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干到老，从前是一种心气儿，现在是一种“福报”。
在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为深重的日本，到70岁还能找到工作，正在被视为一种幸运。今年一份调查显示，近40%的日本人把工作到70岁加入了心愿清单。
没有人想工作到70岁再退休，对于996打工人来说这是过于残酷的远景，然而在讨伐延迟退休时，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却常常被默契地忽视：
35岁就要担心失业的我们，凭什么认为只要想做，70岁就还能找到工作？
老人想要退休后继续就业，恐怕年轻人第一个不答应。
“老人就应该集体自杀，或者一起切腹自尽。”
耶鲁大学日籍学者成田悠辅冷酷的论调正在获得日本年轻人的广泛赞同，支持者说：
“第三次婴儿潮没有发生的原因是，我们以牺牲年轻人为代价，为膨胀的老年人口保留了工作岗位。”
在这个老龄化率高达29%的国家，老人与年轻人间的代际矛盾愈演愈烈，年轻人认为，正是迟迟不肯让出就业岗位的老年人剥夺了年轻人的前途与幸福。
在每一家公司，抬眼向上望去，晋升路径的尽头似乎都盘踞着一个“老头”。
他们拿着优渥的工资，每天无所事事，又偏爱指手画脚。尽管其中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或丰功伟绩，只是凭借年功序列制一年年熬到高位，但他们早已熟练掌握一套让年轻人悻悻闭嘴的话术。
举个例子给大家感受一下，“夫妇别姓”是时下年轻人最关注的话题，指的是妻子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不改夫姓，每到选举之时，作为男女平权的延伸，就会引起热议。
一档网络电视节目中，几位年轻人打算和一位前议员讨论“夫妇别姓制度”的必要性，结果三言两语，就被80多岁的议员先生一套“接化发”轻飘飘把话题带走。
年轻人：“我们想引入夫妇别姓制度，但自民党议员无视这个议题。”
议员：“年轻人的议题不被重视，因为你们都不来投票的嘛。”
年轻人：“可是没有向着年轻人说话的议员，我们为什么要投票呢？”
议员：“没人替年轻人说话，是因为年轻人自己不强烈表达。”
年轻人：“我们强烈表达了，比如夫妇别姓制度……”
议员：“诶呀，这种小事……”
年轻人：“我们发现，主张‘不改变现有体系’的，大多是高龄的政治家。”
议员：“高龄者可不是你可以这么浅薄揣度的，高龄者活这么长，经过的事儿可比你们多多了……”
年龄是最趁手的武器，正如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不论什么话题，只要抬出年纪，年轻人就只能乖乖低头。
识学总研的一份调查显示，近60%的工作者会因为身边存在这样的同事而感到工作士气低下。
在日本，“不工作的老头”也被称作“老害”，如同害虫般被年轻人所厌恶。
曾经，60岁退休就是“老害”的终点，每个吃尽年功序列制红利的老头，都将在60岁节点自然引退。然而不断推后的退休年龄，却让这种自然的新陈代谢被无限延期。
2013年，日本退休年龄原则上上调至65岁，企业需要向员工提供可以工作到65岁的机会。2021年，退休年龄再次推后5年，来到70岁。
这意味着，企业中“不工作的老头”将在年功序列制顶端生态位上多占据十年。而对于等待流动的年轻人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而最近，这种厌恶正在泛化至更多普通老人身上，以至于在退休后拥有一份工作，都成了罪过。
“老人已经有退休年金可以领了，为什么还要来和年轻人抢工作？年轻人没有工作，谁来给他们养老？”
然而任凭年轻人如何叫骂，退休后重新返岗的老年人还是越来越多。
有过日本旅游经历的朋友想必都有感受，日本的银发劳动者非常非常普遍。出租车上、饮食店内，从东京以至乡下，随处可见满脸皱纹依旧在工作的阿公阿婆。
实际上，2023年日本有912万高龄工作者，高龄工作者人数已经连续增加了19年。现在，每100个日本工作者中，就有13个老年人，其中既包括60-70岁的低龄老年人，也包括7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
在年轻人的想象里，老人占尽了时代红利。他们在战后出生，在经济腾飞期积累财富，在衰落的当下靠一份养老金旱涝保收。
但如若果真如此，哪个老人不想闲下来颐养天年呢？
