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理东渡
“真理”的意味，出自“真人”，这是庄子说的话，他说有真人后，才有真知，那“真知”呀，岂不就是“真理”？
六朝时期，庄子关于“真”的逻辑及其用语，被中国化的佛教所活用，也被道教教义所沿袭。如此一来，“真理”一词，便成为具有宗教气氛的概念，多用于佛道问题。
结果，“真理”一词，反倒成了需要慎重不便轻言的概念，清代最具权威的辞藻工具书《佩文韵府》就没有录入“真理”，而日本《大汉和词典》却收入“真理”一词及其古典用例。
古典“真理”，乃宗教式顿悟语汇，带有“禅”的神圣意味，那意味，呈现为“庄禅合一”：先是庄子以“真人”出场，说以“真知”，后由六朝人用于佛教，而被唐人“诗意”地以“真人”栖居于“真理”。
经由宗教之善和诗性之美的洗礼，“真人”穿越真谛和俗谛，从“真知”走向“真理”，迈着禅的步子，来到日本，到了江户时代，“真理”已然普及，禅僧今北洪川就在《禅海一澜》的“绪言”里提到了“真理”。
儒禅合流，于“禅海”中，得“真理一澜”。
方以智《物理小识》一书，也载有日本“兰学家”所使用的“真理”一词。
在这里，有个概念需要解释，何谓“兰学”？
顾名思义，“兰”即荷兰，可“兰学”，若也名之为“荷兰之学”，则不尽然。在1640年后，唯一能与日本交往的国家是荷兰，故由其舶来的西洋各国的知识产品，都被时人称为“兰学”。
观此书，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万物，然其所谓“物理”，却非物理学之“物理”，乃“格物穷理”的“物理”。
综其所述，乃会通之学，其构造，可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但求一“通”，不但要以中西之“学”通，且以百科之“术”通。
当时，德川幕府对外锁国，特别对清朝政府，不但去中国化，称之为“支那”，而且视为夷狄，尤禁清人书籍。
那么《物理小识》等书，是如何进入日本的？
杉本孜认为，是经由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传入日本的。他指出，《物理小识》所直译的文字，皆取于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并由此断定，这里的“汉人”是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汉人”如何能与“来华的传教士”等同？在应当深入说明的地方，杉本孜却停止了，我们不妨接下来想一想。
也许，那些西方传教士，从中国来到日本时，依然像利玛窦那样，穿着汉服，儒衣儒冠，一派“汉人”气象？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反清的明代遗民中，他们有的出家了，做了和尚、道士，有的入教，做了传教士。
还有一种可能，即日本所禁者，乃清人，非汉人，识别的标志，便是清人剃了头发，留了辫子，而汉人则依旧，还是明朝样式。总之，只要是从中国来日本传译兰学的，都被称为“汉人”。
“汉人”于此，既非以民族确认，亦非以国籍区分，而是从文化上辨别，江户时代，日本以中国自居，曾流行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中华，视“汉人”有如历史文物。
若以日本传统，一切学问，皆出中土，均由“汉人”东渡而启，不但汉学由“汉人”从中国带来，兰学也如此，故日本人所得之兰学，亦必先以“汉人”传译，再由兰学学者据汉译所译地名等，参考荷兰万国地图，进行翻译。
荷兰，对日本影响深远。
此前，葡萄牙人也来过，大肆传教，可日本人不吃那一套，将他们打发走了。因其以“马尼拉大商帆”为标志，从马六甲、澳门出发，自南海以至于东瀛，故被视之为“南蛮文化”。
荷兰人则带着海洋自由论，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以东印度公司为枢纽，海通天下，货卖东西方，且以“海上马车夫”的名头取代“马尼拉大商帆”，垄断了东西洋海运的物流。
那时的日本，同清朝一样，在离东亚大陆最近的长崎，开一口通商，同时，又跟清朝不一样，仅与荷兰一国通商，所以，在对外开放的贸易特区——出岛，除了荷兰商馆，别无分店，间有汉船来泊，然亦来自民间，日清两国之间，并无通商往来。
出岛设施，原为葡人所设，因其传教致乱，被幕府驱逐，而由荷兰进入，本来葡、荷相争，葡已落败，荷进葡退，势所必然，日本择势而从，追随强者，可见岛国文化的本能。
从此，汉学之外，又添新学，那便是“兰学”，而且日本人能坐文化冷板凳，埋下头来，一学，就学了两百多年。
但初期兰学者，皆由汉学转学而来，因势利导，故其所学教材，最早的一批，即为来华传教士与晚明士人合作之书。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当时的兰学家们，几乎都是这本“小识”的拥趸之人。此书之于日本，先以私渡，继以私刻，后来“洋书解禁”，则更为流传。
江户时代的日本，之于学术方面，取得了两大成就，一是国学的成就，二是兰学的成就，这两大成就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两位中国身影——国学的身影朱舜水，兰学的身影方以智。
江户时代，所成就的思想高度，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学者，站在了两位中国巨人的肩膀上，以此提升了日本的高度。
可怜了，这两位中国巨人，国破家亡，天涯沦落，销其声于故土，匿其迹于他乡，或身死而难归，或自殉于国殇。其学被禁，禁用于新朝；所思遭殃，殃及于旧邦，惟以启迪异壤。
