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学教师黄灯所著的《我的二本学生》,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书籍。书中记录了她所教的学生们的成长、就业、人生目标、所思所想,将数量庞大,但面目模糊的二本及以下学历的学生们的真实样貌,如实地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她提醒了我们一个早已存在的既定事实: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四年后,《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出版,不同于第一本局限在校园中的调查,黄灯在此书中,开始走访二本学生的原生家庭。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贫穷的农村,靠着父母(通常是母亲)的劳作、一些运气,与竭尽全力的学习,才终于走出闭塞的村庄。他们常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小学班级里唯一的本科生,与大多辍学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是“有出息的人”。


然而,将尺度从村子拉回到社会的层面上,他们是二本院校的学生,是在就业市场上并无多少竞争力的人群。


在大学里,他们将“直面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毕业以后,当学习“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这种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下文摘选自《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


张正敏1996年出生,来自广东F学院劳经系,我没有给她上过课,和其他孩子的拘谨不同,初次见面,正敏大方而坦然,她向我讲明了来意:妈妈是越南人,小姨和婶婶也是越南人,她从小在越南人堆中长大,从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对越南女人的成见。进到大学,她想和同学申请一个课题,研究村庄的越南妈妈。正敏说,她看过我写的东西,认定我是全校最适合指导她的人,希望我能做她的项目导师。


我想都没想,答应了她的要求。这样,因为写作的机缘,我意外多了一个走得很近的学生。正敏聚焦的对象是越南新娘,其中包括自己的妈妈,在我看来,她选定这一群体,本身就隐含了回望和梳理自己成长经历的隐秘动因。在正敏的描述中,我大致能勾勒出她成长的若干轨迹:一家四口,妈妈来自越南,爸爸是粤西山区的农民,哥哥初中没有毕业,她是村里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也是小学班级唯一的本科生。


正敏家房子的层高,远超一般住房。屋内几乎没有任何装修, 墙壁裸露出原本的砖红色,砌得极为平整、结实。


整体而言,房子又高又瘦,墙面整洁、挺括,地面干净,简陋到极致。“裸露的家”。厨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地方。洗手台保留了原始的预制板,烧火的灶台上,贴了暗红色瓷砖。正敏曾经提起,“我妈外出了几年,觉得不妥,回来搭建了一间厨房,说是要将家里的火生起来再说”,由此推断,厨房的装修,是妈妈刻意而为。


火生起来了,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家里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正敏和爸爸、哥哥一样,七八年来,依然被妈妈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房子庇护。这个家,妈妈再也没有回来,家里有她已经长大的两个孩子。置身屋内,我第一次体会到“家徒四壁”的含义。当正敏告诉我,面前简陋而坚固的房子,从地基到屋顶、从砌墙到厨房的装修,全部由妈妈一个人徒手完成,我内心唯有震撼。


我突然理解眼前的女孩此前和我说过的很多事情。我也突然理解,她在邀请我去家访时,为什么总有更多的犹疑。


正敏婶婶的大儿子,和正敏同一年出生,小时候不幸溺水,导致不明原因的脱发,小伙子对家里人无法给他提供有效治疗耿耿于怀,他整日将自己关在房子里,躺在床上玩手机,啥事都不干。前一阵,他想买一辆电动车,找正敏爸爸借钱,没有如愿后,一直生闷气。


正敏还有个堂弟,小学成绩一直很拔尖,初中无人管教后,中考只得了二百多分,正敏竭力建议叔叔将堂弟送去广州读职校,叔叔嫌麻烦,将他留在了阳春一所技校。


每次看到哥哥、堂弟和堂妹,很多时候,正敏会恍若梦中,她很难想象,自己竟然走出了如此闭塞的村庄,来到广州成了一名大学生。 


正敏曾用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过程,一句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学,都是因为我妈妈”。


