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内容基本上基于我过去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10月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从去风险到去美元化：金砖货币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另一篇是2019年1月发表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上的《美元：大国兴衰的原点》，再加上对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作的一些推测。
我首先简单谈一下国际金融秩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本位制的转变，并接着分析美元本位制的运行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美元本位制的运行受两大美元循环的支撑：一个是石油美元的循环，另一个是对美贸易主要顺差国，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进行的贸易顺差美元的循环。后一循环的主要担纲者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一直是日本，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一度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当下日本又回归第一。
2006年前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与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利克提出“中美国”的说法。“中美国”的模式是指，美国消费，中国储蓄，中国用贸易顺差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用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的出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模式开始出现问题。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了减少风险也开始转投实物，比如非洲的矿产，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市场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贸易战开始后，对中国而言，美国金融资产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开始逐渐减持美国国债。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年变得更加明显。
美国在疫情期间大量加印货币，导致许多国家在美元周期中出现流动性问题。这个变化再叠加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比如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美元本位制正面临空前的挑战。
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本位制
对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美国的学术界倾向于从经济学理论的单一层面进行解释，而相对忽视国际经济秩序与冷战的密切关系。实际上离开冷战，许多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都无法解释。
比如，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既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包括后来的美元本位制，都与冷战有直接的关系。贸易秩序更是如此。
在战后初期的1945～1947年，英国特别希望由美国来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但美国事实上并不愿意。后来美国为什么提出马歇尔计划呢？
这个发展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力：
一个是当时欧洲的美元荒。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工业基础基本完全被摧毁，作为一个市场无法吸纳美国的出口产品。而美国在冲突期间急剧扩张的国防工业，又面临着战后去军事化的迫切要求。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经济战后复兴，部分目的是为了把欧洲建成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帮助美国减轻战后经济去军事化可能引起的经济危机，因此这符合双方利益。
另一个驱动力是冷战的进展。当时，希腊、土耳其和法国等好几个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在竞选中都有获胜的可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战后复兴可以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蔓延。冷战背景下的马歇尔计划不仅导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代表的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确立，也通过为欧洲盟国提供流动性而完善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这些经济制度与北大西洋公约，以及美国与盟国的各种多边双边军事防务协定一起，构成了冷战期间把西方阵营维系在一起的国际秩序。
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支柱，第一是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第二是美国作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国。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军事援助，驻军开支和对外经济援助等各种渠道，为其盟国提供流动性。
与此同时，为了获得盟国在冷战中与苏联对抗的支持，美国政府在贸易领域贯彻“非对称合作”的策略，即允许盟国对美国出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又对盟国充分开放美国市场，并一再延缓要求欧洲各国货币恢复可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当然这样做的部分目的也是在美元短缺的情况下，帮助盟国积累美元。
非对称贸易政策的持续推进，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当时的盟国通过与美国的非对称合作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它们通过两种渠道来防范大量美元在世界上的流通可能引起的美元贬值。
