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农村,社保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是不愿意缴纳的!”


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立法大讨论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这是一位90后外卖小哥在会上的发言。


所谓“新就业形态”,通俗的理解就是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人员等在内的劳动者,他们多数属于灵活就业者。


这场讨论会非常难得,其最大亮点在于,邀请了一线从业人员参与讨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发声。


这位外卖小哥虽心直口快,但也有理性经济人的一面:


我了解到,如果缴社保,每个月我个人要出700元,这700元相当于我要送100个订单。这700元我寄回老家,给我女儿买点玩具不好吗?而且我在老家已经缴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社保的意义就是,等我老了会有保障,但是我不一定会在大城市待多少年,而社保能退吗?退不了!


在这次会上,一位外卖平台代理商也表示:“我身边有几百个骑手,我和他们聊过,85%以上都不愿意缴社保。”


很快,这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大讨论就冲上了热搜。



事实上,不只是外卖、网约车、快递等行业,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


据2020年发布的《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对象中不缴社保的占比51.3%,缴了公积金的仅有17.4%。


当这场讨论会以#90后外卖小哥称不愿缴纳社保#的词条冲上热搜后,一层“苦情滤镜”之下的窗户纸骤然被揭开了。


关于新就业群体的生存境况,长久以来都深陷于某种“中产凝视”:外卖骑手(灵活就业者)孜孜以求固定工作而不果,被迫选择灵活就业;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难以自拔;外卖小哥苦无社保久矣,求之而不得……


尤其是“外卖小哥苦无社保久矣”,几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各种带有“中产凝视”的个人或群体急不可耐、如坐针毡地为此发声,自以为拥有天然的正义,自以为他们代表了外卖骑手的呼声。


直到外卖小哥在这次讨论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新就业群体的真实声音登上了热搜,很多人恐怕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原来他们对社保有自己的想法。


一位来自行业协会的参会者,对小哥的发声,就颇有感触地说: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一些我们自己认为你们需要的东西,但你们可能感受不深,今天就特别好,我们听到了你们真实的声音,听到了你们真实的需要。


荒诞背后,原因也不复杂。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听取骑手和灵活就业者的内心诉求,只是凭着“我觉得应该如此”的自以为是,以及书本上的一些条条框框,而无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特殊性,以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何不食肉糜者”。



外卖骑手为什么不想交社保?应当看到,社保制度设立之初,并没有面临新就业形态风起云涌的时势,社保制度和外卖骑手等群体的需求本来就处于错位。


或许有人说,那之前有农民工啊,但他们忘了,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集体认知水平的影响下,社保制度并没有充分考量农民工作为社保参保群体的可能性。


说白了,现行社保制度就是基于传统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诉求而设计的。


从上述讨论会的发声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


其一,现行社保设计与灵活就业并不十分相容。养老金有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医保甚至长达25~30年。且不说相当一部分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已人过中年甚至年近五十,本身就不可能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即使是那些90后骑手,也面临着何时不干了回老家等不确定性问题,15年在不确定性面前是一个过于漫长的人生计划。


很多人往往忽视的是,灵活就业天然具有流动性特征,虽说有社保跨省迁徙,但其程序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顺滑,转移的过程常常意味着一部分缴纳金额的损失,而且各地区缴费水平与享受金额不一,新就业群体很可能面临“缴发达城市的高额社保,拿老家的中低额养老金”的窘境。


其二,大多数青壮年劳动者最需要的是医保和工伤,但目前的五险一金必须捆绑缴纳,这意味着劳动者缴纳医保和工伤,还要为自己不需要的其他项目付费。


比如在有的一线城市,目前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已经达到六七千元,这意味着缴满五险需要支付2000多元,就算是有公司给交一部分,劳动者也要付近千元,对于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灵活就业者来说未免过高。


其三,社保纵有千般好,终究是面向几十年的储蓄或保障,从本质上是一种“延迟满足”。可以说,中产及以上群体有足够的收入“冗余”以参保面向未来,而灵活就业者因为其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倾向于保障当下生活的需求。


对此,批评灵活就业者只顾眼前利益,可能过于轻浮了。



如何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保之惑?


