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区法官 Lewis Kaplan 评价道。
上周，美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以下简称「SBF」）因涉嫌串谋诈骗、洗钱等七项罪名被判 25 年监禁，没收 110 亿美元资产。
生于 1992 年的 SBF 被称为「币圈马斯克」，其创立的 FTX 在成立三年里估值一度飙升至 320 亿美元。
和 FTX 跃升速度同样快的，是 SBF 坠落的速度。
2022 年 11 月，加密币行业新闻网站「CoinDesk」曝光了同样由 SBF 创立的对冲基金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揭开了 FTX 存在 80 亿美元的漏洞。
仅仅在 9 天之后，FTX 正式宣布破产。数周后，SBF 在巴哈马群岛被捕。
SBF 另一重要标签则是「有效利他主义」，他会积极表达自己「富到流油，是为了能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人」，并以此为自身和 FTX 创建更可信的形象。
一切到了今天都已经崩塌。
比教科书更教科书的「创始人故事」
顶着一头蓬松的卷毛，穿着松身的 T 恤和短裤，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陷在巨大的豆袋沙发上睡觉。
SBF 满足了「硅谷天才少年」该有的要素：一定要「不在乎」个人形象；最好不用睡觉，就算睡觉也要在公司睡；当然，还要是白人男性。
红杉资本在一篇其官网已经删掉的文章里表示，当初在线上会议听 SBF 提案时就他们就已经迷上了这个年轻人。
后来，当他们发现 SBF 居然是在一边打《英雄联盟》一边「应付」提问时，他们就更爱他了。
29 岁登上《财富》杂志封面
比其他人更优越的，在于 SBF 的父母还要在硅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当法学教授 —— 斯坦福大学，Google、Cisco、雅虎、PayPal 等传奇科技公司的诞生地。
在斯坦福校园里一座小平房里长大的 SBF，从小接触的都是法学院的教授学生，同时也有社会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
SBF 的父母 Barbara Fried 和 Joseph Bankman 会告诉《纽约客》，他们很早就发现自己的孩子渴望被平等对待。在餐桌上，怎样才算践行有道德的生活是一个长期话题。
在一次常规的周日聚餐里，两人的法学院教授朋友 Larry Kramer 在和 SBF 以及他弟弟讨论社会议题时，说出了一句「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啦」。
事后，Bankman 把他拉到一边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大人一样被对待。」
SBF 从小就对数学和功利主义感兴趣，后者同样也是其父母坚信的理论 —— 为尽可能多的人做好事。
SBF 父母
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物理时，他遇到了那个能帮助他将自己喜欢的数学和功利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人 Will MacAskill。
在发展中国家，人命仍不合理地廉价。
2000 美元就能救一条人命，100 万美元就能救 500 人，10 亿美元就能救 50 万人。
「有效利他主义」联合创始人 MacAskill 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要将自己可做善事的效果最大化，那他可以去尽可能多地赚钱，然后把这些钱捐出去做好事 —— 也就是「赚钱去捐（earn to give）」。
对，这听起来很合理。
这番分享不但帮助 SBF 找到人生方向，MacAskill 还建议他到对冲基金公司简街资本（Jane Street Capital）实习，学会了股票买卖，也为未来创立 FTX 打下了基础。
崩塌的开始
FTX 广告：我在加密币行业，是因为我想做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善事
2017 年，SBF 在简街资本的工作非常出色，是那种其他同事都会来围观他操作学习的类型。
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 50% 的收入捐给慈善机构，其中大头去了「有效利他主义中心」和「80000 小时」，两家都是推动「赚钱去捐」运动的机构。
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太保守了。
显然，我在乎影响力。
影响力指的是最大化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几率。
SBF 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在他看来，要有更大影响力，他要选择风险更大但可以获得更多财富的路，既然到了最后钱都是要给出去帮助别人，那更没理由要害怕这个风险。
