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明崇祯九年建校”就很...马云创建的阿里巴巴有一种文化，就是员工入职后要给自己取个“花名”，比如马云自己就是叫“风清扬”，目的是起到淡化等级、消除距离感的作用。 其实许多企业，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的都会这样，“要过年了……写字楼里Linda、Mary、Jerry、Sam将挤上火车，回到老家，又变回了桂芳、翠花、栓柱、狗剩……” 虽然只是一个笑话，但从一个侧面说明，愿意给自己起个“洋名”当代号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汉学家人名列表，有点恍惚……
不过，下面这些名字，你品一品——李侃如、谢淑丽、高延、史景迁、孔飞力、费正清、傅高义、宇文所安、慕容捷……挺文雅嘛，难道是写字楼里那些桂芳、狗剩们的老总？
其实，他们全都是不折不扣的洋人，却又是一群可能比很多中国人还中国的老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学家”。这是一群堪称海外“精中”的高素质老外，与国内某些“精X”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叫施寒微，德国人，著有《中国简史》
汉学家，即研究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内容（“汉学”或“中国学”），在中国之外的非华人专家，他们具体的研究领域各有不同，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也有钻研中国音乐的，但多数还是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
乍看起来，这个群体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好多人也不认识，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能接触到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的，只是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元芳，你怎么看？”，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吧？这个流行语出自经常被重播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
“狄仁杰”是唐朝名臣，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所以在千年后成了影视界的大IP，被反复拍成电影电视剧，而且还在全世界享有中国神探的美名（虽然真实的狄仁杰并不以断案著称），还得感谢一个来自荷兰的老外——高罗佩。
▲在爪哇岛时的小高罗佩 高罗佩，本名叫做罗伯特·汉斯·凡·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扎特芬，父亲是荷兰驻印尼殖民军的军医，所以他是在爪哇岛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全家迁回荷兰后，他被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所吸引，又看到了周围邻居从东方带回的中国香炉、字画，产生了对中国的强烈兴趣，请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一对一”教汉语。1930年进入莱顿大学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拿到博士学位后成为外交官。
▲高罗佩中西结合的一家 高罗佩的工作地点基本集中在亚洲，在东京、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都呆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来到陪都重庆，出任荷兰流亡政府驻华使馆一秘，接触到了因战争而撤往大后方，聚集在重庆的诸多中国优秀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还娶了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水世芳为妻，成了中国女婿。
▲上面是高罗佩的，下面是我的，差距有点大…… 高罗佩自号“芝台”，书房叫做“集义斋”、“吟月庵”，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水平颇高，写得一手好书法，尤其偏爱行草书，从20岁起一直练字到逝世，坚持了37年。而且无论外交官当到哪里，都要置办一个中式书房。
▲高罗佩夫妻古装照
高罗佩最为人所知的贡献还是《狄公案》系列小说——在重庆期间，他读到了一本写于清初的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按说外国人即使懂中文，读起来也肯定难度很大，但对高罗佩来说却完全不成问题。
▲高罗佩创作过程的手绘古代城市平面图
他对比了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发现中国古代“侦探”的水平比福尔摩斯不差，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甚至还遭到贬低，为此深感不平。
于是，高罗佩先是将小说译为英文，然后又感觉不过瘾，干脆自己动手，用英文创作了《铜钟案》，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
▲各种各样的《狄公案》
出版商不断约稿，高罗佩在22年间陆续写出了以狄仁杰为主角的《迷宫案》、《湖中案》、《铁钉案》等十几部小说，统称为《狄公断案大观》，英文名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Judge Dee就是狄仁杰（法官·狄……）。 这部中国古代“侦探小说”被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总销量2000多万册，狄仁杰这位唐朝名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在千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的形象代言人。美国外交部甚至还曾出台规定，凡到中国任职的美方人员都要读“Judge Dee”，以深入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高罗佩逝世于1967年，终其一生都对中国充满好感甚至是归属感，夫人水世芳对老公做了这样的总结：“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高罗佩是“业余汉学家”，因为当外交官才是他的“正式工作”。除他之外，还有一位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的英国汉学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同样非常出色。
李约瑟的本名是约瑟夫·特伦斯·蒙哥马利·尼达姆（Jo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一个英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他原本并不关心中国，而是精通德语、法语，曾经的理想是当个医生。 李约瑟18岁时考入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24岁获得博士学位，31岁就出版了著作《化学胚胎学》，年纪轻轻就成为该学科的领跑者。不出意外，他将成为一个专职研究生物或化学，与中国毫无瓜葛的科学家，或许我们只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看到他。
▲鲁桂珍 1937年，一位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鲁桂珍生于1904年，祖籍湖北蕲春，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攻读生理学。她的未婚夫牺牲在抗日战场，已经30多岁的鲁桂珍悲痛万分，成为“独身主义者”。 此时李约瑟已经结婚，妻子是同为生物学家的多萝茜·玛丽·莫伊勒（Dorothy MaryMoyle），是鲁桂珍的导师。没想到的是，李约瑟被鲁桂珍的东方魅力所迷倒，迅速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按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出轨”了，只是大度的多萝茜并没有计较。“李约瑟”这名字也是鲁桂珍所起，后来甚至多萝西也有了一个中文名——李大斐，三人竟然“和平共处”了，还经常一起郊游、聚餐、讨论……真的很和谐。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李约瑟从此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尤其对道教感兴趣，给自己起了个字“丹耀”，号“十宿道人”。
1941年，已经精通中文的李约瑟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拥有“科学参赞”的头衔。1943年，李约瑟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离开。
