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人生可以切分为前后两部分。1948年（46岁）之前，他创作《边城》《湘行散记》，在北大任教。1948年，他主动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抢运学人赴台的邀请，但依然遭到了左翼文化界的激烈批判，次年，他在家中自杀，所幸获救，正式进入他的“后半生”。
迫于时势，沈从文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开始逐渐转向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其所涉门类宏阔，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具代表性。
后来，沈从文又经历过更崎岖的境遇，却没有再像当年那样精神崩溃，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沈从文“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他整个漫长的后半生，都在对抗一个漫长的绝境，他无法再创作，却始终做着自己的事业，日复一日。
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一书中，张新颖这样说道：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
（下文摘选自《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他有一个从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性格”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可以把沈从文的后半生读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开头，这个人就精神崩溃、自杀，一般来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一个故事，不会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就这么一个剧烈的冲突，一个极端的情境，往后怎么写呢？但是他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就经历了这个，一个人走到绝境，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这个绝境，我用不着多说，是时代本身压给他的，是时代的转折压给他的，因为到了这个关口，他以前的创作方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他的事业被摧毁了。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人要走到绝境，其实是有他自主选择的成分在。因为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压力，不是沈从文一个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人要走到精神崩溃去自杀的程度？
当然沈从文个人当时的现实处境有非常特殊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想这当中，就还有一个勇气的问题，有一个人的大勇敢在。我们人这种动物，本能里面就有自我保护的反应机制，当碰到危险的时候，碰到绝境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避开它，绕开它。可是这个人就是不肯，不能稍微圆通一点。他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结果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沈从文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样的境地，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地避开人生最绝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心理上，我们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比如说在动乱当中，沈从文的遭遇要惨多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像一九四九年那样精神纠结反复，以致崩溃。
所以这样从死去一次再开始活过来的后半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起点，糟糕到底的起点，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我们一般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最低的起点，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才奠定了以后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我要讲绝境，要讲在绝境当中活过来，而且活下去，还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沈从文自杀，是因为他的文学事业不能继续了，他是一个把生命和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活下去，就还得有事业。这个地方就显出这个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绝境中创造事业，文学不行了，就另辟新路。我们都知道他转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转过来的领域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实往前、往后想想，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临绝境，只不过这一次非常惨烈。他年轻的时候从湘西的部队跑到北京，生活没有着落，考大学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在干什么，但硬是从这样一个低的起点，从无到有，一点一点闯出来，成就了文学上的事业。往后看，比如说“文革”当中，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好不容易改行创造的第二份事业，就是文物研究，又到了绝境。没有任何的书，任何的资料，怎么做研究？而且身体的状况特别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干点可以干的？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实验，认真尝试旧体诗的写作。他有一个从绝境当中创造事业的特别性格。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这个性格的背后，其实是生命的创造能量在支撑，是创造的能量要求释放，要求落实到具体的事业上去。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的绝境是比较戏剧化的、冲突极端激烈的时刻，但绝境绝不只是那样的时刻；其实可以把他漫长的整个后半生，就看成一个漫长的绝境。整个漫长的后半生就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绝境，以创造事业的方式，以日复一日的方式。
三十年代沈从文与梁思成。
毋庸讳言，我们的注意力通常会更为戏剧化的绝境时刻所吸引，但我想说，比起绝境来，在绝境中以日复一日的努力创造事业，是更有意义的。
“在社会大潮外，找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事情”
第二点我要讲的，这个后半生，还是一个自我或者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样，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写出这个不一样。他是一个不能被放在一个共同的模式里叙述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和时代的巨大潮流、压力之间形成一个关系。
偏离在社会大潮之外，自己找一个角落做自己事情，沈从文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反复讲过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用了沈从文一九五七年五一节画的上海外白渡桥上的游行队伍和黄浦江里一只游离的小船的即景图，这幅图的位置关系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读成一个隐喻，隐喻他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你会忽略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待在角落里的，知识分子要做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要做弄潮儿，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队。可是若干年之后你回过头去看，偏偏是这样和时代潮流隔着距离，在这样一个谁都不会去理睬的角落里的人，才做成了事业。为什么会这样？个人要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和时代之间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个意义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而且也是对于时代的？
黄永玉1947年为沈从文小说《边城》所作木刻。
个人和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讲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沈从文以及沈从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几代人，他们是剧烈变动时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屈辱。受害者这样一个身份，是时代强加的，没有人愿意做受害者。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身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比如说“文革”过去以后，很多人会愿意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样一来，不管是在意识里面还是在无意识里面，等于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
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避免只有一个被动接受的身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出国讲学了。他在美国做演讲，做了二十几场，演讲的内容一是讲文学，二是讲文物。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是讲他自己的作品，也不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讲二十年代他刚刚到北平时候的文坛情况。讲文物的题目就很多了，今天在这个学校里讲扇子，明天到那个学校里讲丝绸。他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一讲起来就很兴奋。
1981年2月沈从文在美国斯坦佛大学。
可是他也知道，来听他演讲的人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遭遇，他们更希望从这个人的口中亲自证明这样的一个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残害力量，希望听到受害者的证词。在此前前后后很长的时期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演讲，只要讲这个题目，下面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可是沈从文就不讲。
很多人会猜测，他是不是过于谨慎？是不是很胆小，很害怕？我已经说过，他死都死过了，还会害怕什么？他有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对他也更重要。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
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这个选择和工作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夸大？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补救一个时代的荒芜吗？从数量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时代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和有这么许多的个人——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个人——来做事情，是不一样的。
