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王家卫执导的《繁花》播毕。在收视率一路攀高、甚至引发黄河路“打卡”狂潮的半个月之后，《繁花》已被印证是口碑和流量双赢的现象级剧集。作为电影大导演，王家卫被人熟知，但我们又未必真的了解他。在《繁花》上映之初，我们对它有过和《小时代》相提并论的误解，有过和金宇澄原著相比“响”的质疑。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我们曾在误解过王家卫的基础上，又误解了《繁花》。
王家卫“不响”，《繁花》“不响”，三十集播毕后的交口称赞即是最好的答案。王家卫将《繁花》的情结深种上海，意却指向了一盘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共同飞腾、把蛋糕做大做强的大棋局。镜头挥斥之间，让观众接续到了上世纪那股拼搏于经济发展大时代“人不响，天晓得”精气神。
王家卫，“灵的！”《繁花》，“灵的！”
“私导演”王家卫的“大时代”
《繁花》初播头三集时，网络上对它的批评基本集中在“看的不是王家卫，而是《小时代》”。第一集一开场，和平饭店流光溢彩、金玉满堂的跨年盛景中，主人公宝总身着很“小时代”的高级羊毛大衣，被出租车撞后，手提箱里撒出三十万钞票迎风飞扬，活脱脱一幅纸醉金迷的“浮世绘”。
紧接几集，汪小姐、玲子、李李，三位女主人公或着摩登白领战衣、或着高定华服登场，几场镜头揭露了男女之间错位的爱恨，也很“小时代”。更要命的是，主线戏码看似也相当“小时代”，“高富帅”总裁商战嘛，总归都是差不离的“天凉王破”（网络流行词语，“天凉了，让王氏集团破产吧”的缩略形式）。这个主题和王家卫搭在一起，看起来就“不灵”。
这种先行的评论出现，窃以为是因为大众看在眼里的拍《繁花》的“王家卫”和早已固定在大众印象中的那个“王家卫”，一“入”一“出”间，差距还是蛮大的。
所谓“出”，是指在大家印象里，王家卫的电影，不管是都市、警匪，还是武侠、科幻（《2046》算得上科幻吧），拍来演去好像都是痴男怨女眼里放不下别物的痴缠。香港市井中甚至有将“王家卫”当作一个略带贬义的形容词，形容一个人那么“文艺”，“抽象”地“超脱”于烟火气。
借鉴“私小说”（わたくししょうせつ）的概念，我斗胆将公众眼里王家卫的导演风格总结为“私导演”。此处的“私”（わたくし）与“公”（おおやけ）相对，和大江大河、国族命运的叙事相对，是小儿女私情的喁喁低言独语。
《花样年华》里，本该放眼国际局势的新闻编辑周慕云念的是“如果多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东邪西毒》中，“西毒”欧阳锋不再贪恋江湖，只为逝去的爱情一个人醉生梦死，“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重庆森林》的编号663更是登峰造极，失恋后对着肥皂、毛巾、公仔自言自语。即使到了《一代宗师》，硬气的宫二小姐也会喃喃吐出一句，“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是我的运气”。
不过，恰恰是这种“私”造就了王家卫的“摩登”，学术点叫“现代性”，甚至过于“摩登”，成为了让观众看不懂的“后现代”。正如推崇“私小说”的日本小说家伊藤整所言，现代小说的根源在于作者的自白本性。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揣测，王家卫是有意识地吸收了这种“私”。他自陈“非常喜爱”的太宰治，正是“私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小说几乎全是关于情爱的痛苦自白。
与此相反，《繁花》是“入”的，“入”得远远超过了我们认知里王家卫作品的“入世程度”。阿宝变身宝总，油头一背、三件套上身，金碧辉煌的背景里手持威士忌对镜头浅浅一笑，是会让观众怀疑走错到了广告拍摄现场；至真园的几十万包场相当霸气，88个“霸王别姬”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入”也在从第一集开始伴随全剧的“宝总播报”中贯穿始终，是“一九八四年，国家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这样对经济局势铿锵有力的陈述，而他对三个女性的情感取舍在心里到底如何掂量，只有“不响”。
不过，怪王家卫不太“出”，变得太“入”，错的可能不是王家卫，很可能一直是我们自己。我们一直“错看”，或者说是“漏看”了王家卫。王家卫，一直是一个有“大时代”的导演。
就拿设定在上世纪60年代的《花样年华》来说，王家卫安排苏丽珍回到那间旧公寓，正在收拾家当的房东孙太太和她讲：“我女儿说现在香港这么乱，我一个人在这边她不放心。”同一日，周慕云也回到和苏丽珍隔了一墙的旧公寓，新房东提起要走的孙太太，又讲了一遍，“现在乱成这样，能跑的还不跑吗”。王家卫在画面上出字轻轻一点，这一年正是1966年，社会层面的涌动猜疑引发香港移民潮。也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多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才得以成立。