首先是盟国的央行把美元拿到美联储换回黄金。因为市场普遍预期美元要贬值，为了保值，各国央行纷纷把积累起来的美元拿到美联储换成黄金。二战后，美国官方的黄金保有量一度占世界的60%。到1971年美国已经失去自己拥有黄金的60%。尼克松认为如果再继续下去，会把美国掏空，因此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其次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从1955年开始，在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存美元，能获得高出美国市场的利率，而借美元时利率则比美国低。如此一来，欧洲美元都被吸引到伦敦。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欧洲的美元市场迅速增长，甚至连美国的银行也纷纷想把钱送到伦敦，肯尼迪政府不得不严加限制，这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界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原因之一。
美元作为关键货币和美国作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国，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地体现在美国人不受束缚地制定国内政策的选择偏好（preference for policy autonomy）。美国公共政策的主要开支集中在国防、税收和社会开支等三个领域。按理说，如果减税，政府的收入减少，开支也应该跟着相应减少。然而美国的决策者总是既想减税，又想同时增加国防开支和社会开支。任何其他国家面对这个政策选择难题，只能2选1或者最多3选2，无法同时采取这些高成本的政策。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为获得选民的最大支持，总是同时推进这些彼此矛盾的政策，以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诉求。美国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是关键货币，且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国，它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向其他国家借钱花。
美国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实践这种不受束缚的政策自由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逊政府时期。当年肯尼迪竞选时承诺减税，他遭到暗杀后，继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决定履行肯尼迪减税的承诺。然而在减税的同时美国一方面在扩大越战，军事开支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又推行“伟大社会”计划。
美国现存的公立博物馆、国家公园，许多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当年实施“伟大社会”计划留下的遗产。这三项代价昂贵的政策同时执行，导致政府预算出现赤字，只好靠发债融资。
当时国际市场普遍预期美元要贬值，继1962年出现第一次黄金危机后，1968年第二次黄金危机再现，使黄金与美元的兑换率发生较大变化，最终导致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第二次出现这种不受束缚的政策自由是里根时期。他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但是与此同时又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靠急剧增加国防开支拖垮苏联。虽然里根竞选时誓言大幅减少社会开支，但是由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导致医保开支急剧上升。这三项代价高昂的政策组合导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逆差大幅上升，国债更是以急剧的速度上涨。
这种政策选择偏好在本世纪达到高峰，最初是小布什既要大规模减税，又要打伊拉克，阿富汗和反恐三场冲突，还强调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结果出现的预算赤字只能发债解决。如果仔细看后来的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政策，不难发现这一选择偏好已经到了失控的状态。
二、第四次中东冲突与第一次石油危机
中东是美元本位制的诞生地，美元本位制的诞生与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冲突有直接关系。中东之所以对美元本位制十分重要，是因为美元本位制是靠石油用美元计价来间接实现的。
对以色列而言，第四次中东冲突是一战打出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从那次战败以后，中东国家彻底放弃了灭掉以色列的念想。冲突结束后首先彻底服输的是埃及，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戴维营协议》，避免了双方再次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虽然第四次中东冲突对中东国家而言是一次失败的冲突，但是这些国家却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首先，如果没有第四次中东冲突，第一次石油危机虽然仍然有可能以其它形式在其它时间爆发，但是其烈度将会大打折扣。1971年黄金与美元脱钩后，美元已经开始贬值。美元贬值必然导致用它标价的石油价格上涨，但是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剧烈。第四次中东冲突爆发后，欧佩克国家对欧美进行石油禁运，这才使当年的能源价格在半年内爆涨400%。
其次，沙特领导的对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大幅度增加了各国进口能源的成本，终结了发达国家战后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长达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进入一个长达数年的滞涨期。
再次，发达国家进入滞涨期成为战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导致两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由于滞涨，发达国家内部已经失去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国际流动资本纷纷涌向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本流向拉美。当保罗·沃尔克（Paul A. Volcker）当选美联储主席后，为打击通货膨胀把利率推高至21%，美国的高利率一下子抽走了发展中国家的美元，直接导致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这是美元周期效应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展示。
