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虞梦奇 特约撰稿员
核心提要
1、美国媒体称，新冠疫情研究导致的猴子需求增加，中国减少野生动物出口以及原本存在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使美国生物制药行业面临着“用猴慌”。2、但实际上，在实验效果与成本方面，与啮齿动物相比大多数猴子并不一定是新冠研究的最佳对象。3、美国实验猴数以万计，但用于新冠研究的不足1000只。据调查，表面上看似用于医学研究的猴子，绝大部分其实被用于核弹或者其他生化武器实验。4、在研究经费不足与民意反对的压力下，炒作“用猴慌”并甩锅中国则成了转移矛盾的最好选择。
中国去年一月限制对美出口实验猴，美抗疫研究缺猴子万只？一手好锅甩中国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新冠疫苗研发背后的中美“战略猴子储备”竞赛》，提出了当前美国生物制药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即越来越难找到适合研发用的猴子，然后揭示其背后原因是：新冠疫情突然暴发，相关研究需求陡增，全球实验用猴供应短缺，而中国最近又发布了禁止出售野生动物的禁令，进一步造成美国“猴荒”。文章进而给中国扣上另一顶帽子：限制猴子对美出口，给数百万美国人生命造成威胁。作者写道：“最近的供应短缺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建立战略性猴子储备的讨论，这类似于政府保持的石油和谷物储备。由于新冠病毒的新变种有可能使目前的疫苗无效，科学家争相寻找新的猴子来源，美国也在重新评估对中国——一个拥有自己生物技术雄心的竞争对手的依赖。这场疫情凸显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美国在危机中需要的救生物资供应，包括口罩和药物。”
其实，这并不是美国媒体第一次炒作这一话题，早在去年8月，《大西洋月刊》上就刊载了一篇长文，称医学研究实验用猴短缺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新冠疫情研究产生了对这些猴子异常强劲的需求；其次，这一需求恰好遭遇来自中国的供应大量减少，在美国2019年进口的近35000只猴子中，其中60%来自中国，但中国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停止了野生动物出口；第三，此前实验用猴数量就不足，新近的供应与需求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问题。文章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由NIH资助的各个国家灵长类动物中心将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并专门讨论了建立“战略性猴资源库存”，以提供“应对不可预测的传染病暴发的应变能力”，但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与此相反，中国在大型猴子繁殖设施上展开了投资，并且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猴子供应商。在中国，繁殖猴子的价格便宜，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也比较安静，这使美国的生物制药产业严重依赖在中国繁殖的猕猴。此前，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战已经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猴子变得更加昂贵，当新冠疫情于2020年年初出现后，中国又完全停止了对它们的出口。“业内专家推测，中国也在竞相寻找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中国保留这些动物供自己研究是符合其利益的，没有人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再次开始出口猴子”。
图/在新奥尔良郊外的杜兰大学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兽医科技装置每天早上向5000多只猴子分发食物。
图/杜兰实验室是全美七个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之一。当不参与研究时，猴子都过着可接触户外、内容丰富的群居生活。
科学家称“猴子不是研究新冠治疗的各个方面的最佳动物模型？仓鼠与雪貂才是。“美国为何仍要进口那么多猴子？当然，作为主要供美国知识阶层阅读的《大西洋月刊》，在对整个新闻事件的情况和前因后果的描述上远比时不时在中国问题上“胡扯”的《纽约时报》要客观，它至少提出了反方观点，也是一些触及这件事本质的问题：灵长类动物不是研究新冠治疗的各个方面的最佳动物模型？有没有更为经济有效和人道的方式来替代猴子做研究呢？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猴子是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理想标本。灵长类动物和我们的DNA有90%以上的相似之处，它们的相似生物学特性意味着可以使用鼻拭子检测并做肺部扫描”。但实际上答案可能并不是《纽约时报》所要告诉人们的那样。尽管猴子的DNA与人类非常相似，实际上，大多数猴子，包括最普遍使用的恒河猴和食蟹猕猴，并不一定是所有新冠研究的最佳对象，因为总体而言，它们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症状都很轻微，而且比人类更能承受病毒侵袭。当谈到在恒河猴身上做过的看似有希望的医学实验结果时，美国NIH的病毒学家马尔科姆·马丁（Malcolm Martin）博士说：“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猴子在生理上的很多重要方面与人不同。”