她小学二年级在小水小学读,三年级到六年级在陂面小学读,初中上的合水中学,高中到了阳春市,然后到广州上大学, 历经了一个农村孩子最为常见的求学路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都会中断求学过程,正敏之所以能从偏僻的小水村来到 广州念大学,离不开妈妈的强大支撑。


小学毕业,正敏考上了阳春市排名最好的实验中学,因开支加大,考虑了很久,她决定放弃,“怕妈妈负担不起,我选择了一所折中的学校,回了合水中学”。同时,她向妈妈承诺:哪怕在普通初中,也尽力考上阳春市最好的高中。


高中每年的学费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五百元,为负担这些硬性的开支,妈妈必须外出打工。爸爸对女儿念书的态度非常消极:“跟我呢,我不能保证有钱给你读书,跟你妈,你就等于把你妈妈卖了拿钱读书!”留守小水村的叔叔,也曾旁敲侧击地追问正敏的成绩,总是向她灌输,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在极大的学习压力中,正敏不但无法从父亲这边获得经济上、情感上的支撑,还要花很多 心力对付这些负面情绪的干扰。


更让正敏烦恼的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从她念高中后,得知妈妈在支持她读书,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


大一时候,哥哥借车驾驶途中出事,一筹莫展中,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钱,正敏拿出仅有的生活费,很生气地交涉,“我给你这两千块,我买断跟你的关系,以后别来找我!”


可事情没有任何改观,考驾照,找妹妹要钱;想换手机,还是找妹妹要钱。正敏帮爸爸缓解过一次迫不得已的债务危机后,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绝,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


正敏曾鼓励哥哥去外面打工,让他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宁波帮他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话就将她戗回:“去那么远干吗,有便宜捡吗?”


正敏说:“每到此时,我内心特别害怕,充满了恐惧,总感觉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将我往下拉”。


结束当天的走访,我和她回到房间休息,正敏突然郑重地和我说:“老师,我拿点东西给你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旧柜子,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先是拿出上面的奖状及证书,最后从底部掏出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知心”牌圆珠笔,当红红的奖状、证书堆满一地,空管的圆珠笔呈扇形摆放在地面时,就如听到房子是妈妈徒手建成,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电击般的触动。我仔细数了数: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圆珠笔接近两百支。


在两代女性之间,妈妈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无意识保留的空管圆珠笔,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


从小水小学到广东F学院,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跨越这三个小时,却要一个母亲隐匿起来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需要一个瘦弱的女孩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正敏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跨入大学前,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每一步都是险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如果妈妈不去镇上买房子,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妈妈生的孩子一样,读完初中去打工,落入十七八岁嫁人生子的命运;如果妈妈不离开陂面,不放弃那份只能换来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面对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学费和每月确定的生活费,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就不可能拥有机会读高中。


正敏的求学与妈妈背后的支持,构成了家庭的主要叙事,而爸爸和哥哥始终蜷缩家中、被动遭遇社会变迁的状态,显然是更为基本的存在,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并产生了剧烈撕裂,而其中核心的张力,是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


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


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


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


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


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


我对正敏课题组的期待,除了按照结项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调研报告,更希望她在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外,写一些感性的文字,比如非虚构作品, 我知道她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同时也对调研对象投入了强烈的情感,写写自己的越南妈妈,已经水到渠成。


最终,这种来自对家人的重新审视和体恤,让正敏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并促使她拿起笔,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爸爸、 妈妈、哥哥的生命史,在家庭成员的换位对视中,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避免了大学阶段陷入煎熬和虚空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正敏赤诚的表达,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被很多人获悉,前面提到的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引起了很多讨论和关注,她由此感受到了书写和“看见”的神奇, 感受到了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


她对此深有感触:“对我而言,我一直害怕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规训。我愈是想要逃离、摆脱‘农二代’的身份,愈是容易与现实脱嵌,并陷入自我认同的游离状态。而赤诚地接纳自己,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


作为正敏大学时光的见证者和介入者,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让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以前,我总是从原生家庭牵绊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成长的困境,更倾向于认定原生家庭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对坚硬的现实 感到无能为力,至于教育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状态,我并无坚定的认知。