“有丰沛的创造的能量，需要发挥出来”
第三我想讲的，这还是一个关于创造力的故事。沈从文这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软弱、非常普通，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充满着创造的能量。这个人一辈子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特别是后半生在历史博物馆，人家其实是不想让你做什么事情的，不做倒还会安稳一些，做了，而且常常是硬要去做，麻烦就出来了。开始的时候我归结为一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闲不住，忙不完，要做这要做那。后来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他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丰沛的创造的能量，要把创造的能量发挥出来，不发挥出来，憋在里面，一定很难受。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
这个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做的事情是没人做的。他做文物研究，文物研究在他半路改行过来之前早就有很长的历史了，可是为什么他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的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什么会是奠基性的著作呢？不仅仅是服饰，他文物研究的“杂货铺”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研究的。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循规蹈矩的，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在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有多重的解释，但是最后我把它归结为创造力。一九五三年，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展品就是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废品”，比如说，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再比如，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历史博物馆还有意安排沈从文陪同讲解。
这个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读出三重意思来。第一，可以读出来的是沈从文的现实处境、政治处境很糟糕，他们竟然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侮辱他；第二，除了现实的政治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学术同行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很要命的，因为这个压力就在你身边，是来自“专家”的，他们觉得你是外行，不懂，让你买文物，结果你买来的是“废品”。但我更想说的是，我们把前面的意思反转过来，从正面看，看出第三重意思，就是沈从文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他要的东西是别人眼里的破烂儿，他能见别人之未见，看出破烂儿的价值。他的后半生的事业，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文物的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他自己会说，例如绸缎研究，例如工艺美术装饰图案研究，例如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那么多年没有人好好注意，“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他还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沈从文
先锋，打前站，开荒辟土，他的文物研究不是沿着旧有的路子跟在后面走，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开创性。这也正是创造力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沈从文的后半生，又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能量不断释放、不停地探索着往前走的故事。当然，走得艰难，创造力要得以实现，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碍，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忍受难以忍受的屈辱。
“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沈从文的后半生”
第四，我很喜欢讲，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沈从文后半生做的那些事情，长年累月在灰扑扑的库房里转悠，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有什么意思呢？说得简单一点，是对于文物的兴趣，但这个兴趣再追究下去，是对创造文物的人的体贴和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曾经说到，看到一个小银匠打银锁银鱼，一边流眼泪一边敲击花纹，制作者的情绪和生命会不知不觉地带到他手里做的这个活里面。看到一只豆彩碗，那么美秀、温雅，他会想到制器彩绘的人，在做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喜怒哀乐，他会从物质的形式上体会一种被压抑的无比柔情的转化。
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有一个特点，大多不是我们一说到文物就会想到的东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是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长期以来正统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却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其实沟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
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关心的是什么？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对他们有感情，他爱他们，他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在做历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对历史的感受融进研究里面。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凤凰，在母校听课。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和兴趣上，都存在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现代史学的第一次重大反省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一九二年写的《新史学》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梁启超责备中国传统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
沈从文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这个强烈的感受，恰恰呼应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连文字意象都不约而同：“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而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一九四九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就是汪曾祺所说的，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全部的作品；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比他家乡的那条河还要长，还要宽，这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后半生。他爱这条长河。
“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
最后我想讲，这还是一个时间的故事。
在沈从文漫长的后半生里面，时间是非常的难熬，各种各样的烦恼、屈辱、挫折，要一分钟一分钟去捱，一天一天去捱，要一点一点用自己的努力来对付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情，一点一点来做自己的事业。所以那个时间过得非常的慢，非常的煎熬。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觉得是透不过气来、压抑到令人窒息、看不到头的磨人过程。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虚幻的想法：快点写完吧，写完了，书里的人就从时间的磨难里解脱出来了。
可是，沈从文是研究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心里有另外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跨度和度量的单位非常大，面对古人和文物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有千载之下百世之后的感叹；对自己的工作，沈从文常用的时间衡量单位是代，不是一天天计算时间，也不是一年年，而是一代代的。一九四九年，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也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有很多年轻人，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要留给下一代。
在此之前，沈从文用差不多的方式表达过这样的对自己文学的强烈信心。一九四八年，他十几岁的儿子读《湘行散记》，他跟儿子说，你看这些文章很年青，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这些文章还很年青。他的计算单位是一个人长大了，这些文章还有生命力。这个今天已经验证，不但他的儿子长大了，后来好几代人长大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会读《湘行散记》。在后半生，他不仅仅对他做的文物研究有这样强烈的自信，对他已经遭受了否定的文学也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是建立在对长时段的时间的信心上。在这个时间的故事里面，有两件事，我愿意讲给大家听，这特别地让我震惊。
1972年，沈从文次子沈虎雏来到干校探望父母
一九四九年他自杀以前他留绝笔，写了两章自传，要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交代清楚。这两张自传里面有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这么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心里的震惊，是从沈从文次子沈虎雏那里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二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持久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时间绵延不绝，个体生命从头到尾，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却能奋力凿通自己生命的头和尾，既向前延伸也向后延伸，他从在他之前的过去时间里源源不断汲取丰富和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托付给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
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时间的故事，大跨度地计量时间，一代一代地计量时间的这个故事，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作者: 张新颖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4-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作者：张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