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脑极体
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公司业绩表现不佳、研究院太烧钱、“养老院”打不过996文化……一时间众说纷纭。但都有些片面。没有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只会陷入更差的境地，敢于投入量子计算的IBM不可能因为短期的财务报表而失去长期创新的动力。
更何况还是面向中国这样庞大的新兴市场，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外IT巨头都没有放弃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再说了，创新不是单靠996就能完成的，加班文化在硅谷和研发领域也并不少见。
所以，比起这些外企研究院的离开，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跨国巨头们都在中国创新竞争中“躺平”了？
外企在华研究院的变迁需要提醒的是，研究院的关闭并不意味着这些巨头们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它们都保留了一部分销售部门和研发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仅仅是放弃了在中国区位的技术投资打算。
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先要搞明白，外企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到底是想得到什么？
《商业周刊》曾对全球1000强中的117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215个研发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开拓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生产经营网络辐射到中国地区时，研发机构也和地区总部相伴设立，比如GE上海研发中心就是在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之后成立的。
而研发与经营网络同时设立的最直接考虑就是市场优势。在靠近设计研发中心的地方展开生产和销售，能够最大程度地把市场情况与需求反映给产品研发部门。许多外企研发部门的资金，甚至都是由业务部门来提供的。
以GE为例，除了来自总部的三分之一固定投入之外，另外三分之二都需要研发中心从业务部门获取，因此一旦企业在华的业务表现不理想，研究机构也难逃离开或关闭的命运。更早期的雅虎、亚马逊、甲骨文甚至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生命科学子公司 Verily等，研发中心都随着业务线的撤离而一起退出。
多米诺骨牌的停摆众所周知，中国数字化进程方兴未艾，市场空间广阔，美孚、壳牌、BP等新来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巨头很多，截止到2020年上海就一共落户了750家跨国公司总部和472家研发中心。
那么，IBM、微软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其无法继续保持在华研发的信心呢？
答案或许是，这些早期来华IT巨头的在华研发模式，已经不再像世纪初那样具有“投入产出比”了。
一方面，这些企业研究院的来华时间都比较早。在世纪初期，中国为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环境和法律保障，在土地、税收、补贴、人才、基建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待遇，以满满的诚意渴望实现巨头战略与本土创新的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跨国巨头、本地研发模式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发飞地”，很少将知识传播带到当地经济中，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为零。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流动和业务联系主要发生在其公司内部，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政府和民众都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外资研发这件事。
按照原来的模式，跨国巨头的母公司研发总部，是创新研发成果的最主要去向。这意味着，在中国聘请到相对母国更低成本的优秀计算机、通信工程专业人才，进行通用型研发，成果可以在多个区域内落地，因此研发劳动的“性价比”很高。
继失去了外企光环和中间商差价之后，更为致命的是，失去在华的“率先行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简单来说，研发创新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显性竞争力，让自己的技术或产品保持领先优势，无法被轻易模仿，获益时间更长。
可是近年来，围绕AI、云计算、5G、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外企研发机构固然也有亮眼的创新，但要说具有“率先行动优势”，如果有的话，IBM中国研究院也不会成为中关村著名的“工程师养老院”了。
IBM在云计算方面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者，本地研发并没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即使勉强留下来，似乎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突破。
丢失的技术准星技术创新到市场竞争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微软、IBM这样干掉“老巨头”的企业，就更懂研发掉队、技术落后所导致的危机有多惨烈。因此，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迁相比，其内部不断发生技术赛道的偏移、领先时机的错失，才是导致其在华研发无力为继的根本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蓝色巨人，也会丢失“技术的准星”吗？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院、研发中心，有8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形式，由总部直接控制，其主要工作也配合美国本土项目的进度。
此次关闭的IBM中国研究院，比较知名的成果就是辅助总部优化了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沃森（IBM Watson）。而沃森系统在现实应用中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医疗数据难以打通，缺乏足够的数据量来学习，其搜索和诊断能力也无法有效应用于临床，没办法成为IBM设想中的“虚拟医生”。而与沃森想要“替代人类医生”的野望不同，目前主流的智慧医疗产品则更符合技术发展逻辑，更注重于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手段来为医生减压，提高诊疗效率。
2014年初，IBM中国研究院又提出了“物联网3.0”的理念，但彼时5G尚未大面积应用、AI也还在成熟期，许多物联网解决方案都只能停留在设想。
关于此次关闭，IBM官方的说法也是为了尽快实现研发转向——“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转型之旅……IBM正在变革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布局”。
这种与总部深度捆绑的研发模式，也很容易被来自总部的政治风波波及，改变项目的进程与方向。有消息透露，IBM中国研究院的关闭是因为内部调整，原来的负责人离开。早在2014年，Adobe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将中国区业务移交印度公司负责，就被指与印度裔管理者掌权后的资源博弈有关。
总的来说，没有跟上中国科技创新水土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新科技的主动权，是微软、IBM等中国研究院无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而这背后，是长久以来IT巨头们“研发飞地”模式的又一次瓦解。
这或许也给如火如荼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一些提醒：研究院并不是一张市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首先要保有对技术和当地市场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