但现在,通过正敏带给我的近距离观察,当我意识到,“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


毕业后,他才发现“吃饱”并不理所当然


我与源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2016年9月的课堂上。那个学期,我被教研室安排给1516045、1516046两个班上专业课。依照惯例,初次上课,我们会自由讨论一些问题,也会让学生随意发言,讲讲各自求学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


莫源盛头戴一顶浅色的棒球帽,大大的眼睛分外精神,坐在教室左侧的后面,清瘦的身板套着一件素色衬衫,他淡定地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语气平缓地讲起了他和姐姐打火把上学的情景。


我当场和源盛约定,一定要找个时间,去他走过的山路看看, 师生之间的承诺由此达成。


源盛所在的内翰村算得上紧挨广昆高速,坐在源盛家的天台上,可以从树丛中隐隐感到车流的声浪。只不过,受制于高速公路的封闭性,村庄并未受益于修路带来的便捷。在源盛记忆中,村庄以前的路都是泥巴路,超过手扶拖拉机体量的机动车,都很难开进来,近十年随着国内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 加上政府对乡村基建的重视和投入,路面的硬化逐渐变为现实。 


当然,这种硬化目前尚停留在机耕路层面,因村庄依山而建,地势高高低低,连接各家各户的小路崎岖不平,还没有条件完全铺设水泥,为了防滑,和几十年前一样,只能依靠泥巴路底子上铺设的碎石。


也由于身处大山,交通不便,内翰村1998年才顺利通电,直到今天,源盛依然记得七岁之前,村庄照明主要依赖煤油灯,刚刚通电的时候,因电压不够,过年打火锅,想开个灯管照明,都不能拥有稳定的光源,不少村民家里都保留了祖祖辈辈用惯了的煤油灯。电视机也是很迟才有,至于空调,哪怕到现在,对于村民都是稀罕物,除了山里凉快,也和供电不稳有关。


对他的家人们,年幼时,源盛感受到的唯有爱,等到长大,负载在浓浓的亲情中,他却隐约觉察到了一种难言的尴尬:考上大学,为家族争光固然让他自豪,但亲人对大学的隔膜,对他不切实际的期待,却让他压抑、不自在。


爸爸一直坚信儿子的光明未来,“考上大学,工作稳了,前途也稳了”。大伯甚至以为源盛毕业后,国家能够包分配,有些远房亲戚受到网络信息的误导,对本科生的真实收入并不了解,经常试探性地问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万一个月?他们一直坚信源盛会轻易在广州获得工作,自然,他们无法想象年轻人立足城市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对这些善意的关心,源盛无所适从,他仿佛找不到一个契机,将大学的真实境况告诉他们。和室友一样,每到春节,源盛尽管渴望回家,但又害怕亲人的询问。


进到大学后,源盛对同龄人的状态,颇为震惊。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同窗聚在一起,一起玩耍,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 现实中的沉默和隔膜,“大家好像没有太多热情,没有交流的欲望,都在忙着看手机”。


与高中生活相比,源盛明显感到,高中阶段因目标明确,班上很容易凝聚起一种昂扬的氛围,进到大学,个体如脱线的风筝,不少人会陷入一种真实的迷茫。“大一时, 我们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大三时,想法慢慢清晰,很多人会去考会计证、教师资格证”。


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源盛貌似有很多选择,诸如不同的手机、不同的圈层、不同的玩法,但诸多的自由选择,并不能祛除内心的疑问,“不知道什么叫信仰”,“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更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想什么”。


初入大学的兴奋期过后,他观察和了解到的现实,开始让他莫名失落,他隐约觉察到了同学之间的差距,“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有后台、有背景、有财富的人。”大多数同学不会关注广州房价的变化,源盛却深感学校周边房价飙升带来的压力,“毕业后,我就算打个一万块的工,也很难买得起房子,弄不好,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同龄的舍友,大多没有源盛敏感,也很少留心现实,除了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有些会沉湎追星,有些则明确表态,在追女孩和打游戏之间,会选择打游戏,“追女孩好累啊,还要花好多钱”。


