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才能迈出第一步？”在四十载制造生涯中，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次数远远多于其他问题。表面上这个问题很容易，但其实答案并不简单。针对单一项目，我的回答通常是“好吧，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创造和制造拥有独特的内在机制，涉及惯性、动量、结构衔接、摩擦、断裂等物理概念。因此，你所造物体的物理法则将决定你要怎么迈出第一步。
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真正想问的是：“当我不知道要制造什么的时候，怎么才能迈出第一步？”这就让问题从“实实在在的制造”变成了“内在心理层面上的构思与灵感”。我渐渐开始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一个更伟大、更基本的物理原理，即牛顿第一定律之中：静止物体将永远保持静止状态，除非受到外力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迈出第一步，就需要（从身心两方面）化为让小球滚动起来的外力，克服无为和犹豫不决的惯性，开始培养真正的创造力。
出于对速度和试验的痴迷，我很少遇到“迈出第一步”的问题，也不难想出新创意。我这人总是眼大胃口小，脑袋里总有源源不绝的新点子，要担心的不是下一个项目做什么，而是时间不够、资源不足。
我知道这可能会让我在某些创客圈子中显得与众不同，还可能会激怒其他人。但我向你保证，这跟我的任何特殊技能都没什么关系，只与我痴迷的性格特征有关。根据我的经验，从无到有地创造任何东西都至少需要一点点痴迷。痴迷是制造的原动力，它推动着事物，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它们结构。
热情（“痴迷”好的一面）能创造出伟大的事物（例如好的创意），但如果它变成执迷不悟（“痴迷”坏的一面），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身为创客，你最终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发现、投身并管理自己的痴迷之源。
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多年来，有无数东西吸引着我的眼球——历史、科幻小说、电影、公共场所的建筑物、机械计算机、胶水、乐高积木、诅咒、魔术、讲故事、《星球大战》、物理学、哲学、盔甲与武器、魔法与怪兽、新式工具、迷你赛车、宇航服与太空飞行、动物的意识、蛋类……
我想要刨根问底、想弄清楚的物品清单一眼看不到头。值得庆幸的是，我儿时就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们赞助了我的多次探索之旅，还鼓励培养我与生俱来的兴趣。我父亲是一名艺术家，母亲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我真的很幸运。如果我对某样东西感到好奇，他们就会允许我去探索它。当我不知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会为我提供探索的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我的父母一直试图让我用好奇心做些有建设性的事，而不是瞎搞恶作剧。不过，我小时候确实搞了不少恶作剧。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一直很重视让我追随兴趣，无论它们会将我引向何方。他们知道，如果我被好奇心指引着前进，会更可能利用探索成果做出一番事业。
情绪自察对孩子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哪怕对成年人来说，这种事也很棘手。用语言来表达情绪实在是太难了，在公众场合表达情绪可能会遭人嘲笑，也会加剧这种表达的难度。对我来说正是如此。青少年时期，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星球大战》、科幻小说或“阿波罗号”宇航员带给我的感受，怕一说出口就会被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塞进储物柜。
于是，我将激情和感受藏在了心底。对于满腔热情、创意勃发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虽然隐瞒了自己的感受，但并没有将它们扼杀殆尽。如果你的家人不支持，往往就会发生“扼杀感受”的情况。我没有这么做，而是让它们在心底滋长，直到脑海完全被它们占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父母真正做的事情是，通过激发我的好奇心，为我痴迷的创意大开绿灯。我为此将永远感激他们。他们的鼓励向我表明，我刚刚萌生的痴迷并非一文不值，而是极为宝贵的。我的迷恋极具价值；我的好奇心就像一种货币，可以用来深度探索外部世界乃至自身。他们给了我追逐“隐秘激情”的许可。
一、追随你的隐秘激情
