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普京的政权似乎比以往更加坚不可摧。前线的第一次失败和西方制裁的冲击已经成为过去时。军队正在推进，石油仍在销售，而政府战争支出的慷慨确保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的忠诚。俄罗斯的一切——从军工综合体到中小学校——似乎都成功地适应了新的军事现实。克里姆林宫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与乌克兰和西方作战。即使是最近的“克罗库斯恐袭案”也不会让它反思所选择的道路。
俄罗斯在适应战争方面的成功确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然而，俄罗斯的国家机器中有一个东西，它运转得越流畅，事情就越糟糕。这就是决策系统。政权并没有从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任何经验教训，相反，它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让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只执行他的愿望，甚至是预测他的愿望。这种制度设计有时候不需要任何敌人就可以把一切成就归零。
戈尔巴乔夫的教训
俄罗斯最优秀的专家之一斯蒂芬·科特金曾经指出，西方完全无法预测苏联的解体。也就是说，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该国也没有任何解体的迹象。相反，苏联几乎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结构，但它却在某个时候突然崩溃了。因为解体的倾向是从最高层开始的，而听话的国家机器盲目地执行了上面的意志。
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今天的俄罗斯。拿普京和戈尔巴乔夫作比较似乎是不敬的，但两人在某些方面确实是相像的。他们在愿望、性格和价值体系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有两个重要的相似之处。第一是把自己的个人优先事项强加给国家机器。第二是事件失控时，他们变得反应迟缓。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像斯大林那样运用权力，苏联保守派就永远不会接受改革、公开化和民主化。因此，戈尔巴乔夫使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习惯了无条件执行上峰命令的官僚们顺从地开始实施改革，直到改革摧毁了对他们来说无比熟悉的苏联制度。
当然，普京总统不会引导俄罗斯走向民主化或公开化。但他也以类似的方式利用自己的巨大权力，将俄罗斯拖入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甚至是安全会议大多数成员都反对的，更不用说更广泛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了。然后，事态发展进入了自己的逻辑。
在战争的加持下，普京迫使国家机构和企业牺牲先前的权利、成就和计划，开始建设一个符合他个人梦想的“新俄罗斯”。这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所有参与者的主要任务——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和实现总统的愿望。
最近发生在克罗库斯的恐怖袭击，尽管规模空前，也不太可能让俄罗斯安全部队陷入困境。相反，当普京要求用“乌克兰阴谋”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谁会反对他，疯了吗？很自然，所有的力量都被投入到打击普京所认定的恐怖分子的斗争中，而不是对付“伊斯兰国”。这肯定会影响对恐怖袭击的调查，并为遭受下一次恐怖袭击留下隐患。
其他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政府经济集团的某些单位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形成漂亮的报表，以取悦总统。因此，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的同时，补贴贷款和政府支出也大大增加。出口禁运有时实施，有时取消，有时再次实施，这取决于向总统汇告的结果。
临时行政决定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永久性的，甚至是非市场化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让总统失望。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混乱的财产再分配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资产非法地从A转移到B的过程视而不见。经济当局过去的能力逐渐消减，可能最终消失。如果总统突然说战争时期需要更严格的经济管理，谁敢说不呢？
拖延造成问题
然而，总统的犹豫不决有时更具破坏性。这也让普京看起来像戈尔巴乔夫。在某个时候，他对他所发起的变革的规模感到震惊，以至于他陷入了拖延，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未能向国家提出任何行动方案。
在无休止的国内和国际巡回演讲中，戈尔巴乔夫让苏联适应了新的现实。在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苏联国家机器在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再也找不到比崩溃更好的选择，这一选择最终消除了积累的问题和不确定性。
现代俄罗斯在适应新的军事现实方面也存在问题，而造成这一现实的普京并不急于提供详细的指示。结果，系统的不同部分要么陷入停顿，要么开始自己想出办法，这些办法有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例如，反对普京政权的最大规模的武装抗议——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叛乱——正是为了在新的现实中生存。多年来，瓦格纳雇佣兵与正规军和平共处，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然而，这场战争使双方陷入了直接冲突，从而引发了一场豪赌。
叛乱者的目标非常有限，与反对普京政权扯不上关系。然而，他们差点摧毁了政权，其实他们只是试图适应新的形势。
同样，克里姆林宫没有人向达吉斯坦当局说明如何在军事现实中工作。因此，当去年10月一群暴徒袭击马哈奇卡拉国际机场寻找犹太人时，当局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袖手旁观。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伊朗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想想地方当局应该如何应对反犹大暴乱？最好是等待中央的指示。就在这段等待时间里，人群得以冲进机场施暴。
最近发生的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类似的。之前美国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分享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信息。但是，战争正在进行中，总统公开称这一信息为“敲诈”，谁还敢用它？在这种情况下，谁对此表现出可疑的热情，就很容易被解释为与美国人合作，这可比袖手旁观更危险，即使是付出几十、几百人的生命代价。
结果证明，威胁俄罗斯政府的完全不是反对派。俄罗斯的反普京力量是软弱和混乱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政府的三大冲击不是由反普京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普京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在这方面，今天的俄罗斯也类似于苏联，当时的不同政见者没有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几乎在苏联解体时还处在克格勃的严密控制之下。
最后的时间表
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就像当年苏联一样，不得不匆忙而混乱地适应克里姆林宫突然强加给它的新现实。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导致了新体制的建立，那么普京的改革只会使这个体系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其结果是，态度、评价甚至个人健康状况成为决策的唯一因素。
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原则上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两年前入侵乌克兰正是一个人的错误决定。但它肯定不是最后一个错误决定。
此外，在今天的俄罗斯，解决方案的唯一制定者年事已高，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被个人的时间框架所限定。
普京沉迷于历史，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已经比绝大多数俄罗斯统治者执政的时间更长了。他已经让勃列日涅夫和许多皇帝落在身后。几年后他将超越斯大林和尼古拉一世，九年后他将超过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自“伊凡雷帝”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统治者。
不仅如此，71岁的普京肯定知道他诸多前任去世时的年龄：叶利钦76岁，勃列日涅夫75岁，赫鲁晓夫77岁，斯大林74岁。唯一的例外是戈尔巴乔夫，他活了90多岁，但他执政的时间不长。
所有这些都为普京描绘了五到六年积极执政的前景，在这段时间里，他应该有时间完成所有计划。五到六年的时间，他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预先决定很多事，但对其他人来说是看不见的。当俄罗斯突然采取不可预测和非理性的行动时，这可能会引起危险的看法分歧。
上世纪70年代，伊朗国王不顾后果地向伊朗注入大量石油资金，因为他希望在自己死于癌症前看到伊朗实现现代化。但这种慷慨非但没有加速现代化，反而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同样，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末认为，如果与英国的战争不可避免，最好在他50岁之前就开始战争，而不是等到他年老体弱之时。
我们无法猜测普京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但在执政20多年后突然决定入侵乌克兰表明，这张时间表肯定存在，而且有设定好的时限。
因此，今天的俄罗斯在其稳定性上与苏联相似。客观上，一切都是可靠的，没有严重的威胁，当局控制着局势。但系统随时都可能开始崩溃，因为该系统的主要威胁源自它的结构——它可以在没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发生自我崩溃。
原文题目：Хрупкая неуязвимость Кремля.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всегда на грани коллапса
原文出处：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2229
编译：王建平（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