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外交事务》，在11月份专门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采访了三十几位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能不能赶上美国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宏观经济不断有新议题产生，也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我们需要结合宏观经济的实际表现，以对中国经济的形势以及一系列政策问题形成一个逻辑一致性较强的看法。”
“我们经济的供给活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的来说，我国经济供给活力提示着长期追赶美国的前景光明，但需求持续偏弱成为制约短板，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要想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加大积极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另一方面，还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及继续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集思广益。”卢锋老师说。
如何看待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它呈现出与过去不一样的什么特点？
如何理解当下的宏观经济，在未来几年，它会表现如何？
有哪些传统行业在供给端活跃增长？什么是新能源行业的“新三样三级跳”？
如何治理需求偏弱的问题？中国经济如何再平衡？
卢锋老师将结合实际宏观经济的经验表现，用一个清晰的逻辑框架，带你理解当下和未来。
以下为课程笔记。
一、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之辩
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11月13日就“中国经济能否超越美国”这一问题采访了中美两国30多名经济领域的专家，对比了他们的看法，展现了他们做出判断的原因。该杂志抛出的论点是：以名义GDP为衡量标准，中国经济最终将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专家们的回答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强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和“强烈不同意”。总的来看，认为中国经济能够赶超美国的经济学者还是占大多数，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主要是国外的学者持有否定看法，还有个别几位看法相对中立。
所谓“超越美国”并不是人均收入赶上美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人均GDP，中国可能只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现在看来还谈不上。“超越美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综合实力能不能赶得上，综合实力的度量方法比较复杂。“超越美国”实际上指的是以市场汇率折算比较的GDP总量规模。
中国GDP能否赶超美国这个议题，最早是谁提出的呢？它是美国投行高盛于2003年写的一篇题为“Dreaming with BRICs”（ 即《跟金砖国家一起畅想》）的报告提出的。
这个报告当时一出来我就说它一定会大行其道，一方面，它抓住了中国崛起这个重要趋势。另一方面，这个名字起得有讲究，后来的五个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组织（BRICS）的名字最早就源于这份报告。这个报告说，在新世纪的前半部分，全球经济格局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新兴大国就是中国，它预测2041年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
若干机构对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时点的预测很有意思，它经历了一个锅底型的变化。最早（2003年）大家认为这个时点会是2041年。到了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景气水平特别高，使得大家觉得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要大大提前。2010年年初，我在二轨对话上演讲，认为大概在2020年多一点中国就会赶上美国。2013年，我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说大概2022、2023年，也就是现在就能赶得上。
现在看来，我当然是太过乐观了，但其实当时不光我过于乐观，《经济学人》和它底下的一个智库EIU甚至认为2018年或2019年中国就能赶超美国。
但是在近年，尤其是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对于赶超时点的预测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数字开始往上跳，国外的预测大多认为中国经济要赶上美国至少要到20年代后期，甚至是2030年以后，比如《经济学人》就认为要到2039年才能赶得上，跟高盛最早预测的2041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锅底型的预测图也是中国经济表现的一个函数图。
我觉得这一变化的一个现实背景，就是我一开始强调的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的基本面。中国在供给方面表现得很好，在基础设施、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方面都保持着活跃的产业升级态势和较充裕的产能。总供给特别是工业制造供给能力昭示经济发展潜力与积极前景。
然而，需求端偏弱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需求端偏弱不是一个短期状况，应该说在过去的五六年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起起伏伏。这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困难，我们一定要有切实的手段改变这一局面。
二、供给侧活跃增长及其根源