隐秘激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如果你碰巧像我一样是影迷或建筑迷，它可能是推动你心爱电影情节向前发展的麦高芬（MacGuffin），也可能是你每天上班或上学途经的建筑物表面风化部件上的铜绿。如果你留心的话，这些东西就会吸引你的眼球；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它们就会萦绕在你的脑海中。有时候，它们甚至会让你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激动不已，产生想要深入了解、拥有、改造它的欲望。像这样刚刚萌芽（也可能已成熟）的激情正是创意的来源。
根据我的经验，在追随这种隐秘激情时，随着你不断刨根问底，创意会从木工活里蹦出来，会从大树上掉落下来。不过，很少有人会追逐那种激情，人们甚至可能将它视为放纵或分心，对其不屑一顾。其中几乎包含着一种无声的羞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对这种隐秘激情秘而不宣。
多年来，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人们走上前来跟我聊天，几乎不情愿地压低声音承认，他们对我做过的事或是我追求的爱好感兴趣。这种人往往坚信，全身心投入这些事，就像是对切实存在而又重要的人生琐事的逃避。但我以为，这些追求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光是爱好，还是激情所在，是充满意义的。我学会了全心全意将精力投入这些领域，那些既能为我们提供施展空间，又能给自己带来欢乐的领域。
我很幸运能追随自己的隐秘激情直至成年，进而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但就算我没法靠它谋生，如果我能在业余时间里追逐那些激情，我仍然会不断创造东西。
这与我过去追求的其他短暂兴趣和偶然掌握的技能（例如杂耍或戏剧表演）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一时的兴趣爱好，一旦能力超过中等水平，就会被我抛在脑后。由于年轻时的兴趣爱好太多，我不知该怎么做到最好，也没有为此倾注过多的心血，我是“比平庸稍好一点就行”的忠实信徒。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在制造这条路上追求（也许能取得）真正的高水准。从那时起，我就不顾一切，一头扎了进去。这从根本上提升了我将已经拥有的旧技能与希望获得的新技能结合起来的能力。它也使我更愿意承认，自己能做的事存在一定的限制。
例如，我很想成为一名电影编剧。编剧看问题的视角很特别。他们的大脑构造独特，能够完全通过叙述过滤自己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一台高度协调的机器，能够进行角色设计、世界构建和剧情延伸。从本质上说，编剧就是会讲故事的人类3D打印机。
但我早就知道，这不是我大脑的工作方式。我就算绞尽脑汁也编不出曲折离奇的情节。并不是我希望它有所不同。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大脑的运作方式也不错。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缺陷，反正我也不需要写剧本。每个人在世间行走的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解读和重述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有分享自己故事的独特方式，这意味着每个人得到创意的方式都不一样，表达创意的方式也不一样。这就是“文化”得以形成的神奇之处。
你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你的隐秘激情是什么？你怎么解读自己的世界？编剧只是创造故事的一种方式，我的大脑赋予我的特殊技能是制造实实在在的物体。虽说最终得到的不是电影剧本，但这个技能帮了我大忙。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制造东西总能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制造东西能充分调动我的大脑，这胜过我学过的其他任何技能。我的大脑和双手结合起来，总能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只有在制造东西的时候，世界在我眼中才是有意义的。这就像我的超能力！
我的造物热情集中体现在角色扮演上。角色扮演最基本的做法是打扮成电影、小说、动漫中你最喜欢的角色。不仅仅是穿上角色的服装，还要进入作为角色的那个她、他或者它之中。我将它理解为互动式戏剧，而不是独角戏。我酷爱角色扮演，它一直是我的激情之源，也是无穷无尽的创意源泉。我喜欢的很多项目都是这一爱好的产物。
我对角色扮演的热忱是大胆且明确的，至少目前还是如此。不过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你瞧，角色扮演（或是几乎所有能引起隐秘激情的兴趣爱好）的问题在于，它虽然很有趣，但也可能带来麻烦。因为，我们热爱的事物会让我们变得不堪一击——这也许正是我们羞于承认自己热情所在的缘由。
早在高中时期，我就迷上了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这个词当时还没被发明出来呢。那个时候，我刚刚爱上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刺激多重感官的叙事方式和层次丰富的世界构建使我大受震撼。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一个痴迷科幻冒险、太空歌剧和奇幻史诗的青少年来说，那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时期。
