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理东渡


“真理”的意味,出自“真人”,这是庄子说的话,他说有真人后,才有真知,那“真知”呀,岂不就是“真理”?


六朝时期,庄子关于“真”的逻辑及其用语,被中国化的佛教所活用,也被道教教义所沿袭。如此一来,“真理”一词,便成为具有宗教气氛的概念,多用于佛道问题。


结果,“真理”一词,反倒成了需要慎重不便轻言的概念,清代最具权威的辞藻工具书《佩文韵府》就没有录入“真理”,而日本《大汉和词典》却收入“真理”一词及其古典用例。


古典“真理”,乃宗教式顿悟语汇,带有“禅”的神圣意味,那意味,呈现为“庄禅合一”:先是庄子以“真人”出场,说以“真知”,后由六朝人用于佛教,而被唐人“诗意”地以“真人”栖居于“真理”。


经由宗教之善和诗性之美的洗礼,“真人”穿越真谛和俗谛,从“真知”走向“真理”,迈着禅的步子,来到日本,到了江户时代,“真理”已然普及,禅僧今北洪川就在《禅海一澜》的“绪言”里提到了“真理”。


儒禅合流,于“禅海”中,得“真理一澜”。


方以智《物理小识》一书,也载有日本“兰学家”所使用的“真理”一词。


在这里,有个概念需要解释,何谓“兰学”?


顾名思义,“兰”即荷兰,可“兰学”,若也名之为“荷兰之学”,则不尽然。在1640年后,唯一能与日本交往的国家是荷兰,故由其舶来的西洋各国的知识产品,都被时人称为“兰学”。


观此书,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万物,然其所谓“物理”,却非物理学之“物理”,乃“格物穷理”的“物理”。


综其所述,乃会通之学,其构造,可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但求一“通”,不但要以中西之“学”通,且以百科之“术”通。


当时,德川幕府对外锁国,特别对清朝政府,不但去中国化,称之为“支那”,而且视为夷狄,尤禁清人书籍。


那么《物理小识》等书,是如何进入日本的?


杉本孜认为,是经由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传入日本的。他指出,《物理小识》所直译的文字,皆取于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并由此断定,这里的“汉人”是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汉人”如何能与“来华的传教士”等同?在应当深入说明的地方,杉本孜却停止了,我们不妨接下来想一想。


也许,那些西方传教士,从中国来到日本时,依然像利玛窦那样,穿着汉服,儒衣儒冠,一派“汉人”气象?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反清的明代遗民中,他们有的出家了,做了和尚、道士,有的入教,做了传教士。


还有一种可能,即日本所禁者,乃清人,非汉人,识别的标志,便是清人剃了头发,留了辫子,而汉人则依旧,还是明朝样式。总之,只要是从中国来日本传译兰学的,都被称为“汉人”。


“汉人”于此,既非以民族确认,亦非以国籍区分,而是从文化上辨别,江户时代,日本以中国自居,曾流行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中华,视“汉人”有如历史文物。


若以日本传统,一切学问,皆出中土,均由“汉人”东渡而启,不但汉学由“汉人”从中国带来,兰学也如此,故日本人所得之兰学,亦必先以“汉人”传译,再由兰学学者据汉译所译地名等,参考荷兰万国地图,进行翻译。


荷兰,对日本影响深远。


此前,葡萄牙人也来过,大肆传教,可日本人不吃那一套,将他们打发走了。因其以“马尼拉大商帆”为标志,从马六甲、澳门出发,自南海以至于东瀛,故被视之为“南蛮文化”。


荷兰人则带着海洋自由论,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以东印度公司为枢纽,海通天下,货卖东西方,且以“海上马车夫”的名头取代“马尼拉大商帆”,垄断了东西洋海运的物流。


那时的日本,同清朝一样,在离东亚大陆最近的长崎,开一口通商,同时,又跟清朝不一样,仅与荷兰一国通商,所以,在对外开放的贸易特区——出岛,除了荷兰商馆,别无分店,间有汉船来泊,然亦来自民间,日清两国之间,并无通商往来。


出岛设施,原为葡人所设,因其传教致乱,被幕府驱逐,而由荷兰进入,本来葡、荷相争,葡已落败,荷进葡退,势所必然,日本择势而从,追随强者,可见岛国文化的本能。


从此,汉学之外,又添新学,那便是“兰学”,而且日本人能坐文化冷板凳,埋下头来,一学,就学了两百多年。


但初期兰学者,皆由汉学转学而来,因势利导,故其所学教材,最早的一批,即为来华传教士与晚明士人合作之书。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当时的兰学家们,几乎都是这本“小识”的拥趸之人。此书之于日本,先以私渡,继以私刻,后来“洋书解禁”,则更为流传。


江户时代的日本,之于学术方面,取得了两大成就,一是国学的成就,二是兰学的成就,这两大成就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两位中国身影——国学的身影朱舜水,兰学的身影方以智。


江户时代,所成就的思想高度,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学者,站在了两位中国巨人的肩膀上,以此提升了日本的高度。


