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毁灭世界，但还是要按下按钮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电影以谜题为乐，常常让人感觉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解谜。当导演向我们展示如何将谜题拼出答案时，我们与之共同经历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诺兰长达三小时的传记片《奥本海默》（Oppenheimer， 2023）中，谜题并不是电影情节本身，而是电影的中心人物——“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基里安·墨菲（Cillian Murphy）在片中奉献了让人毕生难忘的表演，他无所畏惧地深入到一个男人纠结的内心世界，这个男人意识到自己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而这个世界竭尽全力驱除他。
诺兰细致入微的历史版本大部分来自马丁·舍温（Martin J. Sherwin）和凯·伯德的（Kai Bird）长达721页的普利策奖获奖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2005）。但就像这位自相矛盾的传主一样，影片被拍成了一种混合体：集惊悚、神秘、浪漫于一炉，紧张气氛从未停止，直到最后一个镜头。
《奥本海默》剧照
尽管在上映前，大家就纷纷猜测惯于制作模拟史诗而非数字大片的诺兰将如何重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但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别的东西——人脸。这是一部关于面孔的电影。人们对话，倾听，对好消息和坏消息作出反应，有时迷失在自己的头脑中——尤其是主角本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的主管，他对科学的世界末日贡献为他赢得了“美国普罗米修斯”的称号。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特写，墨菲的眼睛穿越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到达银幕之外，有时甚至直勾勾地和你对视，而他背后的奥本海默则在逃离人群，从不愉快的互动中解脱出来，或者迷失在记忆、幻想和不无清醒的噩梦中。
《奥本海默》剧照
诺兰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的脸部大特写呢？我猜想是因为影片中的人在努力了解自己是谁，其他人认为他们又是谁，以及他们对自己和他人都做了什么。
有时，人们脸部的特写镜头会被尚未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的闪切打断。这部电影中有很多逐渐扩展的闪回，你先看到一些东西，然后是更多的东西，最后是整个东西。画面中反复出现火焰、碎片和类似于烟花的较小连锁反应爆炸，所以火云翻腾，火花作响，大量星星在屏幕上起伏——既然号称普罗米修斯盗火，诺兰当然不会吝惜火的图像。
但这些不仅仅与奥本海默的“小装置”（第一颗原子弹就是这么被形容的）有关，在奥本海默的生活中也有层出不穷的被引爆的可怕的个人灾难，有时是因为他在愤怒、骄傲或纵情的时刻亲手按下了红色大按钮，有时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天真的或不经意的错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爆炸物，而受辱的人则用相当于延时炸弹的东西进行报复。
红色大按钮的确触目惊心，当一只手在一个这样的按钮上方几厘米的地方颤抖时，观众不由得会在那令人痛苦的几秒钟内产生疑问——这个按钮一旦按下，会预示着人类的伟大和可能性吗？或者，也许，仅仅是也许，会把人类整个从地球上抹去？那么，按？还是不按？
这种不可避免的灾难感贯穿整部电影。在路德维希·戈兰森（Ludwig Göransson）回旋的配乐之上，令人惊叹的旋转环、波纹和爆炸粒子的特写镜头形成了核心视觉，也构成了心理主题，以令人窒息的强度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科学家头脑中的革命性物理学，像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样脉动，走向他们的合乎逻辑的、可怕的结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放心使用这种武器”，奥本海默在影片中的某个时刻对一位同事说，“但我们别无选择”。
《奥本海默传: 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美） 凯·伯德 / （美） 马丁·J.舍温/著 汪冰/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8月
原子弹横空出世，世界从此不一样
在奥本海默性格的众多复杂性当中，他的思维速度是出了名的。这在他对1939年1月发现核裂变的反应中显而易见。当路易斯·W. 阿尔瓦雷斯（Luis W. Alvarez）在理发店的椅子上读报得知两位德国化学家实现了裂变的时候，他“中途打断理发师，然后一路跑到辐射实验室去宣布这一消息”。奥本海默根本不相信，走到黑板前用数学方法证明裂变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第二天，阿尔瓦雷斯成功地在自己的实验室重复了这个实验，邀请奥本海默过来看示波器上的脉冲波形。在观察到戏剧性的绿色尖峰之后不到十五分钟，阿尔瓦雷斯写道：
奥本海默不仅认可了这个反应真实存在，还推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中子释放出来，这些中子可以用来分裂更多的铀原子，从而产生能量或制造炸弹。看到他思维如此敏捷，着实令人惊讶……