它们启发我创造出自己的装扮，让幻想的世界趋近现实，也让自己置身于那些场景中——当然，是在我家的私密环境里。我只有在万圣节才会将这种隐秘的欢乐公之于众，因为那是展现我创意灵感的绝佳时机。我怀疑，很多人都是从万圣节开始迷上角色扮演的。
十六岁那年，我和父亲从英格兰导演约翰·保曼的电影《黑暗时代》中汲取灵感，制作了一套完整的盔甲。万圣节那天，我穿着它去上学了。我们花了好几周时间研究考证，材料用的是铺屋顶的铝板，那感觉就像是由无数铆钉精心打造而成的。我没日没夜地修改调整，直到穿着完全合身。我穿上后感觉棒极了，只有一个小小的结构性问题——我没法坐下。
如果我既想穿盔甲又想看清老师在教室前方黑板上写的字，就得背靠着墙站在教室最后面。我很乐意做这个取舍，而且感觉自己做了更明智的选择。不幸的是，第三节课刚上到一半，我就开始全身发烫，在数学课上，我顺着墙壁一点一点往下滑，眼前发黑，最后砰然倒地，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我汗流浃背地躺在学校的医务室，浑身上下只剩内裤，自制盔甲也不知去了哪里。那一幕真是令人尴尬。
第二年，我从电影《疯狂的麦克斯2：公路勇士》中汲取灵感，用重量较轻的金属制作了一件前臂护甲。我把铝板改造成臂甲，增添了一些炫酷的标志和未来主义涂鸦，然后为了让它看起来更逼真，又在地下室一堵脏兮兮的石墙上反复刮擦，做出末世废土那种饱经风霜的效果。万圣节那天，我佩戴臂甲去上学，身穿破旧的机车皮夹克，脚蹬与电影男主角麦克斯一样的厚底靴。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宇宙内”装扮——不是经典，但属于正典之列。它戴起来和看起来都很酷。事实上，那比穿全套盔甲还要酷。
不过，我的同学亚伦可不这么看。他拿我的装扮开玩笑，虽然也不是太尖酸刻薄，但足以让我火冒三丈。我一向不爱跟人发生冲突，通常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都会缩回自己的壳里，耽于自己痴迷的世界中。
但这一次没有。这套装扮让我感到浑身充满力量（后来我发现，角色扮演常常能发挥这种效果），仿佛化身成了在末世艰难求生的麦克斯。我昂首挺胸，对亚伦反唇相讥。在我的脑海中——或者应该说，在我化身的麦克斯的脑海中——故事发展到这一步就应该结束了。我避开了亚伦的进攻，然后成功反击，亚伦应该被击败了才对。
但亚伦显然并不这么觉得。“哎呀，快来看亚当，胳膊上挂点铁皮，就以为自己是超人了！”他嘲弄地大喊，惹得其他同学哈哈大笑。
亚伦只用一句话就刺穿了我的护身盔甲。他把我看透了，然后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暴露了我一直保守的秘密。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这种东西能赋予我力量，带来脱胎换骨般的感受，但如果放任不管，它也可能背叛我，让我感觉自己不堪一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多次得到了同样的教训。
例如2009年，《流言终结者》有一集旨在揭秘经典电影中虚构的桥段。在电影中，英雄和恶人经常从高层建筑的屋顶和窗户跳下，落入小巷中安全的垃圾箱里，然后轻而易举地爬出来逃跑。但现实生活中，普通垃圾箱里的东西有多硬，或者有多软呢？跳进去的时候遇上什么材质是最理想的？垃圾箱里的理想材料真能救你一命吗？这些都是我们打算回答的问题。
剧情设计出来以后，显然我和杰米·海纳曼需要自己跳下去。这就引出了那一集包含的两个环节：一部分是训练，另一部分是真正的实验。从视觉叙事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我们在两个环节的服装有所不同。在训练环节，服装组给我们准备了运动服，背后贴着热转印的“特技初学者”字样。在实验环节，我作为节目中的正式试跳者，为我们穿哪种服装拍出来效果更好，又能符合那一集的主题绞尽了脑汁。
那一集是在旧金山湾区中部的金银岛消防训练基地拍摄的。我坐在一座建筑物顶端眺望东湾区，视线落在现已废弃的阿拉米达海军基地。那是《流言终结者》与汽车相关的最大几起流言的拍摄地，也是我最喜欢的科幻系列电影——基努·里维斯扮演救世主尼奥的《黑客帝国》中一系列镜头的拍摄地。
就是它了！尼奥可谓跳跃领域的传奇，多次从屋顶和窗户一跃而下。我心想，我可以轻易地打扮成尼奥的样子，从6米多高的屋顶跳进垃圾箱，看起来一定很棒。尼奥在电影《黑客帝国》中身穿标志性的长款风衣，那是导演沃卓斯基姐妹为了电影效果特别挑选的，在我们的节目中肯定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于是，我开始精心准备合适的尼奥同款服装，但没有告诉其他剧组人员。
长款风衣：从线上购物网站易贝（eBay）购入。
欧克利牌20型XX太阳镜：已有。
多搭扣及膝机车靴：迅速冲向旧金山海特街买来一双。
第二天在拍摄实验环节之前，我跑到自己的车里换衣服。每穿上一件尼奥的服饰，我都激动万分。但当我从车后走出来，进入全体剧组人员视野范围内时，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窃笑，强忍着不大笑出声。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会是一场噩梦，还是慢镜头播放的那种。在我的脑海中，别人的低声窃笑会化为公开嘲弄——就像恐怖电影《魔女嘉莉》中嘉莉在毕业舞会上那样。不过，《流言终结者》剧组人员的笑是善意的。我已经跟其中大多数人合作了五年，自始至终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们窃笑是因为他们清楚我有多投入。