第二个影响是战后发达国家长期实践的保护社会的政策范式，在70年代经济进入滞涨期后变得极为没有效率。这为在福利国家内部进行改革提供了政治动能。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上台后，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全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政策范式普遍转向市场化，私有化和去规制化。在价值链生产，外包，和华盛顿共识成为潮流后，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的高潮期，向释放市场力量的方向全速前进。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与上述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中央委托陈云研究这次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发达国家已失去投资机会，大量的国际游资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
第四次中东冲突也给中东地区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在第四次中东冲突之前，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埃及和伊朗。在亲苏联的纳赛尔长达18年的领导下，埃及一直是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而巴列维亲王领导下的伊朗则是美国最为倚重的盟友。然而，由于沙特阿拉伯领导了第四次中东冲突爆发后对欧美的石油禁运，一下子成为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并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战败后，埃及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伊朗也由于1979年的宗教革命与美国彻底决裂。沙特阿拉伯为防止自身受到伊朗宗教革命的波及，开始高筑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宗教意识形态的大墙。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成为两派各自的领袖，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激烈缠斗，直到2023年才在中国的撮合下走向重新和解。
三、支撑美元本位制的基础与近年的变化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欧佩克国家一直在认真考虑用什么来取代美元为石油标价，曾经考虑过的解决方案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和一篮子货币。然而在1974～1975年期间，美国政府通过秘密外交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两个协议：第一，欧佩克国家仍然用美元给石油计价；第二，石油美元循环到美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会提供更加优惠的利率。这个秘密协议在很长时间内无人知晓，直到20世纪末，才被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披露出来。
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间接地保证了自己关键货币的地位。由于各国都需要进口石油，为避免因汇率波动带来的石油购买力变化从而影响国内经济，各国都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受石油的影响，其它的大宗商品也仍然延用美元计价，从而夯实了美元本位制的基础。自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有任何锚定物，完全是基于各国对美国国债的信任。
在整个70年代，沙特阿拉伯充分展现了它在地缘政治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高超技巧：一方面它率领一众中东国家制裁欧美，迅速成为地区领袖；另一方面又能与美国秘密谈判，变成美元的大救星，成为美国最为倚重的盟友。
美元本位制不仅基于为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标价，它还基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它海湾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一方面，美国一直严重地依赖中东的原油，和石油美元的循环，中东因此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地区。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以及其它海湾国家也严重依赖美国的石油市场，更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美元本位制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实质上是双方结构利益的交换：沙特用石油和石油美元，换取美国这一最大的石油市场和军事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当规模的驻军不仅为该地区提供保护，也有一种对该地区各国的威慑作用。长期以来，美元本位制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地缘政治的均衡来维持的。
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欧佩克国家石油出口的收入增幅惊人，对这些国家GDP增长的贡献巨大。按照2016年的美元价格计算，欧佩克国家的GDP在1973～1976年增长了48%，在1978～1981年增长了31%。中东地区大量的石油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返回美国，支撑着美国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借钱来维持本国的开支。
然而，近年来支持美元本位制的利益交换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美国的页岩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能源净进口量逐步下降，2020年的计算总和更是跌到零，而能源生产大幅度上升，即便考虑到能源消费同步攀升。美国不仅实现了能源自给，而且还有余力出口。如今，美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
由于这个变化，美国不仅不再是中东国家能源的大客户，而且还变成它们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就能源进口来源而言，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而加拿大变得更为重要。这些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削弱了石油美元对美元本位制的意义，给未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大幅度减轻的同时，中国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能源客户，中美两国对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意义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市场目前占沙特石油出口的近28%，而美国只有5.64%。在这样一种利益结构的变化面前，如果单纯从经济利益出发，沙特阿拉伯应该有足够的意愿推动用人民币至少给与中国的石油贸易计价。当然如果考虑到国际政治因素，事情则更为复杂。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为追求其经济结构转型和投资多样化，纷纷扩大在中国投资。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美元资产被冻结。这也提醒了沙特阿拉伯持有的美元资产存在的潜在地缘政治风险。今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国的帮助下实现和解，在客观上减弱了它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军事保护的需求。这也间接削弱了石油美元与美元本位制的联系。