而日本，原为近水邻邦，且富于汉学素养，故能用其所学、行其所思于武士道中，形成国家观念，造就科学思想。
二、真人解体
日本兰学，始于杉田玄白译《解体新书》（Anatomische Tabellen）的荷兰语本，这本书于1774年出版，译作汉文。
译事缘起，据玄白所言，有人从荷兰商馆借得《解体新书》来访，但玄白不通荷兰语，却被书中解剖图所深深吸引，后来，他又于小冢原刑场，见习了对死刑犯的解剖过程，以之对照解剖图，大为惊叹，遂译此书。
他认为，汉医不及兰医，而差距就在解剖，但他又认为，中国古代医书本有解剖之术，只是后人不得其传，致使“数千年来竟不识真面目”，而以汉文译之，且作兰医、汉医之比较。
何以译以汉文，而不译以日语？
玄白在致友人书信中解释说：“日本、汉土、朝鲜、琉球等，言语虽别，书则同文，汉文作书，诸国可通”，又强调，若仅仅为了日本人而译，用假名就可以了，但他却想着“传于汉土”，可见其译，别有一番中国情怀。
玄白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兰学，就是翻译学，而译事，尤当以汉文优先。
故玄白此译，术语也好，说明也罢，都是先聆听汉语，参考汉医，再对照兰语，对比兰医，然后，以汉文翻译。
玄白译时，其兰语未通，兰医亦属初创，故其医学所本，实为汉医，观其医学之译名，亦多出汉方，且以“格致一篇”，引领全书，以此标明汉学出处。
也就是说，通过此译，玄白要达到的目的，不但是要在东亚医学领域提供一部前所未有的新书，而且还要在中西会通的思潮里开启一个新的兰学浪头，因为日本那时，尚未有被西学认可的学问，可以有如“中学与西学”那样，拿来做与西学相对应的和学，所以，他必须投入“格致之学”的洪流，跃上“中西会通”的潮头，恰好，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便成了渡他弄潮的轻舟。
《物理小识》，是一部笔记式的百科全书，有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并非西方式的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科学写作，其中，涉及到医药的部分，有对历代本草的修正，还有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纠谬，特别是有对来自西方解剖学的介绍。
例如，在书中，方以智一改“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观点，对人的思想来源提出了新看法，他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这一看法，便是基于他对解剖学的了解并认可，因为在解剖学中，只有跟人体有关的器官心脏，而没有跟人的认识活动有关的“中国人的心”，跟人的认识活动有关的是人脑。
通过解剖学来改变汉学传统观念，这一点，也许启发了杉田玄白，当我们回到“真理”的话头，蓦然回首，就会发现，《解体新书》，原来是一部用解剖学来解读“真人”的书。
庄子之于“真人”，也就那么一说，至于“真人”本身，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从未想过要打开人的身体去了解一下，他想的是，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生死关头，给“真人”一个定位，从自然与自我的统一性中，找到“真人”的根据。
庄子的方法，魏晋人曰“玄学”，放到现代，也可称之为“哲学”，不过，现代人对于人的看法，尤其是对“真人”的看法，更倾向于人体，用解剖学的方法，经由对人体的分析，认识人的生理构造及其生命现象，以求得对于“真人”的“真知”。
可以说，这是兰学的独特贡献，这样一本解剖学的书，实乃中学所无，而西学常有，本不足为奇，却被玄白拿到“中西会通”处来“格致”一番，这便有了汉学范式革命的意义。
由此可见，兰学的“格致”转型，一如武士，亦从死亡开始，打开人的尸体，以其审美眼光，对圆颅方趾之躯——由肌肤、骨骼、肢体、器官以及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等合成的结构功能，进行审视，很显然，它也被视为武士道向死而生的一种样式。
以死亡观念，开启范式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如此武士道，或曰“日本人的心”，在哲学上，颇有存在主义的先驱意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在其历史转折关头，我们看它的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武士道的冲动，看到狂决的美学幽灵。
通过解剖学，玄白将庄子的精神现象的玄学“真人”，还原为物质形态的科学“真人”。玄学“真人”，立于天人古今，是个整体性的存在，而科学“真人”，则存在于“分科”之中——在科学中的医学、医学中的解剖学中，是一个具体的生命组件。
然而，用什么原理，将它组装出来，靠什么规律，使它运行起来？宗教曰“灵魂”，自然哲学曰“物理”。科学，由自然哲学分化而来，故以“格物穷理”言之，而有“格致之学”。
在逻辑与数学等方面，中学有缺。中学并未走向“真理”，而是基于儒教，经由天道，通往“天理”，而西学则从逻各斯出发，以逻辑和数学方式，明其“真理”。
方以智会通中西，深谙于此，以此而为其中西合璧新范式：以“实事求是”为“质测之学”——自然科学，考察具体事物之“事理”；以“是其所是”为“通几之学”——哲学，其“通几”之“几”如《几何原本》中的“几何”，以数学和逻辑，求得普遍性“真理”；以此“真理”，实用于社会，而为“宰理之学”——社会科学。如此这般建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颇具现代性的学术体系。