同理，《重庆森林》是在都市男女在“人人都食快餐”的高速经济发展中才能打捞出来的孤单彷徨，这种情绪在《春光乍泄》的耽美颓泄中达到了高潮。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耽美颓泄也是世纪末时代的一种大旋律，可以从同时期的台北的城市书写中找到对照，比如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和《世纪末的华丽》。
在王家卫的后期，这种“大时代”更加显化。《一代宗师》中“南”叶问打败“北”宫宝森得挑武林大梁，前有一句“拳有南北，国无南北”的台词铺垫，在叶问得胜后背后一张“共和”大匾赫然在目，其中时代寓意不再含蓄，而是已然挑明。
至于《繁花》，作为王家卫在电视剧体裁上的试验，是直接将时代铺开碾碎给观众们来看的。不了解王家卫电影其间脉络的话，观众难免是会觉得王家卫“太露“太入”，其实他不过是将原来藏在叶底的花转而大特写视之而已。
这也正是他在《繁花》中所要用影像书写的对象。在那个蓬勃发展、人人“将一颗红心全献向火红的市场”的年代，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所有眼睛紧盯向市场和政策的变化，每一条消息都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自身命运的起伏。于是宝总深情的自白只可能留给政策市场大事记，哪有辰光念叨情爱得失。
至于“小时代”式的浮华，不过是上世纪90年代见过了世面的上海人的日常。随着《繁花》剧集慢慢开播，网络上经历过那个年代“商海”的上海人翻开了自己家的影像集子和账本，“哦，确实是这样子的”。
《繁花》剧集里也老早交代了嘛，在爷叔指导下，阿宝变为宝总，首先要追求一身光鲜，因为爷叔讲了，“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苗头”。一副高定行头是派头，住在和平饭店是噱头。李李也讲了，饭局吃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生意。一切霓虹养眼，万花入海，都是为了搭好戏台，唱好经济发展这台大戏。
会拿《小时代》和《繁花》相比，说到底真正要埋怨的是，我们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经过了多少风雨，见过了多少世面，而近些年描写“世面”的大众影视作品能拿出来的，反倒好像只有一部《小时代》。在《繁花》之前，这何尝不是一种空白和缺憾呢？
“响”，才能“不响”
《繁花》原著一书，全文有1300多处“不响”。“不响”，是金宇澄赋予《繁花》的灵魂，是上海意趣最大的体现；故而“不响最大”，也是大家最认同的金宇澄的《繁花》精髓。
至于王家卫的《繁花》，现有批评的另一个方向是觉得它不是“不响”，而是“太响”。场面上太过于繁花着锦、烈火烹油，也就没了“不响”的余地。不过，如果我们读过金宇澄的《繁花》的原著，那也理应晓得，金宇澄的每处不响，前头都是要两人说市井闲话讲七讲八的“响”，才方有一个人突地不言语所留白的“不响”。
《繁花》是“响”，锣鼓喧天做生意做出了黄河路一条街霓虹不灭的繁华，但这才有了逐至于尾声时众人各奔前程、繁花落尽的“不响”，是所谓有高有低，才有错落有致。这点上，长篇电视剧和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技法是一样的。《红楼梦》有元妃省亲大观园的“响”，才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不响”；《水浒传》有一百零八个好汉梁山泊结义的“响”，才有宋江归顺朝廷后好汉各自凋零的“不响”。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真正重要的和考验创作者技法的，是“怎么响”。王家卫的《繁花》比金宇澄《繁花》的确更“响”，却也事出有因。王家卫拍《繁花》，情结在上海，意不止上海，指向的是一盘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共同飞腾、把蛋糕做大做强的大棋局。
宝总是上海人不假，但剧里始终强调他的身份是“港商”。剧里宝总做成第一桩外贸生意 ，依靠的是“三来一补”。在现实中，“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的先河，正是由第一批北上的港商中有“香港毛纺大王”之称的曹光彪开创的。
中新社2018年一篇题为《“国家从未忘记”——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的报道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市场放开，但“内地投资环境差、政策不完善、投资前景不明朗”，“外资犹豫观望”的情况下，是港商率先大胆到内地投资建厂，“常常以‘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出现，更为相关领域经济发展带来‘第一桶金’”，成为投资兴业的龙头引领者。
港资除了开创了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也开创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内地首家合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广深高速公路。报道中引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417032个，实际使用港资10093亿美元。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53.1%。