可怜了,这两位中国巨人,国破家亡,天涯沦落,销其声于故土,匿其迹于他乡,或身死而难归,或自殉于国殇。其学被禁,禁用于新朝;所思遭殃,殃及于旧邦,惟以启迪异壤。


而日本,原为近水邻邦,且富于汉学素养,故能用其所学、行其所思于武士道中,形成国家观念,造就科学思想。


二、真人解体


日本兰学,始于杉田玄白译《解体新书》(Anatomische Tabellen)的荷兰语本,这本书于1774年出版,译作汉文。


译事缘起,据玄白所言,有人从荷兰商馆借得《解体新书》来访,但玄白不通荷兰语,却被书中解剖图所深深吸引,后来,他又于小冢原刑场,见习了对死刑犯的解剖过程,以之对照解剖图,大为惊叹,遂译此书。


他认为,汉医不及兰医,而差距就在解剖,但他又认为,中国古代医书本有解剖之术,只是后人不得其传,致使“数千年来竟不识真面目”,而以汉文译之,且作兰医、汉医之比较。


何以译以汉文,而不译以日语?


玄白在致友人书信中解释说:“日本、汉土、朝鲜、琉球等,言语虽别,书则同文,汉文作书,诸国可通”,又强调,若仅仅为了日本人而译,用假名就可以了,但他却想着“传于汉土”,可见其译,别有一番中国情怀。


玄白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兰学,就是翻译学,而译事,尤当以汉文优先。


故玄白此译,术语也好,说明也罢,都是先聆听汉语,参考汉医,再对照兰语,对比兰医,然后,以汉文翻译。


玄白译时,其兰语未通,兰医亦属初创,故其医学所本,实为汉医,观其医学之译名,亦多出汉方,且以“格致一篇”,引领全书,以此标明汉学出处。


也就是说,通过此译,玄白要达到的目的,不但是要在东亚医学领域提供一部前所未有的新书,而且还要在中西会通的思潮里开启一个新的兰学浪头,因为日本那时,尚未有被西学认可的学问,可以有如“中学与西学”那样,拿来做与西学相对应的和学,所以,他必须投入“格致之学”的洪流,跃上“中西会通”的潮头,恰好,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便成了渡他弄潮的轻舟。


《物理小识》,是一部笔记式的百科全书,有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并非西方式的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科学写作,其中,涉及到医药的部分,有对历代本草的修正,还有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纠谬,特别是有对来自西方解剖学的介绍。


例如,在书中,方以智一改“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观点,对人的思想来源提出了新看法,他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这一看法,便是基于他对解剖学的了解并认可,因为在解剖学中,只有跟人体有关的器官心脏,而没有跟人的认识活动有关的“中国人的心”,跟人的认识活动有关的是人脑。


通过解剖学来改变汉学传统观念,这一点,也许启发了杉田玄白,当我们回到“真理”的话头,蓦然回首,就会发现,《解体新书》,原来是一部用解剖学来解读“真人”的书。


庄子之于“真人”,也就那么一说,至于“真人”本身,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从未想过要打开人的身体去了解一下,他想的是,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生死关头,给“真人”一个定位,从自然与自我的统一性中,找到“真人”的根据。


庄子的方法,魏晋人曰“玄学”,放到现代,也可称之为“哲学”,不过,现代人对于人的看法,尤其是对“真人”的看法,更倾向于人体,用解剖学的方法,经由对人体的分析,认识人的生理构造及其生命现象,以求得对于“真人”的“真知”。


可以说,这是兰学的独特贡献,这样一本解剖学的书,实乃中学所无,而西学常有,本不足为奇,却被玄白拿到“中西会通”处来“格致”一番,这便有了汉学范式革命的意义。


由此可见,兰学的“格致”转型,一如武士,亦从死亡开始,打开人的尸体,以其审美眼光,对圆颅方趾之躯——由肌肤、骨骼、肢体、器官以及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等合成的结构功能,进行审视,很显然,它也被视为武士道向死而生的一种样式。


以死亡观念,开启范式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如此武士道,或曰“日本人的心”,在哲学上,颇有存在主义的先驱意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在其历史转折关头,我们看它的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武士道的冲动,看到狂决的美学幽灵。


通过解剖学,玄白将庄子的精神现象的玄学“真人”,还原为物质形态的科学“真人”。玄学“真人”,立于天人古今,是个整体性的存在,而科学“真人”,则存在于“分科”之中——在科学中的医学、医学中的解剖学中,是一个具体的生命组件。


然而,用什么原理,将它组装出来,靠什么规律,使它运行起来?宗教曰“灵魂”,自然哲学曰“物理”。科学,由自然哲学分化而来,故以“格物穷理”言之,而有“格致之学”。


在逻辑与数学等方面,中学有缺。中学并未走向“真理”,而是基于儒教,经由天道,通往“天理”,而西学则从逻各斯出发,以逻辑和数学方式,明其“真理”。


方以智会通中西,深谙于此,以此而为其中西合璧新范式:以“实事求是”为“质测之学”——自然科学,考察具体事物之“事理”;以“是其所是”为“通几之学”——哲学,其“通几”之“几”如《几何原本》中的“几何”,以数学和逻辑,求得普遍性“真理”;以此“真理”,实用于社会,而为“宰理之学”——社会科学。如此这般建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颇具现代性的学术体系。