打扮成尼奥让剧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我一直对此秘而不宣，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儿尴尬。不过，我很快想起了自己为什么要穿成这样：我知道，当我从高空一跃而下，落入装满泡沫塑料的垃圾箱时，那件长款风衣会在我身后猎猎飞舞。用高速摄影镜头拍出来，视觉效果会很炫酷。
没错，它看起来确实棒极了。但我也意识到，我与两个版本的自己进行了一场交流：我冲高中时期的自己大喊“没关系的，张扬你独特的一面吧”；与此同时，我也提醒成年后的自己要继续追求我想要的东西——哪怕我知道那些玩意儿有点儿古怪，并且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迷恋它们，因为追求它们是我一生中所做每件事的动力。
尼奥外套是我为节目精心准备的第一套服饰。它引出了《流言终结者》未来剧集中的其他无数变装，进而启发了我在未来漫展中的装扮构想和Tested.com网站上的视频。Tested.com是我的个人网站，专门展示各式各样的制造过程和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天我在金银岛做的事是给自己发放了许可证，允许自己追随年轻时痴迷的东西——追随它们带来的隐秘激情，一直走到最后，无论我会在那里发现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你在那里发现的东西会是你这辈子最棒的创意。
从职业上看，我是个创客；从气质上看，我是个讲故事的人。但首先，我将自己视为“发放许可的机器”。美国散文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自立》一文的开篇说道：“相信你的想法，相信你打心底相信是真的的东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真的——那就是天赋。”十八岁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时，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特别大。
直到今天，它仍在我脑海中不停地回荡。通过个人体验获知的、最深刻的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它让我们与彼此、与周遭世界相连。我发现，这一真理是打开羞耻和自我怀疑枷锁的钥匙。它为你提供了充分展现个性的空间，给你精神上的自由，让你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创客来说，它也是通往创意与创造的金光大道。
二、深入内心寻找灵感
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万事万物互相关联的方式。我们既通过自己选择讲述的故事了解自身和周围的环境，也通过别人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来了解。我承认，有时候故事的来历有些令人尴尬。
我清楚，角色扮演并不是世界上最有用、最无私的高尚事业，也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角色扮演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过，我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然后将过程、成果与别人分享，是为了激发别人的创意或灵感，就像其他人的作品能激发我的灵感一样。关注自己的隐秘激情促使我踏上了创客之旅。“全身心投入你感兴趣的事”这个建议并不疯狂，但我们都知道，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
除了深入内心寻找创意之外，我还是“自发灵感”的坚信者和实践者。阿洛·格思里是一位出色的词曲作家，也是美国传奇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之子。他不相信词曲作者会自己写歌。他曾说：“歌曲就像鱼儿，你只需要把渔线投进水里就行。”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词曲作者坐在河边，把渔线投进潺潺溪水中，时不时就会有一首歌曲游过来。如果运气够好，或是技巧足够高，鱼儿就会在游走之前咬钩。当然，事情并没有格思里形容的这么简单，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鲍勃·迪伦的下游钓鱼不是个好主意。”他总结道。无论如何，迪伦拥有格思里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渔线，最好的鱼饵、鱼钩，还有最好的渔网。如果你坐在鲍勃·迪伦的下游，只要能看见一条漏网之鱼，就算是奇迹出现了。