这种种真实的困惑,促使源盛思考一些问题,“我会追问生和死,会追问人的一生到底能干什么,也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直面现实的困扰,源盛的应付方式是,“将它们写下来,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从初中开始,他坚持写日记,高中时候,他立志二十二岁之前写一本书,到大学,他开了一个公众号,为锻炼文笔天天更新。大二时,他曾交给我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文稿,算是提前实现了写书的愿望。


也许,大学对源盛的意义,就是在专业的庇护下,能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的梦想。他曾经想过“建立一个文学流派”,但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从事的工作,能够和文字有关。 


2019年6月,毕业季如期来临。临近离校,源盛不像广东F学院的往届校友,提前在龙洞寻找住房。随着地铁的开通,龙洞的房租年年看涨,为节省开支,他和舍友罗益鹏在二号线的嘉禾望岗,找了一间月租五百元的老房子。“房租是真的便宜,但地方也是真的偏僻,看起来像在荒郊野岭,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对于工作,源盛的要求很明确:和文字有关,自己真心喜欢。以A机构为界,他的求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网络海投,进入A机构。平心而论,尽管没有受到疫情影响,源盛这一届求职并不顺利。考研失败后,他没有二战,选择了就业。


他整体的感受是“小公司offer随便拿,感觉还挺缺人,但说倒闭就倒闭,没有任何确定性,大公司、正规一点的单位,要进去就很难,至于考编和考研,难度则更大”。源盛面试过一家小公司,说是面试,其实就是敷衍地聊几句,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就宣布将他录用,“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这种公司,我就算毕业三四年,都能随便进,要是这样,那我读大学有什么意义?”


他观察过公司的员工,大都是一些中专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源盛坦承:“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觉得既然念了大学,起码和他们应该有点不同。”他拒绝了这家小公司,通过两次面试,进到了A 机构,“原本没有机会,因为我是男生,A 机构权衡了好久,最后录用了我。”


A 机构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算得上行业内的翘楚。源盛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对外宣称的教育理念都是套路,“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制造焦虑,将老师变成机器后,招生时,再通过打击孩子的自信,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让家长相信,只有报班孩子才有希望”。


源盛负责语文教学,他没有坚持多久,“顶不住了,良心上过不去,感觉太赤裸裸了,和我想象的教育完全两回事,想想还是算了”。“累,我倒不怕,但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让我别扭、不舒服。”当然,源盛也承认,机构的好处是人际关系简单,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好相处;其次,待遇也还不错,第一年受应届生条款保护,年薪不低于八万元;另外,以后如果谋求去公立学校发展,教育机构的工作经验,也会提供一些竞争优势。


爸爸得知源盛找了一份教职工作, 非常开心,他不能理解教培机构与学校的关系,无论儿子怎么解释,他都坚持,只有进到公立学校教书,才能称为老师。


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而言,父母对子女的薪水多少有一些期待,尽管源盛的爸爸妈妈对他的收入没有要求,但家庭的真实处境,让他不敢懈怠。在无法说服自己坚持 A 机构的工作后,源盛没有告诉父母实情,果断离职,投入了另一场求职之路。


离开 A 机构,源盛才真正意识到就业的难度,他由此进入求职的第二阶段。付完两千元违约金后,房租、伙食费、交通费瞬间变成刺眼的数字,变为真切的经济压力,让源盛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有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下顿没有着落时,就突然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从小到大,源盛从没觉得吃个饱饭有多难,毕业后,他才发现“吃饱”并不理所当然,“如果不去努力,不去干活的话,真的会饿饭”。