这里需要重视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无论新就业群体对社保有多少想法,人终究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这符合劳动者、用户、平台、监管方,乃至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目前看来,各方对此都达成了基本共识。


第二,任何社保上的制度演进都必须基于新就业群体的真实诉求,而不是舆论的自以为是。如何改,怎么改,改进的幅度,充分改进之前是否暂时不交社保,都要符合这个大原则。


这是一个庞大与繁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时间,我相信没有任何人短时间内可以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针对新就业群体的痛点,切实的点滴之功大于口头上的狂飙突进。


需要强调的是,外卖骑手并非是毫无社会保障,他们只是需要更大的空间去选择适合自己经济状况的保障。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选择的“新农合+职伤险”的保障组合,已经体现出未来社保制度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


根据外卖行业相关调研,目前超过9成骑手在老家购买了新农合,也就是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这种保险的费用远低于职工医保,每年只要缴纳三四百元,但待遇跟职工医保相差不大,因此成为绝大多数骑手的选择。


此外,2022年7月,人社部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相当于是面向外卖骑手的工伤保险,保费由外卖平台全额承担,保障待遇基本对标现有的职工工伤保险。人社部数据显示,目前职伤险已经覆盖731万人,支付待遇4.9亿元。


新农合费用低,职伤险完全免费,也就是说,现在外卖骑手已经可以通过支付远低于普通职工的保费,来获得基本对标普通职工的医疗和工伤保障。这种“按需参保”的方式,比起捆绑缴纳五险一金,无疑更适合职业流动性更强的灵活就业者。


还需要看到,如果是捆绑缴纳五险一金,无论是平台和劳动者共同支付还是劳动者单独支付,都势必会对骑手目前可观的收入水平造成影响,乃至动摇目前外卖行业生态各方利益均衡,从而压缩市场规模和就业机会。


与其一定要把骑手的饭碗和五险一金对立起来,不如给骑手更大的空间,让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保障。


比如,可以进一步优化新农合的参保和待遇支付机制,允许劳动者在工作地参保,简化异地报销流程,并在不大幅提高保费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报销范围。


对于职伤险而言,目前当务之急是把更多职业和平台纳入试点范围。如卡车司机、快递员、家政工等,这些职业出现的时间比外卖员更早,工伤风险也不亚于送外卖,仅仅是因为没有外卖员自带的高关注度,其保障情况长期得不到重视,他们是职伤险下阶段试点需要重点覆盖的人群。


事实上,在社保之外,新就业群体面临着一些更有关他们利益的挑战,但这些议题或许缺乏话题性,难以引起关注,反而被社会忽视了。


比如,蓝领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年限问题。很多60岁以上的农民工,仍然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家庭现实压力,但往往面临着被清退的命运。


再比如,灵活就业者其实更介意收入问题。他们的很多现实无奈,并非是缺乏社保造成的,而是收入水平造成的。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这当然需要平台企业的主观努力,但更有赖于平台企业经营状况及盈利水平的全面提升。


这其中另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从网民到用户,中国社会对劳动力的价值存在低估的倾向。


在这方面,快递员和货运司机等职业面对的问题尤其严峻,网购用户对“免运费”等互联网服务充满执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快递从业者收入的提升。这些问题都长期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对外卖员的关注远高于其他职业,才一直处于舆论盲区。


舆论对于外卖小哥生存境况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观念上的整体进步,毕竟,灵活就业群体的人数已超两亿。


但这种关注尤其应当警惕“苦情滤镜”与“中产凝视”,倾听灵活就业者的真实诉求,将他们作为理性经济人来看待,尊重他们的保障选择。


同时,公众的注意力是稀缺的,当外卖骑手成为“流量密码”后,社会对其他灵活就业者的关注度自然就会下降,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困境,他们同样需要被注意到。


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我们的社保制度需要更包容,我们的社会也需要打破信息茧房,少一点自我感动,多一些独立思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艾川,编辑:冰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