现实是，身居高位无所事事的幸福老头终究只是少数，更多人必须依靠继续工作才能勉力过活。
“退休以后，我干了有六七份工作。”
来自鹿儿岛的德永先生今年72岁，看起来精神依然矍铄。黝黑的宽厚脸庞上，一圈短短的银色胡茬，声音里透着萨摩人特有的粗豪。
“不工作就没饭吃啦，都怪年轻时候太贪玩。”
面对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的疑问，德永揉揉胡茬笑道。退休前，他是一家机械零件厂的行政，退休后，他做过社区志愿者、介护司机、保安、拉面店员，以及派遣员工。
每份工作都干得不太长久，但几乎没有空档，因为德永的退休年金只有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27元）。去除6万日元房租，只剩下2万日元生活费，在物价高腾的日本，这样的收入完全无法覆盖生活成本。
于是德永不得不忘记退休的身份，继续寻找工作：“现在还能干就多干点，以后还有越来越干不动的时候。”
他与我相识在日语会话软件“sail”，一个由外国人付费，用于和日本人视频交流的语言平台。德永正在平台为新工作打磨技艺——他被录用为当地一家旅馆的迎送司机，需要练习一些与外国客人的简单对话。
“也是有些惴惴不安，要和客人说英语、中文、韩语，但是相比于之前的工作，这份还是轻松很多，多亏町内会的介绍。”
德永现在一周工作5天，每天5个小时，一个月能够收入10万日元，这份收入不高，但相比于之前更加辛苦的工作，已经足以满足，毕竟体力已不再支持更加强力的劳动。
在一个连年轻人都不好找到工作的社会中，老年人当然不可能比年轻劳动力更受欢迎。正相反，老龄劳动力好似过期食品，时间一到，便会被贴上降价标签。
收入几乎是断崖式的，60岁大限一到，即使没有被公司辞退，工资也会立刻打个对折。《东洋经济周刊》一份调查显示，39%高龄工作者退休后工资会下降41-50%，另外23%人士降幅超过50%。
即使依旧是原来的岗位，依旧是原来的工作内容，也不再会得到相同的薪酬。
而如德永一样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的人，则必须在未知的大海中重新寻找第二职业方向。
这往往与他们原本的工作内容大相径庭，因为留给老人的工作机会并不多。
生活充满无限可能，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性在无限坍缩。强脑力与强体力劳动都不再欢迎老年人，他们只能如同农民工般，挤进年轻人看不上的角落。
去除医生、教师等可以应用专业技能继续就业的特例，大部分老年人只能选择轻体力劳动密集型工作，譬如按摩师、园丁、保育员、清洁员、保安，或者与老年群体相关的工作，上门护理员、健康管理师、养老咨询师、介护司机……
这些在年轻人看来性价比不高的行业，如今填满老年人的身影。
它们不需要太高的门槛，没有学习壁垒，只需要认真、耐心，以及对身价足够低的姿态。
当一部分幸运的同辈在大公司中尸位素餐之时，更多老年人只能操持“贱业”，即便在60-70岁的年龄段，他们的体能或许尚未衰退，但老龄标签已经让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他们，身价严重折损。
如果说上一辈的廉价劳动力来自地域差异，那么这一代的廉价劳动力则来自代际差异，不得不工作的老年人，正在成为新时代的“高龄童工”。
同为劳动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高龄劳动者甚至比童工更加可悲。因为即便是最公正的法律，也并未保护高龄劳动者，反而默许着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剥削。
去年，浙江宁波一位60岁快递分拣员凌晨在岗位猝死的消息曾经冲上热搜。
快递公司否认老人“工伤”，只愿赔付意外保险金额与人道主义费用。而宁波人社局也表示，快递公司这番处置合法合理，因为60周岁后，分拣员不再属于劳动者，快递公司无需为其缴纳五险一金，没有工伤保险，自然也就无法认定工伤。
不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高龄劳动者都是这样廉价又省心的存在。
我们对于儿童有各种周密的立法保护，对于高龄者，却欠缺同样的关怀。
人生的落日不比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老年人丧失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后，便成了永久临时工般的存在。