在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以前,源盛拼命兼职,做过很多短期工:“先是到一家快递公司,通宵分快递,工资当日结算,每天一百到一百二十元。随后又去了长隆天鹅餐厅当服务员,根据排班负责擦桌子,也是按天结算。最后还去了野生动物园园区当保安。”


其中,当保安让源盛最为难忘,因个子瘦小,他穿的衣服很难合身,哪怕小码,套在身上都松松垮垮,袖子更是长出一截,当保安同样是日结工,每天一百二十元。“这份工作给我一种荒谬感,我发现保安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此外,源盛利用空隙,还曾去科学城当过研学的带队老师,“非常好玩,也很有意思,工资也超级高,但不稳定,没有任何确定性”。


不断变换的短工只是权宜之计,源盛一直坚持网上求职,他曾亲历过一个编剧岗位,按要求投递剧本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他们的目的,就是骗点子,骗内容,骗到内容后,等你找过去,人家根本不接待,随便应付你”。


幸运的是,网上的求职,终于有了结果。在毕业半年后的春季,源盛通过智联招聘,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我将简历挂在网上,公司和我联系后,第二天就通知我上班,我频频去找找不到,没有刻意找的时候,工作竟然来了”。


源盛不知道公司挑选他的原因,但良好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处理能力,显然助了他一臂之力。公司是一家国企,位于萝岗的高新技术区,源盛的职责是编辑一本科技类的杂志。他对新的岗位非常满意,“工作氛围好,同事大都为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非常好相处。”领导也开明,对他客客气气,很认可源盛的靠谱和踏实。待遇尽管没有达到村庄亲人想象的水平,但相比兼职的不稳定,也还过得去。


工作确定后,源盛搬离了嘉禾望岗的民房,入住离公司更近的增城永和片区。对源盛而言,这是一份和文字有关、和学术有关的工作,完全达到了他的预期。


文学梦在广州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大都不合时宜,但源盛的坚守,显示了生活蕴含的丰富可能。


五年过去,我总是想起 2017 年暑假,与家人一起去源盛家,与他一起坐在天台的情景,他兴奋地向我们描述:“旁边黑乎乎的,我将电灯接到天台上,看看星星,看看月亮,听听风声,一个人躲在这里写东西,特别安静,特别美好,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


这是我所有学生中,对梦想最为具体、最为感性的描述。我无法断定源盛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但相比更多孩子大学期间的慌乱,他对兴趣和爱好的强烈坚守,让他内心始终有着确定的锚点。相比找到一份解决生存的工作,我更看好他依附在梦想之上,内心牵引而出的力量和韧性。


农村女孩的教育机会,如此重要又偶然


文瑜是我1516045班的学生。自我2016年9月给他们班上专业课后,她就一直担任班干部,负责联络老师和同学。文瑜长着一副典型的广东女孩模样:中等个子,清瘦身材,脸庞极为清秀,淡定的神情,看起来温婉而坚定。


2019年6月20日,临近毕业,我们约好召开了最后一次班会,不少人在外实习或者求职,三十八位学生中,只有二十四位能参加班会。


班上的孩子轮流走上讲台,纷纷讲起了毕业的感受和境况,此刻,就业环境日渐严峻,真正“上岸”的学生凤毛麟角,大都处于迷茫、纷乱的求职阶段,不少女生在离别的伤感中夹杂着对未来的担忧,文瑜是班上少有的确定了去向的学生,她受到环境的触动,回顾了找工作“纠结到哭”的经历,也讲起找房子的两难处境,“便宜的,环境太差又不安全,感觉害怕,稍稍像样的,价格又太贵”。


对大学生而言,“家访”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度却极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双方都忙,我和学生很难凑到一个合适时间,如果还要同时约好学生父母,难度更大;其二,班上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有不少顾虑。


