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才出众,娜塔莎·特雷休伊长得也很美,她有能力为自己母亲报仇——我是指,她书写的母亲当年遇害的故事,有机会获得很大的读者群。十二年前,娜塔莎被任命为第十九届美国桂冠诗人。美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灵顿称赞她的诗歌具有一眼即知的“经典的质素”,娜塔莎可以把她个人的故事和历史结合在一起来讲述“人的悲剧”。她生于1966年4月16日,刚好是美国内战(即南北战争)爆发一百年,那场战争的痕迹即屡见于她的诗作。桂冠诗人任期在2014年结束,五年后,娜塔莎当选美国诗人学院院长,并出版了她的回忆录《隐秘的终点》(Memodial Drive)


打开这本书,不由就想到另一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羞耻》(1997年初版)的第一句:“六月的一个星期日,中午刚过,我父亲想要杀死我母亲”,那是一场虚惊,父亲一时情绪爆发,母亲做了所能做的抵抗。后来家中再无此类事发生,而女儿则一直被羞耻感淹没。但《隐秘的终点》的开头第一句就是被害的母亲:“我母亲最后的影像,除了犯罪现场她尸体的照片,是她去世前几个月拍摄的一帧正式的肖像照。她端坐在一家生意兴隆的摄影工作室,这里因质量尚佳却不甚出挑的照片闻名:婴儿被布袋木偶逗得咯咯笑,孩子们身穿搭配好的圣诞毛衣站成阶梯队形……”


娜塔莎没有直接讲母亲是怎么死的,而是把她做了什么讲了一遍:“我不得不清空她的公寓,处理掉一切我不能,或者不愿带走的东西”,“我能看见地面上勾出她身体轮廓的褪色的粉笔线,黄色警戒带还贴在门上,她床边的墙面有一个小而圆的弹孔”,“当我离开亚特兰大城,携带着所有那些岁月在内心培养的东西,发誓永不归来”……丧母时的她十九岁,但已有了自我抽离的本领,“我觉得我在注视另一个人——一个处在人生转折点上的年轻女子,成年和丧亲之痛同时将她攫住”。


这是故事的“外围”,一层层回忆和对回忆的回忆,像是雕塑一般,慢慢地、有意图地削着一块石头,逐渐削割出一个塑像的模样。母亲是被枪杀的,娜塔莎欲用文字为母报仇,她不愿同情那个人,但也不希望把他写成十足的恶棍。她让凶手一点点出场:他是她的继父。


起初我以为,娜塔莎回忆的这场悲剧,会更多地与美国的种族歧视有关。她的父母是跨种族婚姻,母亲“被扣押在‘有色’的地板上”,是带着对这个国家正在慢慢改变的信念结婚的,二人为此而千里迢迢搬家,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分手。母亲带女改嫁,嫁给一个黑人,由于不可改变的肤色,黑人处处受到无形的压力,男性的自尊被压抑,从而把无法发泄的情绪施向家中人。这个主题在一些优秀的美国黑人作家,例如托妮·莫瑞森的《最蓝的眼睛》,以及詹姆斯·鲍德温的《家里的陌生人》中都有精彩淋漓的表现,黑人往往是“微笑抑郁”患者,他们习惯对外人咧出一口灿烂的白牙,仿佛为自己的肤色先行道歉。


然而我估计得并不对。娜塔莎的继父是个受教育程度有限的黑人,可是他和娜塔莎母女俩住在亚特兰大的一个黑人为主的社区里。那是1976年的事,亚特兰大那时在种族问题上态度激进,“纠偏”的下手极重,他们所在的那个社区,因为涌入了许多黑人家庭而导致白人纷纷搬走,社区里新建的许多公寓房,面积大、设施完善,彼此没有多大的区别,当时五年级的娜塔莎,虽然对这种社会流动不明所以,却能记得那些尚未搬离的白人家庭,家家的院子里都立着“出售”的招牌。


孩子会有一些迷信的做法,会在目下的环境里发现噩兆。娜塔莎极尽细腻地写她当年的不良预感,同时告诉读者,她在重构记忆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屈从于连贯叙事的需要。母亲改嫁两年后,和继父生下一子,娜塔莎称继父为“乔尔”,或按小姑娘称呼人的习惯叫他“大伙计乔”。作为一个越战老兵,在娜塔莎的印象里,他每次开口谈话都以越战结束。他退伍后学习了修理家电的技术,以此谋生,他的厢式货车也是政府为安顿退伍军人而提供给他的,他不定时地开着车出去,给客户修理冰箱、空调和暖气设备。这样一个人,怎么就形成了一种明显有缺陷的性格,并终将导致他置妻子于死地?


