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火了。


开播十四天,每一天的播放和话题都在霸榜。


大结局当晚,豆瓣17万网友打出了8.3的高分,近一半的人打出满分。


剧中耳熟能详的“汪小姐”“三羊”“繁花”“不响”等已被申请注册商标,单与“繁花”相关的商标就有超200个被申请。


“繁花周边”成为市场香饽饽,排骨年糕搜索量暴增七倍,宝总最爱的泡饭订单量大涨110%,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除夕年夜饭已约满,平日用餐也基本爆满,不再接受预约。


和平饭店同款72号的“英国套房”改名为“英国繁花套房”,1.68万一晚还连日告罄。


剧集内外,《繁花》的成功,不仅是原著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也不止是拍电影的王家卫在降维打击,而更是故事所在的那个年代,特别让人珍惜和回味。


那是一个遍地机会的春天,那是一个中国人初尝金钱狂热的时刻,那是一个百家争鸣文体两开花的时候。


9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走出了思想的争论,挤在最繁华的都市中心,身边弥漫着财富的气息,梦想着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无比怀念这样一个繁荣、激烈、向上、奋斗的年代。《繁花》只是悄悄打开了通往这段记忆的大门。


一、一个敢于做梦的时代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位88岁的老人,在1月18日到2月21日,走遍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不少讲话。著名的“南方谈话”,终结了那几年的思想大论战。


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个遍地机会的发展时代,向人们走来。


听完“南方谈话”的华西村吴仁宝,当晚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一面四处高息借贷,一面要指标、跑铝锭,村里当时以每吨6000多元购进铝锭,三个月后,涨到1.8万多元每吨。


中国一栋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繁花》中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老板娘回忆,“不仅是上海人,全中国的人,如果要谈生意,不可能是在办公桌上谈成功的,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人们挤在黄河路,要在最气派的饭店,结识最“有面”的人,谈成最牛的生意。


于是1993年,黄浦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755米长的黄河路,开了一百多家饭店。


一道创意菜,可以叫上一千元的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倍的工资,一个包间低消,至少两千元。尽管如此,依旧宾客盈门,车马骈阗。


就像苔圣园的总经理、店长们回忆的那样:90年代的黄河路,出租车一溜排满整条路。


铺满整条路的,还有霓虹灯。随便头往上一抬,基本上都能看到头顶的霓虹灯。


这里仿佛没有日夜,店家早上十点开门,直到夜宵,大家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钟。夜晚一个台子翻三四遍甚至四五遍都有。


烟花炮仗从各家各户一轮轮地放,放几个钟头,一家放得比一家响。整条街走不动道,因为烟花纸堆得像地毯那么厚。   


豆瓣网友“JIE”回忆,90年代的上海只能用“疯狂”形容,黄河路上谈生意的老板给小费出手就是百元钞票,而90年代初工资才一百多,到199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不到五百。


工薪阶层理解不了,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衣服要穿梦特娇,香烟要抽万宝路,一个大哥大2万块。弄堂里有好几台大哥大,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打电话,但他们就是要有。


这种似乎难以被理解的腔调和派头,却是当时谈生意的标配。


就像《繁花》里的“老克勒”爷叔,请来宁波红帮裁缝,给胡歌饰演的阿宝量身定制一身噱头十足的西服:“西装一定要讲料作,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夏天嘛,派利斯、凡立丁;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


要做到“远看、近看、站着、坐着都好看,走起路来不好看,不灵”。


整饬完成,就该去饭店里谈生意了。


《繁花》里的至真园盛大开业,服务员高喊“黄金宝地,喜接四海宾客,吉星高照,笑迎八方财神”。


一万一筒的烟花,开业时直接头也不回放掉三个,还请来港星温兆伦压轴,那时的他正是全民追捧的偶像,《我本善良》中亦正亦邪的“齐浩男”成为经典角色。


“海宁皮草少爷”“黄河路小王子”魏总,一出场就和阿宝抢生意,生意还没完全谈成,就请全餐厅88桌客人吃“霸王别姬”,一梭哈下来消费三万五。   


戏里戏外,所刻画的风起云涌的十里洋场,尽是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就算生意没谈成,“霸王别姬”白请了,但是这些生意人坚信,只要名气打出去了,流出去的钱,总会流回口袋。


敢于做梦,铸成那一代人豪横的底色。


二、一个敢于搞钱的时代


1990年年末,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办,那时的上交所还只有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一面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敲响了上证交易所的第一记开市锣声。


许多人仍然会想起当年的“牛市”,尤其在当下。


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窜,到25日已高达1420点,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从二三十元涨到二三百元。


7月,股价继续狂涨,市盈率在几百倍以上翻腾。当时有外国媒体评论:上海出现世界上最贵的股票!