文瑜是我任教的班上,第一个接受我家访的女生。比之女生,我留意到,男生仿佛更乐意老师前往自己的家乡。


文瑜 1996 年出生。爸爸和生母的婚变,让她两岁就离开家,开始跟随奶奶生活。对于亲生母亲,因分开时年龄太小,她已没有任何印象,多年来,甚至“没怎么联系”。


亲生父母离婚后,很快各自成家。文瑜三岁时,继母生了妹妹,到文瑜六岁,继母让爸爸将她接回身边,理由是“必须上学了”。在爷爷的观念里,文瑜是女孩,读不读书无所谓,“他想让我在家干活,读两年到十几岁就外出打工”。继母没有依从爷爷的意愿,坚持将孩子带回。


提到父母婚变对她的影响,文瑜坦诚,“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回到父母身边前,见到村里其他后妈打骂孩子,我也有点害怕,但回到父母身边后,发现继母完全不是这样”。


在她心中,继母早已获得了母亲的身份认同,“妈妈”这个神圣的称呼,只属于陪伴自己长大的母亲。文瑜强调,她得以拥有机会念大学,最为关键的因素,来自继母的坚持,而根据爷爷和爸爸的态度, “自己不是留在村里,就是外出打工”。 


初一暑假,妈妈带文瑜第一次来到深圳,跟随表姑在一家手袋厂打工,每天的日程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坚持了四十多天,挣多少钱,文瑜早已淡忘,让她难以忘怀的细节,一是通宵熬夜倒班,每到凌晨就昏昏欲睡的疲惫;二是年龄太小,她拿着别人的身份证,每遇突袭检查,就会被人藏起来的窘迫。


初二暑假,文瑜没有外出,在家跟随妈妈织网。初三暑假,文瑜再次进厂,整整干了六十天,“机器太高,必须站着,后跟磨掉了一层皮”,她清楚记得,“每个小时的工资是七元”,整个假期,她赚了四千多元。


同行的一个女孩,受不了工厂的劳动强度,做了十几天,“哭哭啼啼嚷着要回家,主管没有理会她,我帮助她顺利回去了,还答应将她未结账的工资也寄回。”帮助同伴妥善处理辞工的经历,让文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多年的劳动,早在岁月的积淀中,不知不觉滋养了她的冷静、韧性和担事的能力。


初中期间,文瑜一直担任班长,成绩也非常出色,“每一科都考前几名,总成绩也很靠前。”更重要的是,“老师很疼我,一开始就指定我当班长,加上人勤奋,校长也欣赏我”。整个初中,文瑜算得上学校的名人,在老师眼中,她被叙述为“当班长、又勤奋、成绩还好”的典型。文瑜中考的目标是湛江一中,但她所在的初中只考上了四名,在中考小小失利的情况下,她最后以全校第十的排名,进到了S县一中。


尽管高中阶段的学习极为紧张,文瑜还是习惯了假期外出打工。高一暑假,她去了富士康,负责屏幕检测,“工资高,伙食也不错”,因住宿条件差,没有地方洗澡,加上不想上夜班,“只干了一个星期。”高三暑假,高考一结束,她再次进厂,哪怕即将踏进大学的校园,文瑜依旧坚持了中学时代的打工习惯。


在我的学生中,文瑜是将个人打工经历说得最清楚的学生,也是坚持各类劳动最多的学生。“回家就干活,一有空就干活”,成为她漫长求学阶段的基本状态,与城里同龄孩子辗转各类教培机构、不断刷题的日常构成了鲜明对比。


在妈妈的带领下,作为大姐的文瑜,劳动的习惯早已深入骨髓,弟弟妹妹也极为勤快。以前,文瑜意识不到劳动的历练对自己的影响,直到进入大学,她发现自己总是比别人更有耐心,遇事不怕麻烦,也更愿意担当一些公共事务时,她隐隐约约觉察,恰恰是多年的劳动锻炼,让她获得了精神的钙质,加速了个人的快速成长。


进到大学,生活上,“通过兼职,养活自己”是文瑜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园打零工,给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板就会力邀她帮忙,保证假期的三倍工资,文瑜也能在短期内赚到几个月的生活费,有两年寒假,她因此放弃了回家过年。


