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为了给这一榜单的发布制造舆论关注，该组织特意将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清廉”与当地防疫工作的“好坏”进行了挂钩，即一个国家或地区越腐败，就越会伤害到其公共卫生系统，导致防疫工作的失败。
可尴尬的是，该组织的这套逻辑及其发布的榜单，却很难在事实面前“自圆其说”。
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全球防疫工作出色的中国，在这份榜单中竟然只排到了与所罗门群岛、巴林和科威特并列第78名的位置上。
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严重失当、胡搞群体免疫，导致民众在去年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创下该国历史记录的瑞典，却排在了榜单第三名的位置。感染人数超300万、死亡人数超10万的英国排在了第11。
就连全球防疫工作做得最差、遭到“透明国际”点名批评并用以证明其“一个国家越腐败，防疫工作就越差”这一论调的美国，也仍然排在了这份榜单的第25位。
对于这一矛盾的现象，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得分和排名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透明国际”人员构成、价值理念、运作资金以及指数的数据来源均有浓厚的西方背景，该项评价仍不能客观反映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
过勇认为，“清廉印象指数”难以避免地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即便美国等存在非常严重的腐败，透明国际依然给予较高排名，没做到客观公正”。西方制度性腐败突出，美西方资本家在选举时为政客提供政治献金，在政策制定中通过游说集团施加影响，在新政府中谋得要职参与政策执行，政商两界通过“旋转门”达到利益交织，法律允许利益交换，将腐败行为合法化。“例如2020年，特朗普接连免去4位联邦机构监察长。监察长主要履行内部监督和反腐败职责，有关监察长被解职均由于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高层受到监察长调查。这种行为是为逃避腐败调查而滥用权力。”
过勇还同样以应对新冠疫情为例提到，2020年中国在应对疫情与反腐败方面进一步体现出制度优势。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对抗疫物资及款项管理使用的监督，严肃查处相关腐败案件，成为疫情发生以来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反观西方，治理问题频发，与疫情相关的腐败、渎职和滥用资金丑闻迭出。例如美国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多名共和党议员的家族成员，涉嫌从政府疫情纾困计划中大肆获利；加拿大高层涉嫌收受贿赂、不经竞标直接将疫情期间义工补助项目交予同其私人关系密切的慈善组织；英国政府已公开的1200份政府抗疫医疗资源采购合同中，约一半资金流向英国政界人士亲友经营的公司。”
“透明国际”中国会员组织理事、湖南大学教授袁柏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清廉印象指数”要算出最后得分，需经过选择数据源、将数据源标准化到0-100的范围、计算平均值和报告不确定性的度量等步骤。具体数据源包括“民主项目”（由瑞典哥德堡大学等发布）、“世界竞争力报告”（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贝塔斯曼转型指数”（由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等。
但他也承认“清廉印象指数”从数据源到计算方法及其影响，在国际上都存在争议。“比如该指数多个数据源中，调查群体为企业高管、专家等精英群体，而不是普通民众，多为外部调查而非受评测国家民众的感知；计算方法上将数据源简单平均导致评价结果的系统误差，等等。而且，还有更多涉及腐败是否可以被量化评价等更具理论性的问题。”
比如，在此次的榜单中，有84%的中国受访者就认为政府在反腐败方面成效显著，83%认为本国反腐败机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参评国家和地区之中名列前茅，但这却未能令中国在榜单上的排名得到更真实的体现。
不过，即便对中国存在偏见，该榜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进步，近些年中国在其榜单上的得分和排名整体还是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图为中国前年和去年在该榜单上的变化）
过勇也认为，这一趋势与中国在反腐败领域取得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动反腐败事业密不可分，令国际社会及相关组织不得不正视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就。
他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焦反腐败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形成了更为严密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打虎’‘拍蝇’‘猎狐’，在一体推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反腐败的成效自有人民公正评价，‘透明国际’应该审视自己的指数。”过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