四、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国债
对美贸易顺差大国购买美国国债是支撑美元本位制的第二个循环。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扮演着对美贸易顺差大国购买美债的角色。但是在本世纪初，中国一度取代日本成为对美贸易最大顺差国和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
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后迅速地变成世界工厂。在最初几年，中国的出口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作为对美贸易的最大顺差国，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将贸易顺差返还美国支持美国的消费。中国持有的美债在峰值期曾经达到13000亿美元以上。“中美国”这一概念显示着二者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通过购买美债的形式借钱给美国消费，以维持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吸纳。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购入大量美债，为美国救市帮了大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日本作为对美贸易的主要顺差国一直是美债最大的买家。在2011年7月达到峰值时，中日两国合计购买了美国1/4的国债。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开始分散投资风险。一部分的贸易顺差开始投向资源和能源等实物，另一部分则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增加了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地缘政治风险，后来西方国家的“脱钩”和“去风险”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减持美债的速度。
另一方面，为应对新冠疫情和重建美国制造业，美国政府发行了巨额的债务，其总量已经到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近的历史高位。美国政府目前不仅面临偿还利息的沉重负担，而且如果继续发行国债，并保持高利率的话，对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利率越高，购买力下降，企业的借贷能力越低，这必然会压抑需求和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美元周期是导致各国减持美债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美国的高利率吸引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各国都开始出现美元流动性的问题。这时美债的持有者只好靠减持美国国债来解决本国的流动性问题。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日两国的美债持有量在2023年6月下降到历史低位，仅占美债总量的7.8%。中国一家在峰值时就曾经持有14%的美国国债，但是到了今年6月已降至3.4%。
贸易摩擦在削弱中国产业链的同时，正在不断削弱美元本位制的基础。首先，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高关税在客观上不仅已经导致部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而且也抑制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个结果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从美元本位制的视角看，它却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高关税在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的同时，也在减少中国可供投资美债的资金和持有美元的需要。同时，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大大增加了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地缘政治风险，削弱了中国购买美债的意愿。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那些承接了中国产业链转移的国家并未购买与中国同等水平的美债。近年来产业链从中国转移的主要去向是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国。然而如果分析一下2023年7月的数据，印度在2023年持有美国国债2330多亿美元，墨西哥持有740亿美元，越南只有329亿美元，马来西亚的美债甚至少到没进入排行榜。这些国家加在一起与中国持有的8218亿美元仍然相差太远。
事实上，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在破坏了中美之间利益交换的同时，却未能找到在体量上能取代中国购买美债的替代者。这意味着，贸易战在削弱中国的同时也在削弱美元本位制的基础。
在对美贸易的主要顺差国中，日本仍然大量持有美债。其他欧洲的主要美债持有国多数是以投资盈利为目的来购买美债的，它们没有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对美贸易顺差与购买美债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这种资金在市场发生波动时缺乏相对的稳定性。
中美之间的博弈要等到双方都觉得再继续下去就会两败俱伤时，才有可能在形成均势的基础上开始谈判。
五、俄乌冲突对美元的影响：金砖扩员
俄乌冲突的爆发在世界范围内空前地突出了全球南方的概念。目前语境中全球南方的区分标准是，是否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参与制裁的基本上是北美和西欧国家，在亚洲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再加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球南方则涵盖了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与这些发达国家持不同立场的国家群体。
事实上，俄乌冲突期间的美元武器化对美元本位制有很大伤害。首先，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给所有国家提了个醒，把钱放到西方银行，万一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其次，一旦被踢出SWIFT，一国的国际贸易将面临重大问题，这促使人们开始考虑建立可替代的机制。