方以智的这一学说,不但启迪了杉田玄白,还影响了志筑忠雄,忠雄转译自拉丁文的物理学著作名曰《历象新书》,作者为英人John Keil,内容关于牛顿力学。


忠雄译著,以汉学格致为背景,参照明代游熊《天经或问》、利玛窦《历象考成》、清代梅文鼎《历算全书》,方以智的影响,仍多处可见,如“地游动说”,有关于“真理”一词的运用:“今若要觉知天运之真理,首先必知流星之实。”这是“真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兰学中。


中国学问,首要的,便是“究天人之际”,这一点,也被兰学采取“拿来主义”,《解体新书》以人体,《历象新书》以天体,以此“天人合一”,来以“真理”格义,为兰学开局。


三、真知转型


若仅仅作为“分科之学”,科学还不足以令人信仰,只能作为一种学术规范或学术类型,成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科学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划分“学域”,它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正是这一追求,赋予科学更高的价值,使之脱离神学设定和神圣引导,而有了自己独立的目标。


以“真理”格义“学域”,日本有学者西周。


西周在《百学连环》一书中,提出了“学域”问题,拿来同汉学做对比。一比较,就发现“汉学虽有经学家、历史家以及文章辞赋家等区别,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学域’之分”。


汉学,不设“学域”,兼容并包,虽耻于一物之不知,却弊于一统之陋习,虽未必致乱,却也难以明察学问之经界,西周说,“大凡学问,皆有学域之分,地理学有地理学之域,政事学有政事学之域”,先有“学域”,然后分科,而分科之学,便是科学。


西周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学问无所谓“学域”界定,深受汉学影响的日本学问,自然也就没有“学域”分界。


他率先意识到,汉学的包容习惯,在学问上,是一种陋习,故与之决裂,而新时代的学问,当有“学域”界定。


“学域”说,给日本学界带来了一次学问对象和内容的大转换,同时,也是一次关于研究学问的方法论的革命。


西周译西洋各学科,乃日本首次对“科学”作系统阐释,他将Science and art(科学和艺术)与古汉语“学术”对译,传统“学术”二字,就被他赋予了“科学与实践的技能”的新含义。同时,他对“学”的内容也做了调整,非仅以博览多知为“学”,而是强调“学”的真理性,所有学问,皆应以追求“真理”为目的。


然而,“格物穷理”一说,岂非也是追求“真理”?对此,西周却不以为然,因为,此“理”太泛,牵扯太多,在天为“天理”,于道为“道理”,问学为“学理”,立人为“伦理”。


所以,若问“格”什么“物”?“致”什么“知”?“穷”什么“理”?即以“月印万川”方式,按“理一分殊”要求,致古致今,穷来穷去,即使穷尽,也落不到“真理”的头上,而是落到人情世故的“伦理”和做官之道的“道理”上去。


“理”不可“穷”,一旦穷尽,就会转化,此为“易理”,然“不易”者何?西周说,西洋之学,大凡于事物,唯一不可动摇者,乃真理也。而“探求真理”,则唯有“科学”。


《百学连环》从明治三年流行之后,明治七年,西周在《明六杂志》上连载《知说》一文,其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他在译介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之后,说:归纳事实,从中找到贯穿其中的普遍的真理,再将这一真理,按顺序清晰揭示前后本末,最后结构成一种范式,称之为“学”。在这“学”的过程中了然并掌握真理,再使真理之便利活用于人类万般事物,称之为“术”。因此,“学”的旨趣唯在于专门讲求真理,而不可计较真理对眼前现实的利害得失;“术”即追随真理之所在,尊重真理,使吾人得以避免虚假之害而趋真理之利。


“学”与“术”虽迥异,但“科学”也还是会混淆,以化学为例,分解法之化学可谓“学”,综合法之化学可称“术”,尽管如此,两者还是不可分的,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化学体系。


西周在“学”旁,标注的日语假名“サイ—ンス”,是英语“Science”(科学)的音译,可见其已立“科学”为“学”。而“科学”精神,就在于追求“真理”。


“真理”具有超功利性,不论其后果,对于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即使难辨,亦当持之。


此观念,直至今日,仍为日本科学思想的主流。


“术”则不然,西周与福泽谕吉并世而立,可谓日本学界“学”与“术”的代表,福翁之“学”与西周不同,其“一科一学”之实学趣旨,在西周则称之为“术”,认为它适用于趋利避害。


西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家,其“知说”主张,成为日本科学思想生长的根基,在日本发芽开花。


“真理”是什么?西周说,“真理”是truth,它从哪里来?它从庄子来;要往何处去?要往科学去,往truth去。


西周从古汉语里,寻觅先知,找到“真理”二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