个独自坐在手术室外的老爷爷，有天，他老伴儿带着孙女站在马路边说话，一辆车径直撞过来，把孩子撞成重度颅脑损伤，没有生还希望。老伴儿也还躺在骨科病房治疗。
儿子和儿媳妇早离婚了，孙女是老两口一手带大的。老人憋了满肚子的痛苦，“姑娘，这些话我不知道还能跟谁说，我埋怨谁啊？我不能埋怨谁，我跟亲戚朋友能说吗？我说不得。”
外地来的家属情绪悲痛，人生地不熟，佟鑫会帮他们安排住的地方，有时候还给他们带饭。在这种特殊时期的密切接触里，家属会与协调员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情感。有的阿姨把她当干闺女，每天挽着她，也关心她冷不冷，累不累。
也有家属会在这段时间过后，仍然依赖协调员的安慰，将一部分无法安放的情感转移到他们身上。在这种时候，协调员会慢慢地帮他们过渡，将那部分情感需求转移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
一位50多岁的女病人突发脑出血，很快被宣布脑死亡。她早年离婚，身边只有一个29岁的儿子。沟通过程很顺利，儿子很快就答应捐献，但慢慢地，佟鑫发现这个男生与常人有点不同。
男生特别瘦，走路轻飘飘。母亲过世之后，他经常来找佟鑫聊天，说感到很孤单。过去，他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不谈恋爱，也不交朋友，母亲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皮肤也因常年不出门而显得过白。他以为这种生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母亲的骤然离世。
他告诉佟鑫，跟她说话的时候，自己总能想到母亲，好像得到一个通往母亲的桥梁。佟鑫不断劝说，走出去，交点朋友。她想，他可能从心里还没有接受母亲的不在世。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有一天，男生说，自己交了一些朋友，也开始分享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事情。
她觉得，他要走出来了。
五、存在的价值
今年是我国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第11年，作为世界上等待移植患者最多的国家，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受器官来源、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的限制，每年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近几年，佟鑫明显感觉，脑出血的情况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工作压力大，有人本身有高血压自己却不知道，或者不按时吃药，突然一下脑血管破裂，生命就无法挽回了。”据2020年1月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趋势明显，20至29岁的患病/高风险人群占比已达到15.3%。
佟鑫遇到过一个刚30出头的患者，上班之余，每天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自己唱歌的视频。在他的主页上，最后一条视频叫“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他早就录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才发出来，竟一语成谶。第二天，他就忽然脑出血，倒地。
父亲难以释怀，他说，儿子从来不体检，过去有时候觉得头晕，总以为是没睡好。
从事这份工作三年多后，佟鑫变得特别珍惜和家人的关系。工作中，她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有时一个人回到寝室，想起白天所经历的故事，就给家人打个电话。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会释放一天中积压的情绪，放声哭出来。
有一次，一个姑娘在太平间里跪了很久。台子上是她穿着中山装的父亲。
上周，父亲想来她家看外孙女，她拒绝了，说那周太忙，让他下周再来。然而，周三晚，父亲就出车祸了，这成了她无法挽回的遗憾。
在父亲的遗体旁边，她一直跪着，问，我为什么没有让你那周就过来？
长期在高浓度的负面情绪中工作，器官协调员常要陪着家属熬夜、痛哭。夜里睡觉，佟鑫手机从不静音——患者随时可能生命指标下降，因此她晚上也总是睡不好。
器官协调员的情绪问题已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情况，根据一份2015年的针对广东省40名协调员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协调员群体具有焦虑和抑郁倾向。
清华长庚医院器官协调办公室孙百军主任谈到，为此，他们现在正在申报协调员关爱基金，专门为协调员的心理健康等方面提供保障。此外，目前，人体器官协调员这个职业还存在缺乏晋升路径的问题，不管是入行十年还是刚刚入职，都叫协调员，没有职称区分，这是他一直希望有关部门未来可以解决的问题 。
尚亚楠在成为协调员之前是一名企业高管，因为想要体验“价值感”，成为了协调员。她父亲、丈夫都不太赞成她转行的决定。刚开始，父亲每天都来找她谈话，还问过她一个问题，“有天我躺在那儿了，你捐吗？”
她想过，如果有天她的家人出了事，她可能也不会立即答应捐献他们的器官。
“所以人家拒绝你是正常的，让人转变内心既有的观念是一个很困难、很漫长的过程，一定会承受很多压力。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也是协调员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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