这当然是个浪漫的比喻，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创造往往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是可遇不可求的。灵感可能会突然降临，你很难将这完全归功于天意：一个看似随机出现、极其古怪、令人惊叹的点子，竟然解决了困扰你已久的难题。当然，要想让这个点子出现，通常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磨炼自己的技艺，深入关注最新技术，努力应对并解决更多棘手的问题，对日常生活的世界保持敏感。这些是各领域专家共同的做法。一般来说，在尚未达到专家水准之前，他们就在这么做了。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灵光乍现时的情景。当时我才五岁，本该睡个午觉（那是所有精彩的大冒险发生的时段），但我没有，反而抱着玩具泰迪熊“叮当”（这个昵称来自它耳朵上戴的铃铛。由于经年累月且饱经蹂躏，原本清脆的铃声已经变成了哑钝的咔嗒声）偷偷溜出卧室，钻进了父亲的工作室。
当时我们一家人住在纽约北塔里敦，我父亲把屋后的车库改造成了一间（在孩子眼中）奇妙无比的艺术工作室。对他来说，那里既是谋生之所，也是一方净土。他是画家、动画制作人、电影制片人兼插画师。那间工作室里堆满了书本、纸张、亚光板和画布，还有各式各样的颜料、成盒的炭笔、彩色粉笔、彩色铅笔、绘图笔、作画工具和尺子，以及随处可见的能激发他灵感的图片和素描。
那间工作室里有好奇心强、满怀创造力的孩子想要的一切，而我父亲只给我立了几条规矩：首先，他提醒我，不能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进去捣乱；其次，还一条更为具体的禁令：别碰单刃剃须刀片。关于这条禁令，不存在“如果”“还有”或者“但是”等例外。
作为父母，这条禁令的明智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年幼的我眼中，那些刀片就像是万圣节糖果和牙仙钱做的，因为每次我走进工作室，它们都会从宽大工作台后面的盒子里向我发出召唤。不过，我一直跟它们保持距离。我更珍视能进入这个神奇空间的机会，而不是那些锋利薄片散发的神秘诱惑力。
不过，在我努力赶走睡意（我五岁时坐在河边的一个场景）时，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个关于叮当的点子，而这个点子需要那些刀片。叮当已经很旧了，右眼变了形（因为某天晚上放得太靠近壁炉），铃铛也不响了，爪垫也破了。我想画一幅画，记录它刚来到我身边时的模样。如此一来，它就永远都是崭新的了。
我从架子上扯下一张彩色绘图纸，铺在父亲的桌子上。我把叮当放在纸的中央，细致勾勒出它的轮廓，再画上它的面部特征。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画的是谁，于是尽最大努力（虽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它的一条腿上写上“叮当”，另一只腿上写上“萨维奇”。我画的实在不怎么样，看上去就像你嘴里塞满吃的还张着嘴说话。然后，我给它的爪子画上了肉垫。
事实上，我此前也在玩具熊的真身上画过好几次，但随着清洗和磨损，画上的爪垫不可避免地消失了。看着画面上的黑色墨迹渐渐风干，变成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深色爪垫，再拿它跟玩具熊爪上最后几个淡得几乎看不见的肉垫作比较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可以把纸上的叮当做成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但要做个什么呢？消防员叮当？我不确定。会空手道的功夫大师叮当？也许吧。
等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将毛绒玩具当作护身符的理由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它们是不同于你的独立物体，但它们也是你。它们是海绵，也是镜子，更是你的投射。在你的叙述中你带它们历经的冒险，正是你自己的冒险。你将自己想要的东西、喜欢自己的地方和不喜欢自己的地方统统投射到它们身上。它们就是你的全世界。
事实证明，我也是这么对待叮当的。因为我给它添上了一件漂亮的蓝背心、一条有金搭扣的时髦腰带，胸前还有超人的标志。为什么？这些显然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成为一名超级英雄。我想要……我也说不好……打扮得像电视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里的“呆瓜”一样？（我要给自己辩护一下，那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初。）
经过一次次调整润色，纸上的叮当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像我。但它仍然被困在那张棕色厚纸里，永远只能是一幅画。如果我希望它实现抱负（我确实特别希望），就需要把它从纸张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时，我耳畔响起了单刃剃须刀片如海妖塞壬一般充满诱惑的歌声。我要做的就是从盒子里抽出一片，剥开保护性的硬纸板包装，然后小心地沿着身体轮廓把叮当割下来。它将不再只是一张泰迪熊的画，而是一张拥有小熊形状的泰迪熊的画——我的小熊，叮当·萨维奇。在五岁的我心目中，它会变成真的。于是，我向诱惑屈服了，纸上的叮当·萨维奇获得了自由。