几天后，当他确信铀原子在用中子轰击时确实分裂了以后，奥本海默写信给一位同事：“我认为这是令人兴奋的发现，它不像发现正电子和介子那样稀罕，却可以投入良好的、诚实的、实际的用途。”他的意思是，裂变并没有像二十世纪头几十年的许多其他发现那样彻底颠覆物理学，然而它就像锤子一样实用。
令人惊讶的是奥本海默将核裂变以“良好、诚实、实际的方式”付诸实践的热情。他不仅把他的天才用于理解如何制造炸弹，而且随后坚持了六年，建立和运行核实验室；让最优秀的人放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加入新墨西哥州的秘密项目；设计、制造和测试实际武器；最后还亲自指导军官投掷炸弹——告诫他们引爆炸弹的高度、寻求或避免什么样的天气，以及参与确立何种轰炸目标才会对日本统治者产生最大的震慑。
在另一本也曾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原子弹出世记》（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1985）中，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详细地记录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以及导致该计划的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时，我被一开头奥本海默的一句话所震惊：“科学中深奥的东西不是因为有用而被发现的，这是一个深刻而必然的真理；它们被发现是因为有可能发现它们。”这说明奥本海默相信科学和技术有其自身的必要性。
《横空出世: 核物理与原子弹的诞生》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美) 理查德·罗兹/著 江向东 / 廖湘彧 /译
中信出版社 2023年11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科学仍在经历实证主义阶段。换句话说，社会上和科学界对这门学问的理解是，只要能够合理地证明和验证（甚至是证伪），就能持续提供累积的知识。要到后实证主义阶段，科学家才会承认研究人员自身将对观察结果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奥本海默在核科学领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最终导致了核弹的研制，这就是诺兰同名电影所展现的过程。
在1965年的一部纪录片《投下原子弹的决定》（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Bomb）中，奥本海默描述了他目睹第一次核爆炸时的感受，他说：“我们意识到世界已今非昔比。有人笑，有人哭，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而我记起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的一句话，当时毗湿奴（Vishnu）试图说服王子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给王子留下深刻的印象，毗湿奴显现了自己的多臂化身，并且说：‘现在我变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我想我们大致就是这么看的。”
这一影像片段具有催眠效果。那时奥本海默已经61岁了，脸色苍白、憔悴、心怀悔意，甚至无法面对镜头。他说话时低着头，态度绝非试探性的，而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克制。某一次他似乎真的擦去了一滴眼泪（让我们想起杜鲁门对奥本海默的评价：那个“哭哭啼啼的科学家”）。
这段传奇般的回忆如今出现在有关1945年7月16日的所有报道中，但它可能是事后的戏剧化。那一天，奥本海默的兄弟弗兰克（Frank Oppenheimer）在“三一”（Trinity，这是奥本海默为世界上第一次核试验起的代号）试验现场，记得哥哥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它起作用了。”
奥本海默的密友和同事伊西多尔·拉比（Isidor Rabi）到场聆听倒计时，看着黎明瞬间变得比白昼更加明亮，而许多人透过厚厚的滤光镜敬畏地凝视着，想知道蔓延的火球在吞噬世界之前是否会止步。同样令拉比难忘的是，在人们重新起身走动后，奥本海默远远显露的身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走路的姿势；……他走起路来就像电影《正午》（High Noon，1952）里的男主角……就是那样的昂首阔步。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正午》剧照
拉比影射的是西部片《正午》中著名的一幕。为了保护小镇居民，正午时分，主人公凯恩警长决定孤身一人面对四个持枪者，迈着沉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他的使命。拉比描述的这一幕，可和纪录片中奥本海默的回忆大相径庭。
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无论是奥本海默编造了一个他突然意识到人类新的破坏力的令人眩晕的故事，还是他在多年后想象自己曾经冒出的念头或说过的话，这部纪录片都展现了一个真诚受苦的人。诺兰的大片则通过猛烈的声音提示和对核灾难的梦幻般地瞥视，来传达奥本海默在思考他的理论的血腥后果时所遭受的折磨。
然而，影片中最有力的时刻之一也是最安静的时刻之一。投下炸弹后，奥本海默向曼哈顿计划的军事监督员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马特·达蒙饰）询问他现在是否需要前往华盛顿。
“我看着他，问：‘为什么？’”达蒙（Matt Damon）在一次采访中回忆他的表演，“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天哪，他们已经和他了断了。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为现实，存在于世间，不再受奥本海默的控制。”达蒙承认，这是他在电影中最喜欢的时刻之一。