中国的供给侧活力优势明显。在基建方面，中国高铁里程、铁路里程、高速公路里程、超过3公里的大桥的总长度、200米以上高层建筑竣工数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不是徒有虚名的，而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反映。
在传统产业中，钢铁是中国的传统行业居全球主导地位的典型代表。在现代钢铁业出现的150年左右中，英国、美国的钢铁产量都曾经占世界一半以上，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钢铁产量占到世界一半以上，并且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状态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现在可能感觉不到钢铁的重要性了，这是因为过去紧迫的问题都被解决了，我们在这一领域已经基本成熟了。
另外，船舶制造行业，它有三个指标，新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其中新接订单量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指标。今年中国船舶的新接订单量占到全世界的2/3，其它指标中国也占到一半以上。船舶制造最早是英国、西欧发展较好，后来轮到美国，再到日本、韩国，现在中国崛起了。
船舶制造不仅仅属于传统行业，也是一个技术高端化的行业。比如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我国近些年全部集齐了。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制造航母，而我们中国现在开始具备这一能力，正在制造第二艘国产航母。此外，中国液化气运输船（LNG）的制造技术也非常高，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三成以上。而随着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在今年交付，我国也成功成为全球第五个有能力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在传统行业中的高端领域正在形成非常强的能力。
在新兴行业中，从航天、机器人、生物科技，到芯片、新能源电池和汽车，中国有的处于先进行列，有的与前沿水平差距显著但急起直追，有些被外国战略遏制的所谓“卡脖子”行业也仍在活跃发展，新能源行业近年更是出现了“新三样三级跳”的超预期表现。
“新三样”指的是光伏、动力锂电池和电动汽车。所谓“三级跳”，就是产量飙升、出口快速增长、在海外大规模投资。“新三样三级跳”从行业案例角度凸显中国高科技行业创新具有强大突破能力，提示高端产业升级的巨大潜能。
年初的二轨对话中，我们跟美国有关方面交流到这些问题，他们讲“小院高墙”，要限制中国，新能源就是其中一个领域。讽刺的是，现在中国的新能源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达到了领先的位置。美国对于中国来美投资非常纠结，一方面它不愿意让中国进去，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让中国进去反而会抑制美国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打压，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短期的困难，但是没法阻止中国保持开放格局，通过自身努力追赶上来。
过去三年，“新三样”的出口增量在金额上达到了1000亿美元，这是非常了不得的，因为在这个领域进口是相对有限的，不像电子业在出口的同时也要进口大量的芯片，并且这个领域的供应链大部分都在国内，所以出口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进出口贸易顺差。当然成就和问题永远是同时而来的，出口厉害了以后就可能有一些贸易摩擦，因为进口国进口太多，无法承受以后，就会进行一些限制。
中国企业非常敏感、反应很快，今年很多电动汽车品牌成群结队地到国外投资，提早出去布局，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贸易壁垒的压力。光伏行业很早就到国外投资了，现在国际形势有所变化，今年到国外投资的企业又开始增加了。近一两年到国外投资的动力锂电池相关企业大幅增加，2018年前后这一行业就有一波企业到国外投资，今年投资案例猛增。
我觉得在高科技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形成了一个新的供应链。美西方现在要重组供应链，是从地缘政治这个非经济的角度来做的。中国的努力也不是官方政策干预的结果，而是这个行业起来以后，自发地形成了国内产能、出口、国外产能的配置，这个新的供应链是在美西方和中国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生命力。
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了“新三样”的对外投资，也就是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比如说联想收购IBM的笔记本电脑业务，GEELY收购VOLVO，都曾轰动一时。早年对外投资以并购为主，去国外购买资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技术、市场、技术人员都买过来，这是新兴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现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方式有所改变，从并购为主到绿地投资为主。绿地投资不是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而是把有竞争力的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外去。一叶知秋，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模式就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也显现出中国经济在供给侧方面的突破，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很有意义。
当然中国的供给端也并非十全十美。在生物医疗等行业我们和发达经济体还有差距。一些行业面临着“卡脖子”的困难，即使华为在芯片上有所突破，但整体上可能还是有差距的。即使是在房地产这个传统行业，我们有着很强的供给能力，但也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房地产多年实施70-90户型比、容积率等供给管制，对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满足低收入与中产阶层需求有不利影响。
那么，供给活跃增长有哪些驱动力？