回到硅谷后，他开始研究加密币，发现比特币在不同交易所上存在差价，于是开始做套利交易 —— 在低价平台买入，在高价平台卖出。
这一年，SBF 和大学朋友们合作创立了对冲基金公司 Alameda Research，抓住了传统银行不愿意给加密行业借钱的机遇，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做到了行业头部。
2019 年，SBF 在父亲建议下，选择把基金搬到巴哈马群岛，并成立了 FTX，开始自己做加密币交易平台。
他用自持 Alameda 之利，在 FTX 上进行大量交易，为新创的交易平台提高声誉，同时也可能在私下给 Alameda 额外信息。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曾控诉 FTX 为 Alameda 提供「不公平优势」。这一说法后来被 SBF 驳回。
后来人们得知，两家公司的关系可不止于此。
2022 年 12 月，SBF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早期因加密币交易管理很严格，FTX 一度没有自己的银行账号，客户在想入账 FTX 时只能先把钱转给 Alameda，然后他们的 FTX 上就会有钱。
SBF 辩解说，因为财务没做好，不是所有款项都有从 Alameda 转到 FTX，久而久之，账目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 2023 年持续进行的庭审中，Alameda 前 CEO Caroline Ellison 的证词显示，SBF 并不是自己口中所说的不知情。
FTX 首席工程师表示，早在 2020 年，SBF 就知道 FTX 有更改平台代码，让 Alameda 可以近乎无限从 FTX 借款。而且这钱用的还不是 FTX 自己的储备，而是其他客户的存款。
然而，在过去 10 个月里，SBF 依然试图在法庭上将责任推卸到前员工、律师和竞争对手身上，坚持自己犯的错只是「粗心大意」，而非「刻意为之」。
虽然 SBF 的律师已经表示会上诉，但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要坐牢的事实了：
说到底，我生命里能有用的日子估计现在已经结束了。
打破滤镜
随着 SBF 这个标志性人物的倒台，「有效利他主义」也受到更多质疑。AI 初创公司 Cohere 的 CEO Aidan Gomez 曾这样评论：
当人们开始真的相信他们是如此独特，甚至有资格造福并拯救全人类时，他们往往会为此采取极端行动。
也有学者认为，有效利他主义的世俗性和长期性会得出一些「奇怪结论」，如认为把未来的生存风险降低 0.0001% 比今天救 10 亿人更重要，但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几十年，更不用说几千年会发生什么：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并没有约束其创立者对慈善活动的控制，还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工具，让世界为他们愤世嫉俗的志向和疯狂的执念服务。
更常见的，是宣传要「拯救世界」的名人们以不透明的方式用手里的钱给自己搭奢侈的生活。FTX 破产文档指出，该公司大概花了 2.5 亿美元在巴哈马买了 35 个物业，用私人飞机把亚马逊快递从迈亚密运到巴哈马给员工们。
FTX 也有做社会项目，譬如支持芝加哥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项目，以及赞助南加州的心理健康项目，但同时也有给 SBF 父母工作的地方，斯坦福大学捐赠了 550 万美元，以支持两人的职业发展。案件爆发后，斯坦福宣布会把这些钱退回去。
不过，SBF 的父母也帮助了 FTX 不少。据说当初红杉投资 FTX 时其实还是有犹豫，SBF 父母身为斯坦福法学教授的身份不仅更「好看」，而且在两人好友，一位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现任斯坦福教师也给红杉打了通电话，表达了自己对 FTX 合规前景的信心，融资才最后落实。
在《纽约时报》经济记者 Peter Goodman 看来，人们对亿万富翁的滤镜太重了：
我觉得亿万富翁内化了这一点：「看，我是个亿万富翁，因此我不仅擅长积累财富，而且我也是个好人。」
因为我们都很希望去相信，我们的社会是公平的，并且会奖励正确的事。
无论是 SBF、去年「笼斗挑战」事件显示出其幼稚的马斯克与扎克伯格，还是在「宫斗」中显现两面性的奥特曼，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是时候给亿万富翁祛魅了。
正如 Vox 高级记者 Whizy Kim 所言：
亿万富翁和其他人一样平凡，他们有一些优点，也有很多缺点，有时候能启发人让人感到振奋，但也经常让人很失望。
他们和我们不同在于，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在手上，这让他们有权力去做出超乎寻常的糟糕决定，会影响几百万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