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从北京飞往成都的一架东航航班,有乘客在机舱中闹事。今天的警情通报称,对涉事男子董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涉事女子赵某作出行政罚款处罚。


红星新闻采访的乘客孟先生称:“一对夫妻和两岁的孩子只买了3张公务舱的机票,孩子母亲说她可以将孩子抱起来空出一个座位,让坐在经济舱的保姆坐到公务舱来。但空乘人员表示,两岁孩子不可以抱在怀里,即便要让保姆到公务舱,也必须要加钱升舱。但该男子根本不理会,与空乘发生激烈争吵。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空乘人员选择报警。”


孟先生还说,警察到达现场后事情也没能很快解决,“一直没有请(涉事)乘客下飞机。”当时孟先生就坐在随行保姆附近,该保姆称“谁也不敢动我们”,在她被其他乘客指责后,“大家就吵了起来,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在飞机上僵持许久后,乘客们等到了航班因天气原因取消的消息。孟先生认为,就算是天气原因,也是因为男性乘客闹事才导致飞机在延误两小时后,错过了黄金起飞时间,“但东航坚持认为是天气原因,对男子闹事只字不提。”


另一位乘客杨女士称,当时飞机上有300多人,有人在第二天还安排了一年一次的考试,其中一个要考试女孩的家长在听到航班取消的消息后当场哭了出来。


事件中有没有处理不当,还需等待之后的消息,但对于这趟航班的乘客来说,真是“人在机上坐,祸从公务舱来”。


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陷入这样的无奈:一个“垃圾人”就有极大的破坏力,然后你还刚好碰上了,你的时间被耽误,但“垃圾人”并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比如你在街上开车,经过十字路口,只需要稍微礼让一下,就能保障有序通过。结果冒出一个“垃圾人”司机,直接来个逆行,卡死了大家的位置,造成堵塞。如果你的孩子品学兼优,那天刚好要去考试,还未雨绸缪地提早了一个小时出门,结果硬是被迟到,你跟谁哭去?


有一年我自驾出行,途经湖南道县,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道路,硬是塞了一个半小时。通过时才发现,原来是对面有一条车道在修路,于是对面就有车选择逆行,塞住了我这边车道的车子,我这边车道又有司机见到走不了,于是也逆行,大家互相塞死对方。其实只要遵循文明国家的“拉链法则”,通行原本是很畅顺的,但“垃圾人”的存在,就是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一方面是无数人努力“适应社会”,另一方面是“垃圾人”用各种方式侵害他人自由,甚至危害他人安全。到最后,许多人“适应社会”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也变成“垃圾人”,因为不钻空子、不漠视规则,就无法生存。



说到这个,就不能不提许多人对“自由”一词的曲解。


许多中国人一听到“自由”这个词就如临大敌,立刻就会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不要想着为所欲为”。甚至当个人权利遭遇侵犯时,也有人搬出这句话,让当事人不要太较真。在各种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也总有人拿这句话来批评支持自由的人。


其实这是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文盲说法,歪曲了现代文明社会下的“自由”概念,将之曲解为“放纵和为所欲为”。实际上,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从来都是在法治框架之下,个体遵守法律和规则,并免于被权力和他人侵害。


正因为曲解了“自由”,所以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情况:某些在国内习惯了找关系走后门、凡事钻空子的中老年人,出了趟国之后慨叹发达国家没有自由,什么事情都有人追究,比如骂邻居两句,邻居就报警,在家吼孩子两声,邻居又报警。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最自由”。


但很显然,他们不管生活在哪里,以他们习惯找关系走后门钻空子的德行,都只会是“垃圾人”。因为他们将“自由”曲解成为所欲为,所以一旦不能“为所欲为”,就觉得“不自由”。


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离不开法治框架的约束与保护。每个人都需要遵纪守法,在这个前提下,拥有各方面自由的权利。如果法律乃至规则不能约束那些不守规矩的人,那就是对自由的戕害。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段话:一个文明人,会对权力的恶行无比苛刻,对别人的遭遇会有同理心乃至提供帮助,一个野蛮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会将个体的遭遇视为“少数个例”,将个体争取权益的行为视为“自私”,将自己对权力的恐惧称作“理性客观”,将自己的自私粉饰美化为一种“包容”。


社会同样如此,一个文明社会,对权力和恶行的容忍度肯定是相对很低的,一个不靠谱社会则恰恰相反,它会追捧权力,“包容”恶行。


习惯各种不靠谱的人,一旦置身文明社会,当然会觉得“更不自由”,因为钻空子犯法、不守既有规则犯法,连插个队都会千夫所指,哪有野蛮社会那么“自由”。正因为他们将“自由”曲解成为所欲为,所以永远都不能理解何为“文明”。他们不明白:一个无视规则的社会,根本谈不上“自由”,反而没有人是自由的。


如果你有在欧洲国家(少数国家除外)自驾的经历,往往会为畅行度惊叹。即使是双向两车道的乡间公路,以80公里时速畅行都是寻常事。许多人误以为是车少的缘故,其实事实绝非如此,从人口密度和汽车保有数量来看,除了珠三角等人口高度稠密的发达地区之外,大多数中国城乡的车流量都未必比得上欧洲,人家所依靠的是以路权法为基础的交通规则。


比如在高速公路上,最左车道就是超车道,每个司机都会在超车后回归右边车道,保持超车道畅通。而在普通公路上,环岛必须遵守路权规则,让行拥有路权的车辆。十字路口的辅路车辆必须让行主路车辆,只要主路在安全范围内仍有车辆,辅路车辆绝不会冲出来,这就保持了高度的畅通。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规则意识,才让人们拥有畅行的自由,而不守规则的人,则损害了自由,必须付出代价。


同样道理,如果大家都有排队的习惯,那么自身的自由就得到了保障。容忍插队者绝不是什么“包容”,而是对自由的极大伤害。


中国人很喜欢说“适应社会”,这当然有历史基因,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倾向于人要在集体中生活,人的价值并非来自自我认同,而是他人眼光,“为别人而活”是一种常态。但“适应社会”也需要底线,或者说,正是因为人们普遍选择“无底线适应社会”,对恶行视而不见,甚至将“别人钻空子,我就要变得更会钻空子”“别人恶,我就要变得更精明更恶”作为“对策”,才导致“垃圾人”越来越多。


“适应社会”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垃圾人”,同时这种“垃圾人”会以几何速度增加与蔓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