娜塔莎紧凑的叙述在这个四口之家上绷起一层凶险的膜。乔尔显然过分关注自我,但娜塔莎着力写的是进入青春期后,她和母亲关系的疏远。女儿的疏远使母亲孤立,又刺激了继父那种唯我的性格。当儿子还小时,父母亲围绕着育儿,尚能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女儿娜塔莎已经坐得远远的了。母女对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可是乔尔似乎是这样解读的:你们在我家情绪不好,是对我的侮辱。


人一旦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很容易从别人的言行中发现贬低他的迹象。母亲给自己改了新的夫姓“格里梅特”,但娜塔莎不愿改,她对生父的感情很深,并相信自己母亲也是如此,从照片上看,她称父母为“一对璧人”是毫不夸大的,父亲称得上英俊,母亲有一头浓密而且根根炸起的卷发,眉眼和嘴唇都很刚健,十分显示个性。她显然是需要乔尔的。然而,娜塔莎记得搬到这所新家不过几个月后,她就听到了继父打母亲。母亲的声音“像一句低语,但冷静、理性:求求你,乔尔,别再打我了。”


娜塔莎无处讲述心里的不安,她在学校里感觉比较自在,但当她把家里的事告诉老师时,这位一向耐心的老师,只是轻轻扳转她的肩膀,把她推回教室,口中说:“你知道,有时候成年人会向对方发脾气。”在家中,在极少的独自相处的时间里,乔尔对娜塔莎也有一种无声的折磨:他首先会找茬批评她,说“我有办法修理你”,然后开车带她出去转,不是兜风赏风景,更不是给自己散心:乔尔一路紧绷着脸容,让娜塔莎觉得他要去到某个无人的地方,然后对自己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乔尔认为他能读懂别人心里的想法。事实上要适应社会的人都得能“读心”,否则就会有自闭症的嫌疑。可是,那些正常人的“读心”也总是出问题,常见的症状,就是自以为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自己知道对方对他的看法——一般都是消极的看法,是贬低他、诋毁他的看法。


乔尔虽然娶了格温多琳(母亲的名字),并领养了娜塔莎,却很容易把这对母女视为敌人,而一旦如此,他之后的思虑和行为就会继续强化这一认知。乔尔沿着285号洲际公路,环亚特兰大城绕行一周,一个小时后,“直到他觉得我受够了惩罚,再将我带回家”。娜塔莎这么认为,是因为她脸上已经布满了斑斑泪痕。类似的体验,做过孩子的人想必都不会太陌生的,父母亲(尤其是父亲)在约束住自己的暴力之手后,往往会采用把孩子带在身边,同时长时间不言不语的方法,直到孩子流够了泪,大人才消去心中的怒火——他可以把这泪水解读出出于害怕、出于羞惭、为了求饶等等涵义,或者干脆不去理解。


娜塔莎最大的感觉是无力。“无法动弹,也无力呼救”。十二岁生日时,母亲像很多妈妈的常见做法那样,送给女儿一个日记本,写上“祝贺你的十二岁生日”字样。娜塔莎很喜欢,在日记里倾吐成为她找到自我的重要方式,她也因此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可是她却无法保守住日记里的秘密:乔尔会毁掉日记上的锁。娜塔莎明知如此,却不敢告诉母亲或其他人,她继续写,但是写作的心态变了:她已把继父默认为自己的第一读者。


她在日记里写下“你这个愚蠢的混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她的自我意识在萌发——促使这种东西萌发,温和的怀疑、悲伤是不行的,必须要靠强烈的愤恨。当母亲开始保护女儿,母女俩的关系才近了起来。娜塔莎的写作才能开始在校内展露,她被任命为一本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她说她要当作家。乔尔的嫉心上来,耸耸肩,眼睛盯着自己的盘子,说了一声:“你什么也做不了”。闻言的母亲,几乎闭着嘴,一字一词地说出了这本书最有力的一句宣传语:“她。将做。她想做的。任何事。”