第一，开放型市场体制的激励与支撑功能。刚才讲到的在供给端表现较好的领域，有些是国有企业本来就很强，但更多的还是一些民营企业走在前面。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才能和外国有交流，新三样都是外国先搞的，然后我们拿过来创新，后来居上。
第二，民企、国企、政府合力：民企开拓、国企托底、产业政策有限支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进行干预在行业的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汽车骗保。光靠补贴也是不行的，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还是要冲在前面。
第三，十亿级人口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经济。作为大国，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某一行业在国内形成了气候，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最后可以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权。
第四，全流程覆盖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基础。基于中国的大国属性，我们的产业链覆盖面特别宽，配套能力特别强。为什么我们的造船业发展那么快？就是因为钢铁、设备、机械方方面面的配套我们都能做得到。
第五，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点相联系：劳动者勤奋努力与企业家资源丰裕。我们中国劳动者的勤奋、努力是出了名的，这于供给而言当然是有用的。另外，我们人口的基数很大，再加上我们历史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各种各样的企业家仍不断涌现。
三、中国经济如何再平衡？
如何治理需求偏弱的问题呢？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力度需适度加大，并在实施策略上根据经验加以调整。我觉得宏观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特点是，总量和结构工具中较重视采用结构性工具，在价格和数量手段中侧重采用数量性手段。应对现实总需求偏弱形势，货币政策需适度增加总量积极调节力度，更充分利用总量和价格手段尤其是利率工具。
CPI代表宏观经济的状态，理论上讲，利率会对CPI做出反应，CPI高利率就要高一些，CPI低利率就要低一些。发达国家利率工具的反应力度是1:1，通货膨胀涨了1，利率也要提1。中国利率工具的反应力度很弱，可能只有0.1到0.2。实际利率就是政策利率减去通货膨胀，我们的实际利率现在是非常高的，实际利率太高，很多企业觉得成本太高，就不愿意借钱。很多经济学家倡导降息，背后就是这个道理。
在财政政策方面，这两年中央一直强调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我认为，“适当加力”就是增加总量，“提质增效”就是合理结构。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近年趋势性增加，我们的负债率是历史上空前的水平，但在大国中还是比较低的，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因此仍需在总量上增加财政政策力度，在结构上更多去支持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领域比如加强对家庭部门的支持。
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弱需求和低景气度现象存在体制原因，如果有一些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组合政策，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会大幅上升，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会明显改观。我觉得现在仍然存在着类似的机遇，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是可能的。
近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提出建议，比如说加快放开户口管制，加大公共财政转型和支持力度，为落户新市民提供同等待遇；对民营企业与国企真正一视同仁，全面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使得民企在法律和政策上获得与国企同等待遇等等。
近期国家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恢复。
首先，宏观政策强调逆周期调节支持需求，明年逆周期政策取向有望继续维持。具体表现为，10月下旬人大批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用于支持灾后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八方面支出，追加新增1万亿国债转移支付给地方、准许地方政府可提前利用明年发债限额、允许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措施纾缓地区债务压力等。
其次，重大监管举措也在善后和修复。包括7月宣布对互联网平台保持常态性监管，8月国务院审议《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14号文等，都是在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
再者，就是中美关系阶段性回暖。下半年，双边关系出现积极向好的变化。
展望2024年，尽管房地产-地方债的风险仍然存在，但宏观和监管政策边际宽松有望延续。虽然中美结构性的矛盾很难翻篇，但近期双边关系得以趋缓。因此，相对稳定的复苏前景和外部的环境，为市场主体谋划未来提供较有利时间窗口。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供给活力提示着长期追赶光明前景，但需求持续偏弱成为制约短板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要想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加大积极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另一方面，还要推进深度的改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混沌学园 （ID：hundun-university），作者：卢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编辑：混沌商业研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