它基本上就是日后发生的事情。尽管原子弹使奥本海默成为他那个时代名望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先后登上《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封面），但他很快就在政府圈子里变得无关紧要。他企图在华盛顿与政客共舞，然而，他却浪费了他在曼哈顿计划中所获的一切声望和机会，在有关核武器使用的数次关键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在他于1954年被撤销安全许可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才提出了一项严肃合理的军备控制协议，那还是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及之后苏联大规模军备扩张的影响。但那时成千上万枚核弹头已经被制造了出来。
科学家走下神坛，因为异议等于不忠诚
1965年，奥本海默对《纽约时报》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现在也不后悔，我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但他也曾对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表示：“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事实上，他似乎同时感受到了两种情绪。
就在8月9日长崎被第二颗原子弹摧毁后不久，奥本海默似乎感到了一股悔恨的浪潮，因为许多参与原子弹制造的科学家批评对日本的打击是无端的和不必要的。几周之内，他的趾高气扬就消失了。突然，他辞去了职务，收拾行装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在10月16日的忧郁的告别演说中，他表示，必须以深切的忧虑来调和制造原子弹的自豪感。
九天后，战争部长带他去见杜鲁门总统，两人不欢而散。据一种说法，对于奥本海默自认手沾鲜血的负疚之词，杜鲁门戏剧性地从胸前口袋掏出手帕递给这位科学家：“好吧，给你，你不想擦擦手吗？”在9月下旬，奥本海默就告诉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大多数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很反感继续从事武器研究工作——“不仅仅是超级炸弹，是任何炸弹”。他说，在广岛核爆炸和二战结束后，人们觉得这样的工作“违背了他们的内心和灵魂”。
奥本海默的发现过程经历了多条路径。诺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特殊的天赋和资格来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他对科学、科幻小说以及时空感兴趣，从星际旅行到科学家的道德困境，诺兰处理起来都得心应手——然而对于这位大导演来说，人永远构成一个更大的谜团。
诺兰是结构高手。他很自负地在影片上标注了“裂变”和“聚变”的字样：
“裂变”部分采用彩色拍摄，讲述了奥本海默作为研究生和大学教授的早年生活；他领导的曼哈顿计划最终完成了三一测试；广岛和长崎之后，他同时收获胜利和痛苦；他最终失去了安全许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早年的左翼联系以及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开发氢弹，并警告核扩散的危险。其间，还穿插着奥本海默的婚姻和婚外恋情。
“聚变”部分采用IMAX黑白模拟摄影技术拍摄，焦点是1959年参议院确认刘易斯·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小罗伯特·唐尼饰）商务部长提名的听证会。施特劳斯是原子能委员会（AEC，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前主席，正是他与FBI密谋在五年前剥夺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激怒了科学界的许多人。奥本海默名字上的污点直到2022年12月才由美国能源部予以清除——就在电影《奥本海默》的第一部预告片问世时。
《奥本海默》剧照
彩色片和黑白片缠绕在一起，让人想起 DNA双螺旋的形状。“裂变”部分显然更重要，诺兰以第一人称为奥本海默撰写了脚本，因为他认为透过奥本海默本人的眼睛来看奥本海默的故事至关重要。尽管时间线是跳跃的，影片还是逐渐勾勒出奥本海默一生的轨迹。
所谓裂变，是中子撞击原子，使其分裂成两半的过程，而裂变，正是诺兰要研究人的谜题所出发的地方：奥本海默对发现的迷恋，与他对某种原始力量的可怕认识发生了冲突，他完全未能预料到这种力量会给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世界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从诺兰的导演生涯来看，他似乎也在长期研究理论物理学。他直觉到宇宙冰冷的物质结构——诸如时间、空间、物质、死亡、永恒等等，与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意义——诸如爱、身份、记忆和悲伤等等，其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常常将情感与科学交织在一起，然后抽丝剥茧地提醒我们，这些都是永恒的问题。从《记忆碎片》（Memento， 2000）到《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从《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到《敦刻尔克》（Dunkirk，2017），从《致命魔术》（The Prestige，2006）到《信条》（Tenet，2020），诺兰的电影利用此一媒介的科学工具，将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对立起来。他的大脑令人惊叹。