这意味着在猴子实验中发现的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人类，反而可能误导研究人员，浪费宝贵的时间和金钱，使患者等待治疗。去年特朗普就被这样误导过，他狂吹过的一种药叫羟氯喹，称其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神药，后来证明全无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初研究的确发现，氢氯喹对感染病毒的猴子有效，可是后来又发现，它之所以在这种猴子身上有效，是因为猴子体内有一种特定的酶，通过它的作用，羟氯喹可以起效，但人类缺乏这种酶，因此，氢氯喹在临床试验中失败了。实际上，为了研究严重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科学家们认为仓鼠等动物更加合适。一方面，感染新冠的仓鼠会嗜睡，呼吸急促，并且体重减轻多达11%，特朗普得了新冠之后，给他治疗的类固醇药物地塞米松，就是使用仓鼠做实验获取的数据。至于仓鼠与人类基因存在很大差异，研究中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生物改造技术做靶向修正，在新冠研究中，许多地方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禁用实验用鼠自己的ACE2基因，仅表达人类版本。
此外，雪貂也是一种研究新冠病毒的更好选择，它本身就是另一种呼吸道疾病——流行性感冒的研究主体，因为流感病毒不仅感染雪貂，而且能使其产生模仿人类疾病的症状，受感染的雪貂甚至会打喷嚏，很容易在空气中传播流感。每个星期四，世界卫生组织都会组织一个由近100位科学家、监管人员和科研资助方组成的视频会议，与一群实验动物一起工作，其中包括老鼠、雪貂和几种猴子。另一方面，猴子在某些研究中尽管也有其重要作用，但正如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的病毒学家Vineet Menachery所说，“就模型而言，仓鼠繁殖良好。它们足够小，很容易处理”，在这方面，猴子，学术研究上称“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则相反，它们繁殖能力没那么强，体型比较大，照顾起来很昂贵。因此，就流程管理而言，在药物展开人体试验之前，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研究应该是开发过程的最后一步，而不是第一步。加利福尼亚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传染病科学家科恩·范·罗姆佩（Koen Van Rompay）建议，尝试在灵长类动物中心展开研究的公司先在啮齿动物中收集数据，作为过渡步骤，“在啮齿动物上进行实验要便宜得多”，“然后可以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测试最有前途的药物或治疗方法。”
图/美国目前大约有2.2万只实验猴。大部分是杜兰实验室的这种粉脸恒河猴。
美国军事实验用的猴子每年达五千至一万多只以上，美国军方用这些猴子进行了核弹实验与生化武器实验？为什么印度停止出口给美军实验猴？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2019年，美国进口了33818只以食蟹猕猴为主的灵长类动物中，60%以上来自中国。美国全部7个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共拥有多达2.5万只实验猴，其中主要是粉脸的恒河猴。其中约600至800只猴子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被用在新冠病毒研究。报道中的这些数字本身就让人有些疑惑：为什么进口最多的是食蟹猴，而研究中心存栏最多的是恒河猴？研究中心内猴子数以万计，去年以来新冠研究用掉的不足1000只，为什么说猴子不够从而影响研究呢？每年进口量与现保有量相加，到底美国一年要消耗掉多少用于科学研究的猴子？
当前，美国的科学研究用猴主要在7大中心，即加利福尼亚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加利福尼亚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俄勒冈州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俄勒冈州健康与科学大学）、西南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得克萨斯生物医学研究所）、杜兰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杜兰大学）、华盛顿州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州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威斯康星大学）、耶克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设于埃默里大学）。这些研究中心都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形成了一个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网络，其构想源自1956年美国BIH的科学家访问苏联的猴子实验室。以前，美国实验猴的来源是印度，但是据1978年的印度媒体报道，这些猴子在美国被用于军事实验，数万只猴子暴露于核弹辐射与生化武器的感染，死亡惨景传到印度，这使信奉猴子为神的印度民众万分震惊，在压力下，印度停止了对美出口，美国制药公司寻找替代方案，最终找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据国际灵长类动物保护联盟（IPPL）印度方面披露的详细调查称，“这些从印度进口到美国的猴子，表面上看似用于医学研究，绝大部分在到达美国后，被秘密运往沃尔特·里德军事医院。用于核弹实验或者其他生化武器实验。
