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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定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朱信荣（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已超一月，其外交事务团队也已出炉。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多个公开场合都在强调对华政策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尤为重视。正因如此，拜登的对华决策团队，相较于前任政府，拥有更多熟悉中国问题的专业人士。
近期，两位“80后”中国问题学者格维茨（Julian Gewirtz）与杜如松（Rush Doshi），同时加入白宫国安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此事引起舆论关注。他们加入拜登团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有何影响？
他们的背后都有老一辈“中国通”
杜如松与格维茨皆是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不过，相较于他们的学者前辈，杜如松和格维茨作为更年轻的美国“中国通”，在对中方的认知上已经产生了一定差别，因而对中国的判断也不同于老一辈。
年轻一代没有老一辈学者所经历的历史背景，因而对于中国的感受已完全不同。
美国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成长、接受教育、参与工作，因此中国于世界的角色在他们的眼中有所变化，有属于敌对阵营的时刻，也有处于友好合作的时期，而他们也基本见证了中国从曾经积贫积弱的状况，通过改革开放快速成长的这一全过程。
如格维茨的父亲、中国法律问题专家葛维宝（Paul Gewirtz）就曾参与过上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由双方元首发起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担任美方的特别代表，与中方就法律领域展开诸多合作交流；如杜如松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江忆恩（Alastair Ian Johnston）属于美国学界最早开始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人物，反对所谓美国对华“接触失败”的说法，认为中美和平共处更为重要。
但是，对于在20世纪末成长起来的杜如松和格维茨等年轻一代，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则是处于经济快速腾飞、国力迅速增长、逐渐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的阶段，因此，他们不再具备如老一辈对中国的相对较温和的印象，而是以美国的竞争者、挑战者的视角看待中国。
同时，诸如杜如松与格维茨这样的年轻学者，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对现代中国社会有着更全面的认识，与老一辈有着区别。
如格维茨在2017年出版的专著《不可能的伙伴》就专门探讨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决策官员、经济学界与西方经济学者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来自年轻学者有关现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此类研究文献正在增加。
而杜如松则承续了江忆恩的研究，继续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但同时更为关注中国目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的进展，将更多可能的因素结合到他的战略研究中。
中国进入21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格维茨、杜如松等人对中国的观察研究，又提供了不同于老一辈人的新视角，这使得他们会更加基于当前的中国，而不单纯是历史经验中的中国，来进行判断分析。
他们不倾向于对华采取冒进的强硬手段
以杜如松和格维茨为代表的新一代知华派，在拥有与老一辈不同的认知背景下，也将对中国有不同的战略判断。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可能调整的方向。
他们更关心中美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因此不倾向于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冒进的强硬手段。2021年初与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杜如松就提出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挑战时，应该优先考虑代价低且具有不对称性的措施，也应灵活地根据不同议题组建盟友团体。
杜如松在2019年于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评论中也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变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因此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也需要提出对等的长期战略。
格维茨在国际协作上观点与杜如松相似，崇尚多边主义，主张美国应与其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配合实施战略，同时格维茨还认为美国应尽快控制国内疫情，并且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如此才能获得与中国竞争的优势。
对长线问题的关注，使得格维茨和杜如松等知华派，在中美关系上持更为理性务实的判断。
年轻一代知华派更关注新兴技术领域
同时，他们关心中美关系中的新领域问题，特别是科技。
格维茨希望美国能更有效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挑战，充分利用政府措施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他关心中美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问题，主张要设立专门负责科技问题的国家委员会处理这一事务，也主张中美之间在科技问题上要进行更多磋商。
而杜如松在2020年7月参加的一场参议院专题研讨会上，则详细分析了中国当前在中美技术竞争所处的位置和观点，并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全面排查美国的供应链和产业状况，制订专项战略维护供应链自主和稳定，增加研发投入，吸引科技人才移居美国等措施。
由此可见，年轻一代知华派的重点已经不再是过往传统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转向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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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如松2020年与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美国如果希望恢复全球领导力，就应该尽快与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达成合作，共同开发疫苗，或者共享信息，进行舆论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如果中美能够在公共卫生领域实现合作，也就更有利于双方在气候变化等更多领域达成共识。
格维茨也关心双方的合作问题，他认为中美在气候变化、疫情治理和核不扩散这些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因此应该进行积极合作，透过谈判建立高效的合作机制来进行危机管控，以防止两国关系继续向全面对抗的方向下滑。
尽管杜如松与格维茨都将焦点放在中美的战略竞争上，他们也依然坚持认为中美可以在一些领域和事务上达成合作，新一代知华派对此仍有较为理性克制的观点。
年轻一代涉足实际政策工作才起步
尽管杜如松和格维茨代表美国的新一代知华派入主拜登政府，参与对华决策，但他们毕竟都是长期在学术或政策研究领域工作的学者，虽然与民主党决策圈关系密切，但缺乏政府工作经历。
目前，他们进入拜登政府，也要跟随较他们更为资深的官员参与实际政策规划。这些资深官员包括他们两人在国安会的共同上司，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杜如松在政策研究工作方面的重要引荐人与导师坎贝尔，以及已经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工作多时、现领导国安会的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因此，对于格维茨和杜如松，涉足实际的政策工作仅仅才起步。
不过，从他们当前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和主张上看，已经能够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部分迹象。
“80后”知华派进入华府决策圈，至少意味着美国对华决策中，在认识方面的变化，这种量变在中长期来看，可能就会引致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的质变。
不过在此之前，格维茨和杜如松们，仍然需要与华府政治精英，与美国的中国问题学界，与中方的决策者和知识界，共同接受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多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