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网名叫男巫,出生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10岁以后随爸妈到辽宁省沈阳市定居。因为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打针吃药,所以我想长大后学治病救人的知识,大学毅然选择了药学专业。毕业之后,我申请到日本东京大学读了硕士。读完硕士之后,我顺理成章地在日本药企工作。在那里工作的两年半期间,我的工作比较轻松,不像国内年轻人经常抱怨要加班,而且我的年薪大概有600万日元。在日本职场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下班也不担心被领导和同事呼叫。

虽说这样的日子也还不错,但我还是想回到国内,这是为什么呢?

(东京大学毕业典礼)

我网名叫男巫,199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爸妈为了我有一个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在我十岁那年全家搬到了辽宁省沈阳市。

爸妈带着我搬过去以后,一直在姥爷的工厂里做事,而我则一直在沈阳市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之后离开沈阳来到日本。

爸妈在厂里上班很忙,没多少时间管我,很多学习上的事情,他们也不是很懂。

但是他们百分百支持我在学习上做的任何决定,还好我算是一个自律好强的孩子,从来没有让爸妈为我在学习上操心。

学习上有问题,我都是自己想办法独立解决。比如,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在班上保持着前三的水平,如果我要上课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我都是自己去找老师和班级,爸妈只需给我付费就可以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学得不是很好,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家教,爸妈也不过问,我决定就好。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吃牛排)

我看现在很多孩子做作业,家长都要坐在旁边监督,内心很是感慨。

高中毕业之后,我上了沈阳的一所药科大学。我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小我的身体素质不好,很想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保护自己;二是学习药科专业,以后考研不用学数学。

别的大学一般都是四年,而我所在的专业要学习五年。因为我们的教授都是留日回来的,日本制药业发达,我们继续深造也会选择日本。所以在校学习一年日语是必须的功课。

2017年6月大学毕业后,9月份我就来到了日本东京大学读硕士。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挺独立和坚强的人。但是我到了日本之后,还是经历了一些挫折和折磨。

(在瑞士与马特洪峰合影)

我一直在学习上挺自律和勤奋的,但是在生活中确实缺乏独立性,以前在沈阳读书,都是家人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只需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但是在日本读书,日常生活都需自己搞定,特别是工作之后找房租房搞卫生做饭等事情都需要自己独立完成。

我在日本变得更独立了,我想如果骨子里没有好强的个性,我很难在日本熬下去。因为我在日本读研究生,不仅学业负担很重,还遭受了教授严重的PUA。我差点毕业不了,因为此事,我还差点患了抑郁症,看了好几次心理医生。

很多人可能知道,在国外上大学不比国内,学生的作业一般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都需要查询大量的资料才能做出来。

我记得自己写的论文,经常受到教授的批评,不是这里不对就是那里不行,时常搞得我头大。

最让我崩溃的事情是两年半的研究生快结束时,教授居然不准备让我毕业。日本的教授和中国的教授一样,掌握着学生的毕业生杀大权。带我的教授有一点变态的是,他特别偏爱女生,压迫男生。男生做实验的量通常都是女生的四五倍。

我经常要熬夜做实验从晚上九点熬到凌晨的两三点。即使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教授还是不想让我毕业。

(在河口湖看红叶和富士山)

其实像教授不让学生毕业,或者延期毕业的情况也挺常见的,有很多学生熬不住会退学,或者不得已延期毕业。但我不同,我非常想准时毕业,因为我付出了很多钱,时间和精力,如果不能正常毕业,我会很不甘心。

但教授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想让我毕业。我了解教授的意图之后,有一段时间,感觉特抑郁和绝望。幸好,我的自救意识很强烈,主动咨询了心理医生,还问了周围的很多同学,看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最后,我决定把事情闹大。我把教授告到了学校的高层领导那里去,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让全校都知道教授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教授迫于学校和各方的压力,最终让我准时毕业了。