今年的金砖峰会前夕，西方媒体集中讨论的两种可能的峰会议题是金砖扩员和去美元化。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南非政府未能把去美元化列为金砖会议的正式议题，印度也坚决反对扩员和去美元化。中国在这两个议题上采取了不同立场：一方面大力推动扩员，并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对去美元化则相对低调。与普京和卢拉明确主张去美元化不同，习近平主席在就相关议题发言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更为接近。
金砖扩员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在今年批准加入的5个国家中，有4个位于中东的波斯湾、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等地理要冲。这似乎显示，中国在未来将十分重视打通中东国家承载的亚洲与非洲的大陆桥。
金砖扩员的另外一大潜在意义是，为最终创立金砖货币打下基础。在金砖的新成员国中，阿联酋、伊朗和沙特都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阿根廷虽然总量没那么大，但同样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扩员之后，金砖国家占全球石油生产的43%、人口的46%、GDP的30%、商品出口的25%。
在2022年前十大石油生产国中，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占了六个，在2021年前七大石油消费国中，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占了五个。有了这种规模的物质基础，为防止美元本位制带来的金融风险，和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创建金砖货币用于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结算，对金砖国家有很大的吸引力。
明年的金砖峰会将在俄罗斯举办，而美国很难对俄罗斯施压，因此俄罗斯把金砖货币列为峰会正式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至于在明年的峰会上最后能否实现创立金砖货币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
六、巴以冲突对去美元化的影响：金砖货币成为可能？
目前尚未见到有人讨论巴以冲突对美元本位制的影响。然而只要分析一下冲突爆发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就不难看到，这场冲突至少在情感的层面上，增加了中东的金砖新成员国支持创建金砖货币的可能性。
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一直十分坚决和明确。冲突爆发后，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120票赞成，14票反对，和45票弃权通过决议，谴责所有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为，呼吁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其中投反对票的，除了美国和以色列之外只有12国，美国的主要盟友基本上都选择弃权。然而，这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立场完全对立。
11月11日，参加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的57国发表共同声明，呼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违法行为，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企图，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决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攻击。
与此相对的是，金砖国家在相关的议题上明确地表明倾向于巴勒斯坦的立场。在11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一份相关决议草案，呼吁“紧急实施有足够天数的长时间人道主义暂停及走廊”。11月20日，一个由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国际斡旋之旅，以推动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11月21日，金砖国家就巴以问题集体发声。两天以后，巴以双方首次达成停火共识。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好感在下降。美国正在付出巨大的国际政治成本，其利益受到十分明显的损失。而金砖国家在促成巴以停火方面的确发挥了作用。如果俄罗斯在明年的金砖峰会上力推金砖货币的建立，对中东地区的金砖新成员国而言，面对巴以冲突的立场分歧，会增加他们支持去美元化或者创立金砖货币等议题的可能性。
印度对金砖货币的反对立场很有可能因为巴以冲突而改变，至少是弱化。巴以冲突一爆发，印度就明确宣布支持以色列。后来一看伊斯兰57国一致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印度又马上往回找。巴以冲突可能已经提前关闭了印度想当全球南方领袖的机会窗口。在明年的金砖峰会上，四个穆斯林国家成为新成员国，印度是否会继续坚决反对金砖货币，会成为一大看点。
不过，至少在目前，我仍然相信即便明年的金砖峰会创立了金砖货币，也并不意味着美元本位制就会很快崩溃。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支撑美元本位制的结构条件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元本位制正遭遇空前的挑战，特别是过去支撑美元本位制的两大循环，都开始出现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本位制已经面临致命的危机。
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庞大且仍在增长的经济体量，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惯性，仍然会继续支撑现行体制。中东国家也不太可能彻底停止用美元为石油计价，因为美军在中东的存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制衡因素。
同时，即便金砖成员国一致同意创立金砖货币，也不一定就意味着金砖货币一定问世。魔鬼总是出在细节中，各种繁杂的技术性问题也仍有可能成为创立金砖货币的重要障碍。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众多的技术性细节，一个理想到头仍然可能是空中楼阁。
事实上，最终决定美元本位制命运的可能仍然是美国自身。美国目前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债务增长速度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抑制？如果抑制过快导致经济危机，该如何应对？如何应对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的去风险和去美元化趋势？如何重建他国的信任使石油美元和主要贸易顺差大国的美元循环再次出现？
展望未来，有一点很明确，美元本位制正在进入一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历史时期。
注：本文为文化纵横“想象下一个十五年”系列专题讲座的原创编写稿，本篇主讲人高柏演讲原题为《贸易战、热战和全球南方的崛起：美元本位制的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讲述：高柏，整理：陈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