这三年中，他出行考察11次，从中缅边界到福建和敦煌，几乎走遍了所有能到达的地方，行程达5万公里，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被中国古代工程（比如都江堰）所震撼，并且产生了一个至今仍在不断被讨论的“李约瑟之问”，或者是“李约瑟难题”——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更为发达繁荣的中国？
▲1964年，李约瑟再次访问中国 这个问题，李约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的人，但以他的身份、地位、影响力，以及对中国的实地了解程度来提出，却是最有分量的，也让这个问题更广为人知。至于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李约瑟的工作并不止于此，1948年，他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写作出版计划。他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剑桥大学认可了这个计划，甚至免去了所有的教学任务，让他专心写书。1954年8月，第一卷完稿出版，受到广泛好评，第一次印刷的5000千册被一抢而空，不得不几次加印。 按计划，整部书将有7卷30多册，内容包罗万象，从机械工程、军事技术到雨伞、瓷器、风筝、卫生纸这样的小发明一应俱全，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数理化，农业、生物、医学等诸多领域。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岂止是有四大发明，简直是四百大发明，甚至是四千大发明——记里鼓车（记程车）、陀螺仪、火箭、水利机械、深井钻探……因为内容太多太多，编撰起来是个超级工程，直到李约瑟逝世的1995年也未全部完成。截止2014年，共有14册中译本出版，书名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自然》杂志曾这样评价，“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的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李约瑟博士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行动。” 总的来讲，尽管李约瑟私德有所欠缺（怎么说也是“出轨”了），但依然是一位声望高，对中国充满好感，为中国形象正名的杰出科学家和汉学家，如果大家有空，不妨试着读一读这部巨著。
说了两位“业余”汉学家，再来说说“职业汉学家”。
哈佛大学大家都不陌生，在这所美国乃至世界上都可以说是一流的大学中，有一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费正清，就是一个职业汉学家，也是这个研究中心的首任所长。 费正清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休伦市，本名为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Fairbank），本人就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赴牛津大学读博士，方向是中英关系。
▲从右到左，梁思成、费正清、林徽音
也是正是因为这个研究方向，他需要到中国实地考察。1931年，费正清来到中国，先在北平学习中文，老师是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又结识了北大校长胡适、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与他们结为好友——“费正清”及其夫人“费慰梅”（美国女学者）这两个中文名，都是梁思成所起。 费正清于1935年离开中国，因为还得回牛津大学去交博士论文，然后回到母校历史系任教。1941年，因为对日作战的需要，熟悉中国情况的费正清被美国情报协调局（CIA前身）征召，于1942年再次来到中国，从事情报分析工作，还兼任驻华大使特别助理。
由于他的专业就是历史和政治，又亲自体验过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时局的判断很准，是少数几个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会取得胜利的美国学者之一。但他也因此在麦卡锡时代成为“四个要为输掉中国负责的约翰”之一（这逻辑很奇怪，预测对了要负责），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指责他“亲共”，出卖“中华民国”……
不过，这一切反而让费正清声名大涨，因为人家预测对了嘛！从此成为美国汉学家的领军人物，“头号中国通”，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的开山鼻祖，后来的美国汉学家在学术上几乎都有他的渊源。
费正清的主要著作是《美国与中国》和《剑桥中国史》，前者写于1948年，后来又不断补充增订，共有五版，发行量数十万册。尼克松访华前，该书是他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 《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更是一部巨著了，是费正清与英国汉学家崔瑞德合作的作品，从上古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共15卷17册，是西方世界全面了解中国的必读书。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和欧立德（Mark Elliott）
1955年，费正清创办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费正清去世后为纪念他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2007年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的历任所长，几乎都有中文名——傅高义、孔飞力、史华兹、马若德、裴宜理、欧立德、宋怡明……如果不了解原委，无法从姓名上区分出他们居然都是不折不扣的洋人。
汉学家的数量不少，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比如，写出了与《剑桥中国史》齐名的《哈佛中国史》的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可以说是李约瑟的学生，因为卜正民在1974年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后，被李约瑟安排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册，从此也成了汉学家。 另外，还有俄罗斯的莫纳斯特列夫（唯一将《春秋》译为俄语的学者）、瓦西里耶夫、勃柳姆汉（研究《易经》）、波波娃（研究唐史）；法国的程安娜（儒学）、谢和耐（中国经济史、思想史）；日本的本田济、木南卓一、小野和子；意大利的史华罗、白佐良；瑞典的马悦然、罗多弼；英国的斐达理、洛伊……
▲美国清史专家，老帅哥史景迁取“景仰司马迁”之意 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中国学”也从小众冷门学科向着显学转变。据统计，在美国从事“中国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已经从四五十年代的百人规模发展到现在的万人规模。懂中文、到中国生活过、粗通中国文化的普通“老外”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我们总担心被外国给“文化输出”了，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因为中华文明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即使在中国很衰弱的时期，都能引来一大批主动研究中国的老外，更何况是现在呢？
实际上，中华文化完全具备对外输出的能力，除了诸如“孔子学院”这样的渠道，海外汉学家这个群体也是个不错的媒介和突破口——他们都是主动选择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的了解也远非普通老外可比，有些汉学家的水平甚至还超过了多数中国人，同时又谙熟母国的情况和心理，是中华文明最好的“义务宣传员”。
大多数汉学家又因为对中国有深入了解而抱有对华的好感，实在是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向海外传播的最佳人选——如果你有机会结交一位老外，不妨试着将他或她发展成为“汉学家”，贡献大大的！
当然，汉学家们也不可能样样都与我们完全一致，但对此要有包容之心，如果一夸就傲，一批就恼，那最后只能结交到一帮伪君子。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自外部的审视，或许更有价值。
比如那个“李约瑟之问”，就很令人深思——你有什么见解？请在留言中写下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