不仅劳动权益无法保障，就连最基本的尊严也时刻摇摇欲坠。
今年68岁、从事派遣工作5年的惠子女士告诉我，年轻人呵斥老年派遣员工就像家常便饭。
最让惠子受伤的一次，是一家百货店的工作。20位老人被派遣协助百货公司的化妆品活动，到店后却被店员骂道：“老东西脏死了，给我滚出去！”
那一天，原定整日的工作3小时就宣告结束，虽然工资一分没少，但惠子却低落了很久。
有时，还要如货品般任人挑挑拣拣。有些工作单位会超额要求派遣老人，到场10人，最后只会留下5人。未被选中的老人只能自己返程回家，还要倒赔上一笔交通费。
“有时候也想什么都不管了，就在那里大骂一场，可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惠子担心，一旦说出不满，就会被派遣公司划为刺头，更难接到工作。
很多关于老龄工作者的叙事，很容易被塑造成某种精神。
仿佛这些老年人之所以工作，就是因为闲不住，因为喜欢上班：
91岁的养老院护理师，照顾比自己还要年少的住客；84岁的超市理货员，每天元气十足地处理鱼生；76岁的吸烟管理员，用笑脸感化违规吸烟的路人。
他们被采访为何要继续工作时，总是会说“我喜欢工作”、“我喜欢被人需要的感觉”，问起想干到何时为止，则会回答“想干到死”。
于是老人工作便成了某种劳动光荣的变体，成为歌颂劳动的活牌坊，然而现实的另一个侧面却是，对更多人来说，这只是不得已的生计。
“您工作快乐吗？”“快乐？只是为了吃饭罢了，为了吃饭。”
不工作，就没法生活。至少对于四分之一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日本老年女性来说，退休后的工作从来就不是什么可选项。
年轻时她们中的很多人是全职主妇，退休后年金也非常微薄。一旦丈夫去世，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贫困立刻接踵而至，此时，她们便不得不在人生的下半场开始新工作。
如果以家庭月收入20万年金（约合人民币9568元）为生活无忧的界线，那么全体日本人也只有20%能够达标。
相比于老龄化程度同样严峻的德国和瑞典，日本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意愿遥遥领先。
无可否认，世界上存在很多热爱工作的老人，但热爱不能用于美化所有被迫的生计。
而当越来越多老人开始继续工作，且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走高时，我们或许应该更加正式地开始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让老年人更方便地找到工作，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尊严与权利？
在日本，政府搭建银发人才网站，举办银发人才专场招聘会，求职软件也专门开辟了银发人才专区。
许多大型企业也在改变用工政策，调整针对老年员工的歧视政策。
尽管很多年轻人抱怨“不工作的老头”尸位素餐，但一项Persol研究所的调查却显示，老年员工的不作为，也是不得已。
300多名受访的退休商务人士表示，当抵达退休年龄时，他们被召集参加会议的可能性显著减小，从公司内部收到的信息也骤然减少，不得不开始将重要任务移交给年轻员工，并且不再有机会尝试新业务。
因此，他们被年龄所架空，很快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
而现在许多日企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为退休年龄员工提供可选择的工作路径。作为退休临界者，员工可以自行选择是继续相同工作量，拿相同工资，还是减少工作，拿一份相对较少的薪水。
一些旅游、餐饮业主甚至有意开始招揽老年员工，因为他们不仅更加廉价，而且确实能够很好地胜任工作。
一位在北海道经营农田观光的女士雇佣了多位农田向导，他们都是当地老人，尽管每位老人工作时长都不能太长，调节他们的工作时间表非常费心，但她并不后悔：
“人不会在18岁一下长大，也不会在60岁一下变老。如果未来注定要延迟退休，那么我希望到时社会能像我接纳他们一样接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