我举着它跑进屋里，向父亲炫耀，后果当然可想而知。我猜他会以为我用了剪刀，可他一眼就从颈线（叮当脑袋和身体的交界处）看出，我是用剃须刀把它带进三维世界的。用今天成年人的眼光来看，我五岁时用刀片切割出的小熊的轮廓令人印象深刻。可在当时，我最惊讶（同时松了一口气）的却是我的父亲竟然没有生气。事实上，他对我的作品相当满意，还亲手把它裱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它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纸制叮当·萨维奇，约 1972 年
我想自己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我虽然违反了工作室的使用规定，却遵循了这个场所真正的使用初衷——我进工作室是有理由的，而且显然没有捣乱；我有了一个创意，然后付诸实践了。那是儿时的好奇心第一次引导我去制造，而不是搞恶作剧。这个简单的转变正是我父亲一直等待的。转变发生后，禁令放松了，我得到了更多的信任和机会。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它将开启我毕生的创意探索。
我一直不知道类似的灵感何时会再降临。它降临的时机通常相当微妙，但我已经适应了它的存在，因为我一直努力与自己生活的世界保持联系。这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对年轻的创客来说。请相信我，我很清楚，因为我深有体会。
当那些让你激动不已的爱好被人嘲笑或嗤之以鼻时，你会本能地逃避，将自己与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变得愤世嫉俗、走向异端，成为一个厌世者。说白了，就是变成莫里西。但我相信，创意之河不会在孤独之处流淌。孤独意味着荒凉、贫瘠，满怀创造力，却在这种地方荒度时日，只会让你的内心干渴而死。
三、你必须深入挖掘
关注那些让我兴奋的东西，致使我迷上了角色扮演。积极投身周遭世界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看见了无穷无尽的创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寻找灵感的方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累积，我越来越依赖它，这种方法就是刨根问底。换句话说，就是尽最大努力深入挖掘你非常关心、总是萦绕在你脑海中的事物。通过这种方式，我培养了自己的另一大痴迷点与创意宣泄口——道具复制。
我毫不掩饰自己对电影以及电影艺术这一媒体的热爱。在我心目中的拉什莫尔山，斯坦利·库布里克、雷德利·斯科特、特瑞·吉列姆和吉尔莫·德尔·托罗并排而立，他们是电影界对我影响最大的四位大佬。其中，美国鬼才导演库布里克给予我的灵感最多。尖锐的社会评论、厚重的幽默感和对人们怪癖与小缺陷的热爱，使他执导的每一部影片都能引起我的共鸣。
2013年，我在洛杉矶艺术馆参观了库布里克展。展览的主题是我很感兴趣的，展览又是展方与库布里克家人密切合作筹办的，我期望那会是一次身临其境的浸入式体验。
我错了。它比我想的还要棒！
洛杉矶艺术馆的库布里克展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展览展出了大量珍贵资料，横跨库布里克的整个导演生涯。他的每一个电影制作环节都有记录：库布里克亲手批注的剧本、写满拿破仑生平研究笔记的卡片目录、戏服与道具、摄像机与镜头、手绘设计图、微缩模型和惊人的幕后花絮。对于任何一位库布里克的影迷来说，那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那天为了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好好参观，我一大早就去了艺术馆。我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整个展览，确保没有放过每张照片、微缩模型的每个细节、每一帧能看到的镜头。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但有一件道具，一件奇特的道具，让我的内心大受震撼。我盯着库布里克的个人摄影设备发呆，久久无法挪开视线——那可是拍摄史诗巨作《巴里·林登》用的镜头啊！后来，我转过一个拐角，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玻璃陈列柜，里面摆满了电影《奇爱博士》中用过的道具，正中央是刚少校的救生包——这部精彩而荒谬的电影中一件迷人的小道具。
电影《奇爱博士》中刚少校的救生包看似简单，等目睹实物才发现出奇地复杂
救生包里有什么呢？我们在影片接近结尾处看到刚少校时，他是这么说的：
检查救生包内容，你会发现里面装有一支0.45口径自动手枪、两盒弹药、四天量的应急压缩口粮；若干药品，包括抗生素、吗啡、维生素、兴奋剂、安眠药、镇静剂；一本袖珍俄文会话手册与《圣经》合辑；价值一百美元的卢布；价值一百美元的黄金；九盒口香糖；一盒避孕套；三支口红；三双尼龙丝袜——天哪，这些玩意够去拉斯维加斯过一个不错的周末了……
好一份清单！
事实上，在那一刻之前，我只是把刚少校的救生包单纯视为电影叙事工具。现在，它就摆在我眼皮底下，是个实实在在的物件（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物件），这让我激动不已。这是我早在十几岁到二十出头就已经熟悉的感觉。那时我住在布鲁克林，为了帮我朋友们的电影制作布景和道具，混迹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附近。每当这种感觉涌现出来，我都不得不扪心自问：“如果我自己也做一个怎么样？”答案永远是“如果？！”一旦产生这个想法，我就必须去实现它，哪怕它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始或者结束。