影评人艾丽萨·威尔金森（Alissa Wilkinson）认为，在《奥本海默》中，诺兰将镜头对准了权力——原子分裂产生的权力，国家掌握的权力，人类渴望的权力。诺兰想一探权力的本质：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保持对它的制衡，以及权力又是如何将人们带入阴暗的窘境，在这种窘境中从来没有简单的答案。
不过，如果我要对诺兰有所批评，我会说诺兰的一大败笔是把体系迫害弱化成了个人恩怨。恰好是这样一部有关权力的电影，却未能直面权力背后的制度，也没有深入揭示冷战时期困扰美国的恐惧和焦虑。
《美国普罗米修斯》作者之一伯德在诺兰启动拍摄时，表示他希望电影改编能够“刺激有关奥本海默迫切想要说出来的议题的全美乃至全球对话：我们如何生活在原子时代，如何与原子弹共存以及对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看法——成为爱国者意味着什么，还有，在一个充斥着技术和科学的社会中，科学家在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关键的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麦卡锡时期，传唤证人并强迫他/她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就其信仰、表达或交往作证的情形比比皆是。《美国普罗米修斯》一书写道：听证委员会“没有指控奥本海默违反任何法律，甚至任何安全规定，他的社会交往却成了某种欲加之罪的证据。在他们眼中，他故意蔑视安全机构，这才是最应受到谴责的事情……多数委员认为：‘对朋友忠诚是最高尚的品质之一。然而，对朋友的忠诚如果高于对国家和安保系统理应承担的义务，那显然不符合安全利益。’于是，过度看重友谊也成了奥本海默的罪过之一”。
历史学家理查德·波伦伯格（Richard Polenberg）推测，假如奥本海默的许可没有被剥夺，他可能会被后人认为是一个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而“告密”的人。波伦伯格还指出，有异议并不意味着不忠诚。有关这一点，麦卡锡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之一、著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说得最好：“我们决不能将异议与不忠诚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指控不是证据，定罪取决于证据和正当法律程序。我们不会在恐惧中前行。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我们的历史和教义，牢记我们不是恐惧者的后裔，我们就不会被恐惧驱使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时代。”
如果敢于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时刻受到监视；他们的过去被梳理为不忠诚的历史；他们的言论被监视为危险思想的线索，那么在一个社会里就会假话横行而真相不彰。假如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科学家，那么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就会被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1954年，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被“袋鼠法庭”审讯和公开羞辱，从而向所有科学家发出警告，不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政治，这才是奥本海默案的真正悲剧。奥本海默身上发生的事情损害了当代社会诚实辩论科学的能力——而科学理论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基础。
正因如此，舍温和伯德才会认定，对奥本海默的审讯成为科学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分水岭：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科学家一直被视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中的一员，他们可以正当地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思想家。随着奥本海默被赶下神坛，科学家们知道，未来，他们只能作为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专家为国家服务。
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后来观察到的，奥本海默的受难意味着战后 “科学家的救世主身份”已经终结。在政府体系内工作的科学家不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在美国科学家应该如何为国家服务这一问题上，最狭隘短视的主张大获全胜。
了解前不会害怕，使用过才会理解
但我并不想苛责诺兰，事实上，《奥本海默》是好一段时间内最左翼的大片之一。这部电影强烈反对沙文主义。例如，奥本海默在不同的观点上暗示：
（1）日本在原子弹投下之前就已经注定投降，杜鲁门政府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了原子武器；
（2）核武的真正对象是苏联，正如格罗夫斯1954年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我负责项目大约两周后，就没再对苏联人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项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3）当广岛和长崎的尘埃落定后，美国军方得出结论，它已经找到了几乎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根可以吓唬苏联人的大棒，也是和平时期庞大军队的廉价替代品。五角大楼决心使用其开发的任何核武器，哪怕奥本海默警告它，这些是恐怖武器，不是防御武器。