行情之下,一批人像“宝总”一样,靠股票致富。


上海一个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被上证包下做临时交易场所,股民们席地而坐,听着广播每五分钟播报的一次行情,然后委托下单,电话交易。 


到 1992年8月,股票已经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变成炙手可热,为此深交所还发布《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买新股,只能抽签认购,凭身份证办理,一个认购者可持有10张身份证,一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


公告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身份证寄往深圳邮局,其中最大的一个包裹重达17.5公斤,里面放了足足2500张身份证。一个当时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深圳,两日内一下涌进150万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的人,靠农民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每一个纷至沓来的人,脸上都写满了“狂热”二字。


南京大学还成立“股票实践交易行”实验课,学生“红马夹”忙着举牌竞价,“黄马夹”紧张地记价、配价,每星期日交易一次,领略股市变幻。


就连鲁迅笔下的“闰土们”,也当上了股东。


连带着教授炒股的书,也畅销热卖。根据人民日报记载,1992年,股票书至少出版了七八十种,《股票,叩击中国大门》《股票市场沉浮录》《亚洲证券市场》给股民带来启蒙,一般都能印上几万册,几乎没有哪家出版社有书砸手里。


《繁花》里的阿宝,尽管身无分文,创业的起点为“负”。但在爷叔的指点下,不惧负债,借来一万多,连好兄弟陶陶的金链子也抢来当掉卖钱,全部购入电真空股票。


后来,深圳大量收购,股价升五倍,破三百八十元。


而真正让阿宝蜕变成宝总,则是因为认购证。


当时一张认购证30元,劝退不少人。但大户们经过计算后,发现如果发行量在200万份的话,将认购证的申购成本摊到股票中去,就是绝对超值的。


于是,人们纷纷挤进发售点,阿宝的好友“蔡司令”,为了帮助阿宝买进认购证,被阀门夹住腿,依旧高喊阿宝进去。


4个月后,认购证升值160倍,宝总就此立足。


“小钱”炒股票,“大钱”炒房地产。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发达国家发展史上的最佳投资选择,也被当年的中国弄潮儿选中。


1992年,也是中国房地产巨头集体井喷的一年,绿地、碧桂园、万达、恒大纷纷成立。


在酒店、饭店,大哥大里传来的声音都是“XXX急需资金X千万,现在投进去,年底分房,回报率70%,怎么样?做不做”。


曾就职于国家体改委的冯仑,也在1992年5月直奔海南,不要“铁饭碗”,改要房地产。


那时的海南开发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前一年6月海南的公寓房还是1200元每平方,到1992年6月,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3500元。


有人在深圳宝安购入一块荒地,未动一草一木,便已溢价几百万元。


钱,仿佛被大风刮来,毫不费力。


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1年,我国GDP为2.1万亿,1992年,这个数字变成2.6万亿,到1993年底,这个数字首次突破了3.5万亿。


在这个如同繁花争艳的进取时代,每个人对获取财富的信心,登峰造极。


以至于当时有媒体指出,经济有些“过热了”。


三、一个敢于呐喊的时代


“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繁花》的终极预告中,一曲《无地自容》,让人再次感受那个时代的跳动。


王家卫说:“它代表了那个时代无数个阿宝的生命力,激情澎湃,悲喜交集。”


从1991年黑豹的《无地自容》,到1992年唐朝乐队的《唐朝》,再到1993年指南针乐队的《选择坚强》,三张专辑,带领着中国摇滚迈向巅峰,更让人和时代一起,热血沸腾。


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向人们挥手。


“歌神”从许冠杰变成了张学友,再加上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靠“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全民偶像的“费翔”,也被《繁花》请来演唱,让新品牌“三羊”在沪联燃起“熊熊大火”,成为炙手可热的品牌。


音乐领域的重磅不断,影视作品也别开生面。


1992年,一部中国电影荣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女主巩俐也凭此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威尼斯影后。   


这部片子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讲的是一个西北山村的一个农民,因为与村长起争执被踢伤下体无法再干农活,村长从未表态。妻子秋菊气不过,找村长理论却不得理会,为争口气,一纸诉状层层上告,从乡里到县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


中国老百姓面对不公的那股“认死理”“讨个说法”的精神气质,跃然荧幕,成为时代的注脚。


这一年,王朔也成为一种现象。不论是他主笔的单本长篇、小说集,还是收录15本作品的《王朔文集》,都卖断货。


他着手写作的《编辑部的故事》也在1992年上映,至今仍是中国情景喜剧的顶尖之一。


光怪陆离、三教九流,改革开放下人生百态在这间编辑部内一一呈现。


主演葛优那句“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记住,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依旧是经典片段。


那一年,报纸刚刚告别“铅与火”的旧式印刷技术,采用彩色印刷。早出报早投递多渠道发行,成为报社深化改革,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体育场上,中国体育健儿,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刷新认知,只有一个运动员参赛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为中国夺得该届奥运会首金,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枚奥运会游泳金牌。


女子跳板决赛中,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在多轮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顶住压力,成功卫冕。年仅14岁的伏明霞也一举夺冠。


到次年,马家军长跑神女足下生风,脚踏世界纪录,碧池小花翻江倒海,技惊寰宇。


从百姓到国家,都在发出时代的呐喊,试图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真实、鲜活的中国。


四、结语


一条黄河路,道不尽一个时代的繁华。


霓虹入眼,万花如海,一个又一个传奇在90年代初的中国轮番上演。


城市激荡转型,个人命运转折,狂飙突进,也大浪淘沙。在改革的春风下,人人只争朝夕。


也许对于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而言,当年的社会面貌不像《繁花》里的上海那样光彩夺目。


但那仍然是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做梦、通过奋斗改变人生的时代。


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参考: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大象放映室:激荡四十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ID:zgtrend),作者:竹芒、震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