这种事情让我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也告诉了我一个真理:遇到不公平千万不要自己想不开,要勇敢为自己的权益斗争。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准备在日本工作。在日本找工作也是一件挺繁琐的事情,比中国麻烦多了。

(在瑞士格林德瓦)

我在日本刚开始找工作时,每天要从住处搭乘一个小时的电车到应聘的公司参加说明会,如果你没参加说明会,是不能投递简历到这个公司的。

虽然我认为这个说明会完全没必要,网上已经有对公司详细的说明了,何必在线下又重复一遍呢。但是没办法,入乡随俗。说明会之后,我要投递简历,再经过小组讨论,最后面试,再讨论,再面试。

我投递了十几家日企之后,才最终收到两家日本公司的offer,最终我选择了一家老牌的制药企业。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药品的注册,简而言之,就是新的药品生产出来之后,在正式上市之前,我要收集很多资料证明这个药品是质量可控,安全且有效的。

老实说在日本上班还是挺轻松的,这种轻松是指下班之后,老板和同事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找你。所以,这点和中国有一点不同,下班之后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和袋鼠合影)

但我感觉到更多的是压抑,我所在的企业每天上班还得敲打几遍铃声,上午、中午、下午都有,这种铃声让我想到了监狱里给犯人放风时的声音,让人感觉特别压抑。

不仅如此,日本人上班期间是不聊闲篇的,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流,其他时间都是各自看着自己的电脑,他们还把手机放兜里,都不怎么拿出来看。更有甚者,很多人还用着没有上网功能的老款翻盖手机。

我下班之后,就彻底和老板同事失联了。在中国的职场,同事之间还互相加个联系方式,日本人不会这样做,他们有事都在工作场所解决。下班之后,互相找不到人。

这也是我想回中国的原因,我不喜欢日本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我喜欢热气腾腾的中国。

而且我认为,日本人的工作效率没有中国人高。同样类型的企业,一个中国人可以干两三个日本人的活。日本人低效率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特别热衷于开会。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吃比萨)

有一个月,我加班有100个小时,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来开会了。开会反复讲的都是那些内容,毫无意义,浪费时间。我打心底认为自己没必要加班。

只不过在日本上班有一个好处,就是假期很多,除了法定25天的假期以外,相较于中国,在日本我通常还有17天的带薪休假。

因为假期多,爱好旅游的我经常到各国游玩。

每次出去玩之前,我都会做详细的攻略。攻略详细到几点钟坐车离开,到哪里吃饭,需要花费多少。真正到那个地方去之后,我仿佛是重新游玩了一遍。

虽然攻略很详细,但我还是疏忽了一回,因为这次疏忽不仅导致了车祸之后漫长的维权之路,还让我很长时间不想出去玩了。

(在斗兽场和朋友晚餐)

2024年春节,我约好了朋友一家人去巴厘岛游玩,在这之前,我做好了游玩规划,他也提前订好了一栋别墅和家人团聚。

没想到厄运来得猝不及防。春节的前一天,朋友走出别墅准备到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却被飞驰而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得不省人事。

我和朋友的家人到达别墅之后,找不到他人,最后才发现他躺在巴厘岛国际医院的 ICU室里。

我们期盼的美好春节假期就这样破碎了,迎接我们的是崩溃难熬的车祸维权之路。

我和朋友的母亲赶到医院后,迅速地想和肇事者家属联系。我们大概知道事情的经过,虽然我朋友没有来得及买旅游保险,但对方买了保险,而且车祸责任都在对方。

(在西澳出海捕龙虾)

肇事者是一个在印尼的法国人,在当地开着一家旅游公司,他本人受伤也挺严重的,还陷在深度昏迷之中。和我们接洽的是他的印尼妻子,也许是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车祸的始作俑者,她当时态度很好,也表示愿意承担我朋友所有的医疗费。

