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社运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后,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诉说如何渡过出狱后的沉郁岁月和情绪低谷。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驱动她打破三年沉默,那就是:对今天的她而言自由是什么?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社运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


12月3日踏入27岁的周庭,这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发出两篇长文——告诉全世界,她决定弃保流亡,不再回港。选择在生日公布这个消息,身在多伦多的周庭接受DW专访时说:“这是对自己有象征意义的一天,老一岁之余,也是一个新开始,做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帖出了就不能回头。”

其中一篇文章配上在海滩上自拍倒影的菲林(胶片)照,其实拍摄菲林相片是周庭最近两年才培养的新兴趣。除了洗底片带来的惊喜,更重要是一个自我治疗,透过摄像鼓励被情绪病缠身的自己踏出家门。她告诉DW:“在香港那几年我非常的孤独,很无助,感觉身边大家都不在了,尤其跟情绪病和政治形势有关。”

周庭和黄之锋、罗冠聪同属前“香港众志”创党成员,是香港著名社运面孔,精通日文的她在日本也有极高知名度。自2021年6月反修例案件刑满出狱后,她便彻底消失于公众视线,社交媒体亦不再更新。经过一番困难找到工作,疫情期间在家上班,工作以外她几乎都躲在家不社交。“刚刚出狱心情有放松,始终见到亲友了。但没想过原来放出来以后,自己的状况会变得更加恶劣。”

三年无法克服的敲门声

原本已有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的周庭,离开监狱后仍因国安案被没收护照,须每三个月到警署报到,后来同时患上抑郁症,要持续服药和看医生。“发病时在家一直哭,摊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个。”她形容那时的自己“什么都不想做,不想见人,没有目标,又不能离开,恐惧又迷茫”。为免互相连累和在监视压力下,她自入狱后便断绝所有社运圈朋友的联系。

刚刚出狱时,周庭在街上见到银行解款车会很害怕而要绕路走,因为想起载著她这些“甲级重犯”的铁甲囚车。惊恐症每每突然发作,她会凝视家门深怕有警员敲门或破门而入,或想东想西担心一不留神被捕;有时候洗澡、看剧集时都会发作,“恐惧感很真实,害怕得整个人颤抖”。周庭说:“到今天当我叫外卖时,还是会在订单上写明‘don't knock’(不要敲门),以免外送员放下食物后敲门,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怕听到那声音。”

这些日子维持了两年多,即使远走加拿大,后遗症仍伴随周庭,她至今都无法克服敲门声带来的恐惧感,又经常作恶梦见到国安和警察。纵然周庭早年已有多次被捕经验,她直言:“很多人以为我的创伤后压力症源自坐牢,其实不是,是来自2020年那次被国安抓捕的经历。抑郁症原本也没有的,是出狱后2022年才出现。”

赴加后国安问有否“黄人”接触


周庭称警方提出要求她随国安到中国内地一趟,以换取护照出国升学。她当初听到这要求时非常惊讶,但认为没有选择余地。她曾经直接问警员“是否一定要去”,对方回答“是”,并禁止她把此行告知律师和亲友。于是一行七人于八月到深圳“一日游”,她忆述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的时候现场清了场,更安排职员专门为她导览介绍。

警方要求她写悔过书、感谢信和“参访”深圳,都是在她提出到加拿大升学后才提出,全部都在今年发生。写悔过书则犹如默书,有警员在旁指示抄写内容,要为以往参与政治忏悔并承诺不再涉足,不再接触前学民思潮及众志成员。到加拿大后,周庭说香港国安至今只联络过她两次,分别都是到埗初期。第二次联系时,国安问当地有没有“黄人”(意指“黄丝”、支持社运人士)接触她,周庭否认,及后没再通讯。

周庭是在入狱前的2020年8月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被捕,但没被起诉。同一批被捕人士还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公司高层、社运人士李宇轩等,黎智英案本月即将开审。周庭透露,除了她被捕当天录取的口供,往后每次报到时警方问话都与案件内容无关,而是收集她个人及身边人士的资料情报。“就像要令你觉得,‘老大哥在看著你’。有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跟某某人联系,意在散播恐惧,变相警告你不要跟这些人接触。”

对于香港特首李家超指控她是“外国代理人”,斥责她获警方“宽大处理”个案却出卖诚信,保安局长邓炳强更指她或影响其他被捕者。周庭否认是“外国代理人”,称所有决定都与他人无关,反驳三年来一直被侵犯自由权利,没有一件事是“宽大处理”。她质疑:“如果香港真是法治社会,奉行无罪推定,我未被起诉根本不应是犯人。政府用法律以外手段迫我做不自愿的事,加害人反过来装成受害人说我欺骗你,是强词夺理。”

面对传媒连番查询,李家超、港府及警方皆没有回应国安携周庭返深圳一事是否属实。

无悔投身社运十年:追求自由没错


周庭称选择到加拿大升学没有政治因素,纯粹考虑学科而决定。早年计划参选立法会而放弃居英权的她,现时只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澄清没有申请政治庇护。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不需面对警察上门的恐惧,但她坦言未完全感受到自由和安全。中国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令她忧虑,特别是公布流亡消息后会更加谨慎。对于有关家人的问题她也份外小心翼翼,绝口不评论。

作为只是离港三个月的流亡人士,周庭说仍能明白在地港人的感受:“国安法下的压抑不止是社运圈,而是香港人所共同面对的。”她希望透过自身故事,让世界更关注香港。现在的周庭精神状态反復,惊恐症和抑郁症仍不时发作,希望先专注学业和疗养身心。她把香港的新同伴——菲林相机,一起带到彼邦继续以摄像疗伤。昔日的她是个嗜好繁多和喜欢学语言的人,短期内她最希望重拾一些被迫放下的兴趣,例如继续学韩文。

由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学时代投身社运的周庭走过十年,自言性格从以前“比较有希望”变得“不太正面”。她和不少前战友或流亡、或入狱,但所付的代价依然令她无悔:“起码我们令很多人知道这些价值有多么重要,即使香港距离我们想达成的香港愈来愈遥远。”

“就算现在回看这十年,纵然有很多痛苦和挫折,情绪病、坐牢、被国安扣押很可怕,到今天不能再回家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所做是有意义和对的。”周庭接著说:“追求自由不是错的事,追求基本权利也不应是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