正如我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的那样，我喜欢涉及多个方面、纷繁复杂的项目。这件道具，这座库布里克的“金矿”，正是我喜欢的项目。通过洛杉矶朋友的关系，我被允许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展览结束后的第二天再来参观。馆长允许我戴上棉质的白手套，仔细观察并测量刚少校救生包里剩余的东西和每样东西的细节。事实上，剩余的东西并不是太多，大概只有清单上列出的五分之一。显然，我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这项工作需要更深入的挖掘。深入挖掘库布里克展让我产生了复制救生包的念头。但要真正将背包制作出来，还需要深入挖掘这个包本身。
不过，“深入挖掘”到底是指什么？对一名制造者来说，这意味着要审视你对某件东西的兴趣，解构它带给你的兴奋；意味着要弄清为什么这件东西始终吸引你的关注，它有什么魔力能让你流连忘返；意味着要全身心投入你所痴迷的事物。
我曾经问过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他是否相信所有伟大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他回答说，当局者迷，拍电影的人永远不知道那会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影片，但你可以确定，所有伟大影片背后至少都会有一名坚定的拥护者。那个人通常是导演，但也有例外。那个人活着、吃饭、睡觉、呼吸，不惜为此耗尽自己全部的激情、创意和痴迷，都是为了把电影拍出来。
但我们这个社会始终对痴迷存在质疑。在青少年和成年人身上，痴迷通常被视为一种恶习，一种负担，一种顽疾。那些随随便便就能把强迫症这种真实、严重的疾病与专注的热情和信念混为一谈的悲观的诊断师，只需加上一个连字符，就将痴迷变成了一种疾病。他们认为，痴迷某样东西（任何东西都行）的人要么是疯子、瘾君子，要么就是脑子有病。
人们甚至无法容忍这样的说法：某人可能沉迷于某样东西，但心智却很健全。这确实很可惜，因为谈到创意、创造、成功的时候，痴迷往往是走向卓越的起点。它会激发新创意，严格地督促人们竭尽所能，将其变成现实。由于刚少校的救生包里有八成东西都不见了，只有痴迷会促使我去补全，甚至做到最好。
我的朋友比尔·多兰对此知之甚详。他和我一样，也是一名道具制作师兼资深角色扮演同好。他和妻子布列塔尼利用自己对道具和角色扮演的痴迷，做起了全套的道具制作生意，名为“惩罚道具”。他们还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开设了自己的频道，相关视频教程深受欢迎。对比尔来说，痴迷不仅仅与灵感有关，还是对抗物理学相关结构性故障和犹豫不决的驱动力。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不管你有多出色，总会遇到不知道怎么做、材料出差错、时间不够用，或者是别的什么问题。如果你不是全身心投入，不是对那件东西完全着迷，你就会停下来。”我们谈及他纯粹基于痴迷制作的第一件巨作——超级炫酷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质量效应》中薛帕德中校的盔甲时，比尔说：“但如果我沉浸其中，极度亢奋……瞧瞧那边那个玩意！在做完它之前，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停下，什么也不行！”
这正是刚少校救生包给我的感觉，也是我制作的每一件道具给我的感觉。我制作的第一件道具是科幻电影《银翼杀手》中落魄警探里克·狄卡使用的爆能枪。在那以后，我大约花了三十年时间来完善这件道具。事实上，从1985年第一次看《银翼杀手》算起，我制作过三个不同版本的狄卡配枪。随着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技巧越来越娴熟，每个版本都比上一版好，也更接近影片中的原版道具。
在那三十年里，我从纽约搬到了旧金山，先后为多家剧院制作布景，作为道具制作师参与了杰米·海纳曼同其他人拍摄的数百个广告，作为模型制作师参与了光影魔幻工业特效公司十几部电影的制作。我结了婚，有了孩子，跟杰米做了一档延续了十四年的电视节目，后来还经历了再婚。而这些事情都没能让我忘记制作爆能枪，我脑海中一直在琢磨它。
如果我不是在实实在在地打磨零件，我不会重看《银翼杀手》的重要片段，或者在网上研究枪支制造方法。我也会联系可能认识见过或使用过原版道具的人，他们或许会愿意告诉我，要把哪两种枪拼凑起来，才能做出这把令人叹为观止的科幻枪械。只有这样，我制作的最新版爆能枪才能跟原版一模一样。
电影《银翼杀手》中警探里克·狄卡使用的爆能枪：第一版（1987 年），第二版（1996 年），第三版（2008 年）
正是这种痴迷，让我在库布里克展的所有道具里选择了救生包。也正是这种痴迷，让我制作出了它的复制品。
在深入研究这些细节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什么电影中会出现一个救生包？它想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它对库布里克重要到一定得让它出现在镜头中？如果你没看过《奇爱博士》，我想解释一下，那是一部讲述核事故导致世界末日的荒诞影片。