方以智的这一学说，不但启迪了杉田玄白，还影响了志筑忠雄，忠雄转译自拉丁文的物理学著作名曰《历象新书》，作者为英人John Keil，内容关于牛顿力学。
忠雄译著，以汉学格致为背景，参照明代游熊《天经或问》、利玛窦《历象考成》、清代梅文鼎《历算全书》，方以智的影响，仍多处可见，如“地游动说”，有关于“真理”一词的运用：“今若要觉知天运之真理，首先必知流星之实。”这是“真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兰学中。
中国学问，首要的，便是“究天人之际”，这一点，也被兰学采取“拿来主义”，《解体新书》以人体，《历象新书》以天体，以此“天人合一”，来以“真理”格义，为兰学开局。
三、真知转型
若仅仅作为“分科之学”，科学还不足以令人信仰，只能作为一种学术规范或学术类型，成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科学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划分“学域”，它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正是这一追求，赋予科学更高的价值，使之脱离神学设定和神圣引导，而有了自己独立的目标。
以“真理”格义“学域”，日本有学者西周。
西周在《百学连环》一书中，提出了“学域”问题，拿来同汉学做对比。一比较，就发现“汉学虽有经学家、历史家以及文章辞赋家等区别，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学域’之分”。
汉学，不设“学域”，兼容并包，虽耻于一物之不知，却弊于一统之陋习，虽未必致乱，却也难以明察学问之经界，西周说，“大凡学问，皆有学域之分，地理学有地理学之域，政事学有政事学之域”，先有“学域”，然后分科，而分科之学，便是科学。
西周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学问无所谓“学域”界定，深受汉学影响的日本学问，自然也就没有“学域”分界。
他率先意识到，汉学的包容习惯，在学问上，是一种陋习，故与之决裂，而新时代的学问，当有“学域”界定。
“学域”说，给日本学界带来了一次学问对象和内容的大转换，同时，也是一次关于研究学问的方法论的革命。
西周译西洋各学科，乃日本首次对“科学”作系统阐释，他将Science and art（科学和艺术）与古汉语“学术”对译，传统“学术”二字，就被他赋予了“科学与实践的技能”的新含义。同时，他对“学”的内容也做了调整，非仅以博览多知为“学”，而是强调“学”的真理性，所有学问，皆应以追求“真理”为目的。
然而，“格物穷理”一说，岂非也是追求“真理”？对此，西周却不以为然，因为，此“理”太泛，牵扯太多，在天为“天理”，于道为“道理”，问学为“学理”，立人为“伦理”。
所以，若问“格”什么“物”？“致”什么“知”？“穷”什么“理”？即以“月印万川”方式，按“理一分殊”要求，致古致今，穷来穷去，即使穷尽，也落不到“真理”的头上，而是落到人情世故的“伦理”和做官之道的“道理”上去。
“理”不可“穷”，一旦穷尽，就会转化，此为“易理”，然“不易”者何？西周说，西洋之学，大凡于事物，唯一不可动摇者，乃真理也。而“探求真理”，则唯有“科学”。
《百学连环》从明治三年流行之后，明治七年，西周在《明六杂志》上连载《知说》一文，其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他在译介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之后，说：归纳事实，从中找到贯穿其中的普遍的真理，再将这一真理，按顺序清晰揭示前后本末，最后结构成一种范式，称之为“学”。在这“学”的过程中了然并掌握真理，再使真理之便利活用于人类万般事物，称之为“术”。因此，“学”的旨趣唯在于专门讲求真理，而不可计较真理对眼前现实的利害得失；“术”即追随真理之所在，尊重真理，使吾人得以避免虚假之害而趋真理之利。
“学”与“术”虽迥异，但“科学”也还是会混淆，以化学为例，分解法之化学可谓“学”，综合法之化学可称“术”，尽管如此，两者还是不可分的，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化学体系。
西周在“学”旁，标注的日语假名“サイ—ンス”，是英语“Science”（科学）的音译，可见其已立“科学”为“学”。而“科学”精神，就在于追求“真理”。
“真理”具有超功利性，不论其后果，对于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即使难辨，亦当持之。
此观念，直至今日，仍为日本科学思想的主流。
“术”则不然，西周与福泽谕吉并世而立，可谓日本学界“学”与“术”的代表，福翁之“学”与西周不同，其“一科一学”之实学趣旨，在西周则称之为“术”，认为它适用于趋利避害。
西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家，其“知说”主张，成为日本科学思想生长的根基，在日本发芽开花。
“真理”是什么？西周说，“真理”是truth，它从哪里来？它从庄子来；要往何处去？要往科学去，往truth去。
西周从古汉语里，寻觅先知，找到“真理”二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