1977年6月22日，《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在中子辐射的军事实验中使用猴子。实验是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军放射生物学研究所进行的。从印度进口的猴子接受电击训练，以使其能够踩到脚轮。然后，将动物暴露于核武器大剂量的辐射下，然后放回脚踏轮中。这些猴子大多出现了放射性感染，并连续数小时呕吐，如果它们没有以每小时一英里或以上的速度旋转车轮，就会全部受到电击。他们必须这样做直到死亡，如果猴子受到较低的辐射剂量，有时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死亡。
据这家媒体披露，当年从印度进口的猴子中有近万只左右被用于用途不一的军事实验。国际灵长类动物保护联盟（IPPL）几乎是美军生化实验与核武器实验用实验猴的重点跟踪监控者。他们的努力使印度发布了将猴子出口到美国的禁令。1982年，这家动物保护组织揭露了美军在猴子上进行的可怕的生物战实验，并发起了一场运动，说服向美国实验室提供猴子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再次禁止灵长类动物的出口。印度停止进口后，从中国进口的猴子被用于替代。据称，包括在这次疫情中，被多次质疑病毒泄露的美国陆军德特里克堡生化试验室，也多次出现在媒体与动物保护组织对其的指控中，这家以实验各种生物战病毒而著称的机构，每年使用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均在五千只甚至更多。因为这家机构都是透过民用公司下单的，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每年使用实验动物的真实数据。但这家生化实验机构自认有专业的处理病毒感染能力。
1990年，当时从菲律宾运来的一批猕猴在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的Hazelton Research Products实验室群体病倒。该公司将动物的组织样本发送到附近的德里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在那里测试显示出抗埃博拉病毒的抗体。这群猕猴由这家生化实验室的航空医疗隔离小组，撤离到了德里特里克堡。在那里，它们被处死并进行了研究。这件事被当时的大西洋月刊进行了报道。这份报道认为，军队每年用于各种军事目的实验死亡的灵长类动物太多，感染风险也非常大。从中国进口至美国的猴子，有多少被用于军事实验目的，数目不详。保守估计，近二十多年来，至少十万只以上的猴子成为了美军生化、核弹实验的实验品。中国从去年停止出口，除了疫情因素外，据称也有美国将猴子用于军事实验的原因。尽管美国军方否认这些指控。
图/这张显微照片来自美国军用炭疽疫苗免疫计划网站，图中显示了猴子脾脏中的芽孢杆菌营养细胞。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产生的，是一种传染性细菌疾病，它通过与被感染的动物接触，处理被感染的产品，吃被感染的肉或呼吸武器分散的炭疽孢子而传播。
广西是全球最大的实验猴养殖基地，每年存栏十万只。美国2019年从中国进口超过2万只实验猴。之前最高年份进口多达六万只，美国进口的猴子去那儿了？对于美国现存实验猴的总量，从网络可以搜索到的公开资料看，2.5万只可能并不准确。在2015年左右，美国这8大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时，一般每个中心只有3000只左右的猴子，那年被关闭的设在哈佛大学中心数量最少，也有2000多只。此后，各家中心的猴子数量几乎翻倍，2019年至2020年相关报道中，埃默里大学里的耶克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有3000只猴子、加州中心至少有5000只猴子、俄勒冈中心有5000只猴子、华盛顿大学中心还是5000只猴子，以此推算，美国这些机构中应该有猴子3万只以上。《自然》杂志说，根据监管如何使用实验动物的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科学家用于研究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总数增加了22%。
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将黑猩猩汉姆（Ham）1961年发射升空，将其绑在座位上。
Ham是美国太空探索中幸运返回地球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不幸的是死于美国太空飞行的灵长类动物至少达上千只。201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中心将关押的27只实验猴子杀死。据称，这些猴子大部分在实验中感染病毒,。这引发了动保组织的抗议。那么猴子的消耗量又如何呢？《自然》杂志说，2017年，美国研究人员共使用了75825个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做实验，其中大多数是恒河猴。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对于非流行病研究，一只实验用猴是可以多次使用的，研究人员经常从一只猴子身上收集数百份标本，这些组织可以冷冻数年，并进行长期研究；其二，实际上，新冠疫情后，由于疫情防控和集中研究资源的要求，大量非新冠研究领域的猴子并没有被按原计划使用，波特兰的Business Journal在2020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当年第一季度，为了新的研究项目，俄勒冈州国家灵长类动物中心本来要使用30只实验用猴，但实际上只用了2只。