乔尔的话是下意识说出的。娜塔莎的成就或许刺激了他脆弱的自尊,使他想要打压女儿。就算没有非亲生这一因素,乔尔对女儿的怨恨也是无解的,因为他陷在了“应该的暴政”里。这个词是著名精神分析家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提出的。霍尼认为,那些易怒之人,对他人所产生的各种要求和期望,都包含了“应该/必须”:“人们应该/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对我表示尊重”,“我的伴侣应该/必须很敏锐地关注我需要什么”,“别人应该/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应该/不应该”一旦闯入内心想法,就把责任强加到他人身上;起初,乔尔可能还对妻子和女儿抱有预期,预期她们围绕着自己,关切自己的需要,可是预期上升到了规则和需求层面,一旦觉得她们“违规”,乔尔就要生气,想要有意去惩罚。


规则的破坏让他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低效,他急于恢复自己的权力感和影响力。他意识不到,这一规则本来就是不该存在的。在乔尔的意识里,女儿母亲的彼此靠拢,母亲为女儿的成就而喜悦,是为了合力将他推挤开去。他当然不会去加入她们的喜悦,他已围绕自己筑了一道墙,只能继续加高它——想要拆毁它的难度太大了。


乔尔显露出暴力倾向后,娜塔莎说,父母的这段关系必然要走向一个终点,只是它依然隐秘,它会以何种形式发生尚且不知。谋杀是一开始就宣布了的,自然,娜塔莎不希望人们仅仅把她的书看作对家暴危害敲响的又一记警钟,她用诗人擅长的方式,尽力拓展种种往事的意义;但当故事进行到母亲提请离婚,乔尔步步紧逼,二人之间进入最后的对话的时候(她母亲留有录音),厌恶、堵心的感受将顺着每个读者的胸腔上升,进入咽喉。


J:(乔尔想说服妻子再给他一次机会)是的,但是,我,你没意识到在那十年里,也许我确实犯了许多错误,但我现在说的是,我不会再那么干了,我们可以更好地交流。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交谈,讨论事情,事情,你知道。你……我不是责怪你,但你也在为没有与我更好地交流感到愧疚。此外,的确,我今天发了脾气,但以后情况不同了,因为我们会一起面对问题。


G:(格温多琳做最后的周旋)好吧,让我解释给你听。共同解决问题需要有一些基础。首先,双方都得下定决心,愿意建立那样一种关系。你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你告诉我,或者说,你昨天告诉我的是,我最好也下定决心,不然我别无选择。


J:哦,好吧,是的,是的,你给了我同样的选择,你告诉我如果我们去做婚姻咨询,情况就会好转。我去了,我和你一起面对。而你让我失望了。你……


G:婚姻咨询师帮助我意识到我并不愿意原地踏步,在我去接受咨询时,我还不清楚这一点,但事实却是……


J:早在我们走进那间屋子之前,你已经有主意了。


G:不,我没有。


对话还有很长。用心读的人,读到这几句时想来一定已脊背发冷。这个男人并没有诚意和妻子重新开始,他已偏执到了完全不考虑对自己有无好处,仅仅想控制妻子,让她就范的地步。他总是抢白地宣布妻子有过错,是妻子在胁迫他,而非他在逼迫妻子。“不然你别无选择”,无论妻子是怎样顽强的人,从丈夫嘴里听到这种话,都会后悔进入这段婚姻。


乔尔最后下了杀手,他当然是个恶人,但也许心理学上的表述更合适:他是一个“心灵被劫持”的人。他的心被愤怒劫持,被自我中心劫持,被不平衡和自卑劫持,被“应该/不应该”的强硬逻辑劫持。无数种分析,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远离不良婚姻,远离家中的恶魔”。希望这本书给读者带来的,不只是对婚姻的阴暗预期。


《隐秘的终点》

(美)娜塔莎·特雷休伊/著

黄茜/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1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云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