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
这位大使在文章中夸赞英国媒体对舆论监督所发挥的作用，以此对比中国媒体的有限作用。我要说的是，英美与中国施行不同的政治体制，媒体的作用是我们各自体制的一部分，并与之相适应。中西媒体不应进行技术层面的简单对比，要比的话，应该对比双方媒体对各自社会前进所提供的建设性。
中国最近几十年进步很快，这当中肯定有舆论做出的贡献。英美的同期发展出了一些问题，这当中肯定也有他们媒体的责任。中西媒体谁尽责更好一些，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比如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吴若兰大使也承认，中国媒体当时发挥了作用，但她认为那些作用“有限”。我的评价与她不同，中国媒体对疫情的报道不像英美媒体那样铺天盖地，但那些报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实际作用，包括互联网的参与，都对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调整，并且快速形成坚决的抗疫路线贡献了合力的一部分。
反观英美，报道很多，一些话说得也很重，但起到实际作用了吗？特朗普一路都在蔑视媒体的批评，哪里存在实际而有效的舆论监督？结果是，美国和英国的抗疫都一塌糊涂，中国则迅速形成抗疫的决定性成果，中西哪一边更重视也更尊重舆论的呼声呢？哪一边的实际政策与舆论的意愿更有一致性呢？
我本人不认为西方驻华记者都是“极端反华人士”，我理解他们夹在自己看到的现实和西方整体对华态度之间，有他们的不容易。同时我要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整体上没有为沟通中西扮演积极的角色，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们为中西之间认知鸿沟的加深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这些驻华记者身在中国，这里有很多事情与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他们可以也应该感受到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他们完全可以了解到中国以及中共都远不是西方贴的标签那样简单。中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而且不管西方喜不喜欢，这个逻辑支持了中国的发展和前进，因此对它进行粗暴的根本性抹黑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甚至是荒谬的。
▲BBC纪录片《重返湖北》视频截图
然而西方驻华记者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不断加剧的标签化认知。我认为他们至少表现出了集体的怯懦，不敢向西方阐释复杂中国的真相。不排除其中有一些人的确对中国怀有恶意，站在了西方对中国近年发展羡慕嫉妒恨乃至敌意的前沿位置。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整体报道无疑形成了宏观偏颇甚至虚假，推动形成了中国是西方面对的“第二个苏联”这一巨大的谎言。
当然，这不全是驻华记者的错，他们只是西方对华舆论的前沿触角。他们本应为打破对中国的标签化认识有所作为，他们没能那样做，除了有他们个人的原因外，恰恰说明了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政治限定的，那些驻华记者跳不出西方政治给他们画的边界。
西方的舆论体系是在西方政治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与西方政治体制可以说是量体裁衣的关系。所有现代媒体工具都是西方发明的，中国引进了它们，但注定会对它们的功能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只能在西方的各种指责声中不断摸索前行，这是相当不易的过程。而这种不易也是中国探索国家道路殊为不易的缩影。中国有自己的骄傲，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个大国从落后快速走向繁荣的奇迹。我们一直带着谦虚的目光观察外部世界，今后也是一样。但我觉得西方不以中国应当遵循的榜样自居，这是他们应有的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