大二暑假,她去过蓝月亮、奶茶店打短工,也去过超市做导购,甚至接过一次翻译。文瑜的短期工作信息,大多来自一些兼职群。大三上学期,她还做过课外托管,“下午四点过去,晚上八九点回来,包晚餐90元一天”。


整个大学,文瑜没有找父母拿一分钱生活费,所有开销都通过课外兼职解决,她有过因兼职耽误了专业提升的遗憾,但也承认丰富的课外兼职,锤炼了她融入社会的能力。


当然,也正是忙碌的大学兼职实践,让文瑜早早意识到,同龄人不同的家境,暗中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她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自助游,同行的旅伴来自惠州,在一所三本大学念书,父亲做生意,“家里房子很大,在家就是一个小公主,毕业后的工作随便挑”。


她还认识一个独立学院的男生,“爸爸是领导,工作随随便便都能安排好,工资都很高,深圳一些有名的大厂,男生都不想去”。毕业前夕的实习中,文瑜总能听到一些家境和她类似的老乡,在单位“无缘无故地被骂”,一个毕业半年的师姐,在单位的现状,同样是被“骂到麻木了”。


文瑜不怕被骂,也不怕劳累,她将职场新人遭遇的人事磨合,视为进入社会的必修课程,但她希望单位的氛围能够让人放松,希望领导能够给予刚刚入职的小白,更多空间和包容。


妈妈对于文瑜大学毕业的去向没有明确要求,但广州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让她对女儿留在大城市抱有朦胧的念想,当然,文瑜能够在S县找到好的单位,能够考上公务员或者获得编制,毕业回来,她也能接受。


我留意到,相比找工作,妈妈明显更关心女儿找对象,我与她少有的聊天,话题都聚焦在文瑜的婚恋上,也许,对父母而言,孩子的婚姻大事,是比就业更为紧要的事情。


2019年毕业季,我的办公室门无数次被推开,一张张青春、困倦而又无所适从的脸,写满了迷惘、困惑和无力,满意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城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竞争的形势愈演愈烈。


和班上太多去向未定的同窗比起来,在“回 S 县”和“留广州”之间,大四一到,文瑜不再有任何纠结,她尽管对立足广州没有太多把握,但“小县城一眼望到头”的现实,让她感觉家人从“村庄到小镇到县城” 的路径,应该有人再往前推进,“说到底,回到县城,我还是有点不甘心”。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文瑜认定自己应该想办法在广州留下,算是为弟弟妹妹毕业以后的选择,提供一点点依靠和参照。


2020年7月,文瑜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男朋友来自S县,学的工科专业,父母都是乡村老师,下面还有个弟弟,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在深圳工作,因文瑜在广州,他转来了广州。


在同一个城市相处几个月后,他们意识到了立足广州的难度,两人决定,如果要在珠三角留下来,不妨将目光放到周边的城市,这样,男朋友又随公司来到了佛山。


在此以前,文瑜对到底能不能立足广州,从来不敢多想,但男友来到佛山的选择,让她坚定了信心,“就算我在广州上班,因佛山与广州有直达地铁,一切都很方便”。大学班上有好几个女生, 来自佛山或深圳,在家人资助下,早已成家立业,解决了买房的大事。文瑜曾经很羡慕她们,但现在,她对自己和男朋友通过努力一步步立足佛山的现状,感到踏实和满意。


很小的时候,文瑜认为家里穷,长大后回望,她发现“家里没有想象中的差”。她爸爸的六个兄弟中,有不少和文瑜一起长大的堂姊妹,无一例外,他们都延续了“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人生轨迹。整个家族,也只有文瑜三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在文瑜的人生中,如果不是继母的出现,她最有可能延续堂姊妹的命运路径。


对农村女孩而言,教育机会的获得,如此重要,又如此偶然。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学,对任何一个农村孩子而言,都需要走过长长的路,需要历经更多看不见的偶然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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