从中国方面信息看，国际实验猴需求回暖、出口运输渠道打通也是开始于2016年，广西作为中国最大的实验猴存栏和出口省份，实验猴出口量大幅增长，全年共出口11239只，约占全国出口量的60%以上。国内媒体报道曾报道，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灵长类实验动物检测专家盘宝进介绍，全世界每年对实验猴的需求量超过10万只，广西现有实验猴养殖场10多家、存栏量10多万只。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实验猴90%控制在私营企业手中，这些动物的价格早在2019年下半年，即特朗普实施对实验猴进口的惩罚性关税后变开始上涨，到了2020年1月中国暂时停止野生动物交易时，国内猴子繁殖饲养企业已有的大部分2岁左右的优质实验猴，基本已被国外跨国公司采购输入美国，或是提前预订、或是高价收购。用中美各自公开的出口和进口数字比对计算，可以判断，美国2019年应该从中国进口了大约2万多只猴子，但美国正常年份的实验猴子消耗量可能是这一数字的3倍以上。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前期并没有使用多少猴子做实验，后期可能使用量显著增加，但以美国7大中心的库存，绝对不可能供给不过来。如果真的存在实验用猴“一猴难求”的局面，恐怕要去美国的中间商和7大研究中心找答案。
图/2019年，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克隆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科研用猴供应国。
为什么要炒“用猴荒”？NIH每年为动物实验支出的年度预算大约为120亿美元，猴子占预算的30%
仔细看近年实验猴的情况就会发现，2016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6年后，美国8大研究中心变7大中心，每个中心的实验猴存栏数字猛增，用于研究的试验猴数量也显著增长，从中国进口的生意也蓬勃发展起来。那么为什么是2016年呢？因为那年恰好是这些研究中心向NIH申请研究经费的时候，此类预算以5年为一个周期，包括每年拨付的与大学合作的基本款项，另外还有一笔年度日常运营费，这也就意味着2021年又是一个申报年。了解这一情况，再去看《纽约时报》的文章，字里行间恐怕就能看出两个字：给钱。
图/杜兰中心实验室的副主任斯基普·博姆（Skip Bohm）一直在推动建立战略猴子保护区。
图/杜兰灵长类动物中心的区域生物遏制实验室。杜兰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副主任兼首席兽医官斯基普·鲍姆(Skip Bohm)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大约10年前，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主管们开始就战略性猴子储备展开讨论，但是由于建立育种计划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所以从未建立起这种储备。他说：“我们的想法有点像战略石油储备，我们在一些地方存放着大量的燃料，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动用。”
问题在于，石油储备的维护费用可比活着的猴子储备贵多了。三个数字可以比较一下，NIH每年为动物实验支出的年度预算大约为120亿美元，猴子只占美国生物医学研究中使用的动物的0.5%，一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每年的预算大概为5亿美元，也就是说7大中心就花掉了NIH动物实验预算的30%。不仅是性价比的问题，大量动物保护组织还在不断呼吁关闭这些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特别是有计划升级为三级生物实验室的加州中心，一方面这些中心中猴子遭虐待和非正常死亡的事故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并不希望在附近出现一家让猴子感染新冠病毒并有可能出现泄漏事故的机构。根据2017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认为使用动物做医学检验不道德的美国人比例达到了新高，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有44%认为这是“道德错误的”，2001年时这一比例只有26%。来自洛杉矶的美国联邦众议员Lucille Roybal-Allard专门揪着这个问题，她几乎在每个财年的预算案中都要加入内容，要求削减NIH动物实验拨款，把这笔钱用于其它替代性的研究方式上。面对这种压力，中国自然是完美的甩锅对象。
实际上，在当今美国，只要是想要政府拨款和补贴，拿出中国威胁当借口，马上就会挑动起一群议员的敏感神经，从五角大楼到要破产的稀土矿主，都是这个套路。想想看，“用猴荒”、中国限制出口、影响新冠药物研发、战略储备规划，这几个概念放在一起，媒体反复报道，指向再明确不过了，下一步国会就可以开秘密听证会，会上不妨再对中国可能利用猴子展开生物武器实验和研究表示一下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