一名行为失常的美国将领深信苏联人想偷走自己珍贵的体液，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美国轰炸机携带核弹头飞进苏联境内。美苏当局合力解决这一事件，召回了所有轰炸机，但有一架飞机被击中受损，只能离地数百米飞行，恰好避开了美苏双方的雷达探测。外号“金刚”的刚少校率领美军无畏的轰炸机飞行员，摇摇晃晃地朝着最终目的地进发。飞行员们先后执行了可能成为自己最后一项任务的各项操作，其中一项就是检查携带的救生包，以防需要从驾驶舱中弹射逃生。
好莱坞著名演员斯利姆·佩金斯饰演的刚少校通过无线电念完救生包内的物品清单后，俯拍镜头显示飞行员们尽职尽责地驾驶战斗机紧随其后。这是影片紧张叙事中一个古怪又可爱的小插曲，仿佛为影片结尾带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这很幽默，也很伤感：你看着他们数着口香糖和尼龙袜，以一种镇定自若与专业精神履行职责，走向几乎必定死亡的结局，这在电影中是独一无二的。
我由此发现轰炸机机组人员是影片中最能干、最专业的角色，这一点绝非偶然。我认为导演想向观众传达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的悲剧在于它往往是由白痴设想出来，由专业人士动手实施的。库布里克显然跟我一样热爱老套的对话。在他执导的每一部影片中，老套的对话都会以某种形式出现。这些对话不一定能推动情节发展，却能让观众深入了解影片展现的世界。
我脑海中冒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些物品？在研究过程中，我收集并记录了从“二战”到《奇爱博士》电影描述的时代发给飞行员的各类救生包。库布里克的制作团队显然很专业。刚少校清单上列出的绝大部分物品都出现在当时的救生包中。但说到口红、避孕套和尼龙长筒袜之类的玩意，情况就变得有点儿诡异了。现实中的救生包里通常根本不会出现这些东西。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库布里克加入这些东西是为了说明什么？我个人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加入新的叙事线，表示轰炸机飞行员有可能活下来。他是在告诉观众，在他创造的那个荒诞世界里，美国飞行员为了逃脱，可能需要拿黄金贿赂苏联男人，或者拿口红和丝袜贿赂苏联女人。仅仅是加入这几件物品，库布里克的大脑就像3D打印机一样，为他创造的荒诞世界增添了一个层次，并将另一条支线情节（如果这些飞行员活下来了，他们要如何逃脱？）植入了我们的脑海。
这些问题不是我随随便便提出来的。它们源于我对一件看似普通道具最微小细节的深入研究。我在探索之旅的尽头找到了答案，这些答案也告诉了我该如何复制那个背包和包里的物品，该使用哪些材料，以及为什么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复制救生包的念头源于我对幻想电影叙事的痴迷，以及理解它们和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浓厚兴趣。通过研究和复制，我对这位电影制片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的工作一直吸引着我，给了我无穷的灵感，乃至在未来几年里，我复制了更多库布里克电影中的道具。
四、接受自己的大脑
我一直觉得，成就任何伟大的事情都需要一个好创意，并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将它化为现实。对我来说，这些创意大多来自对我自己、我所处的世界、我周围的环境、我的文化背景和我的兴趣爱好的彻底审视。每当我被别人的作品（无论是故事中的某个角色，还是电影中的某件物品）深深打动，想要化身那个角色或复制那件物品，其实我只是想弄清楚它为什么会打动我，然后用实体形式捕捉那一抹灵感的火花。但我也意识到，对每个人和每次创作，灵感和创意的产生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如何构思我的故事，如何获得创作灵感，通常都源于我对电影的热爱，但你的创意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它们就在那儿，飘浮在空气中。你的兴趣和痴迷会把它们吸引过来，使它们成为你独有的东西。如果你能感觉到那股吸引力，发现有东西引起了你的兴趣，那就请多加关注吧！无论你是一个提出假设的科学家、面前摆着一张空白画布的画家，还是怀中抱着一把吉他的吟游诗人，与兴趣产生共鸣是每个创造者的义务。我们每个人都有大脑，也有能力运用大脑做出非凡的成就，但具体用它们来做什么，则完全取决于你。
我保证，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迈出第一步”的神奇公式。你只需要拥抱周遭的世界，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追逐它们带来的亢奋，同时你永远不要害怕深入研究它们，沉迷于它们。如果有必要，就对它们刨根问底，直至找到那个一直在等你去发现的伟大创意。
《所有工具都是锤子》
作者: [美]亚当·萨维奇
出版社: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品方: 未读·探索家 / 未读
副标题: 一个超级创客的自我修养
原作名: EVERY TOOL’S A HAMMER
译者: 王岑卉
出版年: 2021-1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本文节选自《所有工具都是锤子》，作者：亚当·萨维奇（工业设计和特效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