剧中的“资金库”林太是台商代表。玲子和强总呢，身上则有带着技术和管理经验回归建设祖国的海外华侨的缩影。而汇率并轨下“沃尔玛八十万条牛仔裤订单”，成为了汪小姐翻身的关键。
《繁花》一剧，让摸着石头过河又充当石头的各色人物统统登场，展现出了当时经济发展大棋局的大珠小珠并落交响，焉能不“响”？
更何况，王家卫该“不响”时也“不响”。比如宝总生意操作未落子时，无论是否看似山穷水尽处都颇严的口风，是为“不响”，才有了柳暗花明的悬疑，所谓“人不响，天晓得”；最后一集众人皆成黄河路的“过客”，潘经理下线杀青时只留下一句“不响最大”，是为对金宇澄的“不响”最大的致敬和泪点回旋镖。
另外，顺着上一部分的结尾，“响”和“不响”的关系也值得从另外一个少有人提及的层面说道说道。俗话说“文章憎命达”，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文艺繁荣往往是和经济繁荣背道而驰的，经济下行周期时，高级文化产品会井喷。高级的文艺作品呢，注定是不该着笔于光鲜男女的“响”，而该着笔于“黑灯瞎火长镜头”的“不响”。这显然是一种思维上典型的归因谬误。
最经常被人拿来举例的是日本动画的灿烂。《EVA》和《少女革命》这样的杰作固然是可以被归结为泡沫破裂开启“失落的三十年”的阵痛结晶，但它们之所以可以出现，仍旧需归结到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泡沫经济最为膨胀时热钱涌入带来的动画创作繁荣，《天空之城》、《美少女战士》这样在当时看来先锋、异色的作品得以展露光彩。
我们如今惊叹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EVA》和《少女革命》的另类和创新，说到底，这还是日本经济和大众文化共同井喷繁荣后的“斜阳”余蕴，残落的经济并非他们的生母。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文化。在香港经济最为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人们习惯说香港是“文化荒漠”，但近些年最受追捧的年代怀旧剧，比如《漫长的季节》中，伴着港风金曲始终飘荡着的是香港上世纪90年代文化的影子。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不是无根之木，尤其需要繁荣的经济的滋养。生长出王家卫的香港电影工业近些年来肉眼可见的萧条，对此则是另一条值得叹息的注脚。
换言之，创作出一部真正能踏实展现出众人如何辛勤拾柴、共建市场经济让其火焰高燃的作品，始终是大众文化欠真正滋养它的经济发展的一笔账。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宅斗争产”在变相弥补这留下的空缺。大众文艺横行的是被扭曲的经济话语，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所幸，有了《繁花》，它也让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后来者。
“大女主”和中国式“美剧”
剧集尚未过半时，网络评论对《繁花》的批量口碑翻盘来自于剧情演绎到玲子重整夜东京、汪小姐“下海”成立明珠外贸公司，女主角们纷纷离开宝总自立门户。于是，不少观众认为《繁花》的“大女主”戏份已然翻转上线，对此大加赞赏。
蛮奇怪的是，“大女主剧”这个专门的剧种名称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而上世纪90年代没有“大女主剧”，却遍地“大女主”。当时我们打开电视机，看见的热播的香港电视剧《壹号皇庭》《鉴证实录》《刑事侦缉档案》里都是独立职业女性。她们可以做律师、法医、警察，在职场而不是在爱河里游刃有余。身边的姐姐、阿姨，有进入外企成为高级白领的，也有像汪小姐那样毅然“下海”靠自己淘得“第一桶金”的。
王家卫说得好，“汪小姐代表上海女人的底气，源自于她们是全国第一批经济独立的半边天”。这完全讲明白了那个年代女性的精气神。这也让我们反思，当女性获得了平等地依靠才能在经济大潮中搏杀、赢得经济独立的机会，才能获得切切实实的男女平等，就不再需要从虚幻的“大女主剧”中获得和现实颠倒的安慰。
最近TVB试水网络平台的女性职场剧《新闻女王》中，上司训诫不争气下属，干不好工作，就“找个男人嫁了吧”的台词的大火，大概也是出自于一种原来我们在那个年代“曾经吃得这么好”的情绪。
王家卫在《繁花》剧集开拍前，放言要按“美剧”来拍。众所周知，美国大电影导演和Netflix、Amazon这样的网剧大平台合作已经成为大势潮流。大卫·芬奇为Netflix拍的《纸牌屋》开启了美剧的流媒体大时代，蒂姆·波顿和Netflix合作的剧集《星期三》叫好又叫座。
而在王家卫的《繁花》之前，中国尚没有这样的大牌电影导演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和网剧平台合作推出剧集。《繁花》播出时众人热议的声势，目前8.4分的豆瓣评分，堪称“开头彩”、“满堂红”，实在是提振士气。作为观众，我们很可能要见证网剧迈入电影大导演纷纷下海的“航母”时代，这也正是电视剧《繁花》开头处讨得的好口彩，“霓虹养眼，万花入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