但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我的想象。

印尼警察三番五次地找到我们,说一定会帮我们讨回公道,要我们有事一定找他们,还说已经扣押了肇事者的护照。

我本来还心怀感激,但很快他们的做法寒了我的心。肇事者家属本来已经同意承担40万的医疗费,但印尼警察却说已经帮我们谈妥了10万的赔偿费用,还反复说这个赔偿金额已经很不错了,要我们赶紧私了,不然我们上法庭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我据理力争地说,这明明是他的全责,凭什么只赔10万。更令人惊讶的是,警察说事故发生当天,下过雨路很滑,摩托车司机不负全部责任。

(在日本的温泉酒店)

我冷笑着说道,对方明明知道雨天路滑,为什么还开那么快?这就是他的问题。我强烈要求看当天的监控录像,可警察对这一正常要求却反复推脱。他们给出的理由愚蠢可笑:视频录像要经过技术处理才能拿出来看。

我不知道警察和肇事者家属到底达成了什么样不可告人的协议,细思极恐。

印尼警察这一顿操作,让我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异国他乡,我唯一能想到值得信任的求助对象是驻登巴萨的中国领事馆。

而中国领事馆的做法确实温暖了我的心。他们不仅迅速派人到医院探望慰问,还给我找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华人律师名单供我选择。

让人寒心的不仅仅是印尼警察,我朋友所在的国际医院也像一个冷酷的吸血鬼。

我朋友车祸有三处骨折,要在面部、脑部和腿部三处位置做手术。三天过后,医院冷冰冰地甩给我一个收费清单。

我看了那个清单,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站不住脚。短短三天居然要收费40万,还不包括后续的住院费和护理费。

我在日本药企工作,也比较了解日本医疗收费,日本相较于印尼还是发达一些,但日本的收费都没有印尼贵。

(在北京健身房)

我听到有些人抱怨中国的医生乱收费,你们听我讲完这里的收费就不会那样抱怨了。

给我朋友动手术的医生到icu看一眼朋友就收费600元人民币,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时,我看到他们的收费清单上多收了两个晚上的icu费用,合计10000元人民币。不仅如此,用药清单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药剂,但是否使用无从查起。

我一个药学专业的人对医院此举也无能为力,因为我跟医院沟通费用为何如此贵时,他们惯用一副冷漠的表情说“你们可以选择不治疗”。

朋友妈妈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医院陪护的短短15天,我好像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心力交瘁。

我不仅有身体上的疲累,还有心理上的焦灼。因为我不仅要面对朋友醒来时的暴躁脾气,还得安抚伤心的老人。

(在日本出海钓鱼)

最重要的是,我还得跟不靠谱的印尼警察周旋,跟肇事者家属沟通,找律师打官司。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原来印尼巴厘岛的交通是如此糟糕,我们所在的国际医院躺满了在巴厘岛出事故的中国游客。

他们中有的人是游玩途中坐车坠崖,导致粉碎性骨折;有的是在狭窄的道路上骑摩托车被撞伤;有的就像我朋友一样过个马路就出车祸了;有的已经死去。

印尼的马路上是很少有人行道的,也没有专业的交警维持交通秩序。马路上偶尔看见维持交通秩序的居然是商场的保安,他们指路还要收费大约2.3元每次,但不是你所有想过的马路都有保安蹲守。

这样看来,中国的交通还是比印尼强多了。

经历了一些波折,我知道短时间找肇事者要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很难,所以我请了专业的律师处理这个事情。

我也很懊悔,如果早一点提醒朋友把旅游保险买好,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维权难的局面。

(在东京寿司店)

我本来打算4月份到菲律宾旅游的,可我取消了。现在的我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内心就莫名紧张。

只不过,我还是想跟读者朋友们说,还是要走出舒适区,多去外面看看,前提是出国之前买好保险。

我现在还是单身,但我很享受单身的生活。我喜欢美食、健身、旅游。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的我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北京一家制药公司工作。虽然我在日本工作也不错,但我还是喜欢国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安全高效。而且跟家人待在一个国家,我也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