所以，奥本海默和那些构陷他的政治对手的分歧在于能否达成国际军控协议；或者，美国以军备竞赛为代价保持核霸权是否能最好地保证人类的长期生存。在这场争论中，诺兰的电影显然站在奥本海默一边。
影片最终以对为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工作的科学家的警告告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提出“军工复合体”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任内，有效终止了奥本海默的公共生涯）。它以奥本海默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之间的对话作为故事的结尾，回到了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取消了他的安全许可以及施特劳斯的商务部长任命被参议院否决之后的那一刻。
爱因斯坦告诉奥本海默，“等他们惩罚够了，就会给你端上三文鱼和土豆沙拉，发表演讲，为你颁发勋章，然后拍拍你的背，告诉你一切都被原谅了。只是要记住，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们”。奥本海默随后说，原子弹似乎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世界末日，只不过这种反应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而不是物理学层面发生的。
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们”。这强调了电影更广泛的主题，即奥本海默和他的研究同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战争机器上的齿轮，他们无法决定如何部署他们的工作成果，也无法决定权力何时使用和抛弃他们。他们只能旁观民族主义争夺全球权力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可能导致的人类灭亡。
因此，归根结底，原子弹爆炸并不是《奥本海默》的高潮或重点。原子弹甚至不是原子弹的意义所在。对于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的国家来说，原子弹的意义在于权力：掌握它、释放它、显示强权即公理的能力。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被赋予了权力，只要他们与强权保持一致。当他们开始质疑这一切时，他们就被扫地出门。
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有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的问题，但最终，《奥本海默》认为，与最伟大的划时代问题相比，这些琐碎的争吵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人类能够创造出一种可以终结我们所有人的“小装置”，那么我们还值得继续存在下去吗？在彻底毁灭面前，爱情、忠诚、友谊或背叛又算得了什么？
无论如何，人们通常应当根据审美趣味而不是政治美德来评价电影。我们喜欢《奥本海默》的地方，在于诺兰努力勾画了一个复杂的人。拉比曾惊叹说：“天知道，我虽算不上一个很简单的人，但和奥本海默相比，我可以说是简单至极。”毕竟，这个人给核试验取的代号来自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句：“三位一体的真神，请捶打我的心”；在坐火车去纽约的三天旅途中，他从头到尾读完了全部三卷《资本论》（当然是德文原版）；刚到莱顿大学六周，他就用荷兰语做了一次有关量子力学的演讲，这不过是他自学的又一门语言。
奥本海默不仅掌握了物理学中最神秘的新概念，而且还深入阅读了多种语言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他读马克思的著作，也读《薄伽梵歌》、海明威和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他扮演自己的精神分析师，朋友开玩笑说，他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
然而奥本海默对梵文和梵歌的兴趣不仅仅是另一种闲暇爱好或聚会把戏。是的，提到《薄伽梵歌》，少不了那句“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但奥本海默引用这句诗背后的意义却长久未被深究——而正是这一意义阐明了奥本海默自己的宇宙观、有关他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认识以及他的伦理准则。
《薄伽梵歌》创作于第一个千年的某个时候，它采用了一位名叫阿周那（Arjuna）的武士王子和他的战车御者、实为大神毗湿奴化身的黑天（Krishna）之间的诗意对话。在一场重大战斗即将来临之际，阿周那拒绝参战，不想“在战争中屠杀我的同胞”。在他们漫长的来回对话中（展开了大约 700节诗节），黑天试图通过让王子适应宇宙的宏伟设计来缓解他的道德困境。在这个设计中，所有生物都被迫遵循“达摩”（dharma），即履行道德和义务。作为一名战士，在战争中，黑天坚持认为，服务和战斗是阿周那的达摩；正如太阳的达摩是用来发光的，而水的达摩是用来解渴的。
黑天解释说，只有毗湿奴才能决定王子的命运，如果他想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对毗湿奴有信心。然后王子要求黑天展现他的神的形象。毗湿奴答应了。此处出现了梵歌的高潮，转黄宝生的汉译（商务印书馆，2010）如下：
倘若有一千个太阳
同时出现在天空，
光芒才能与这位
灵魂伟大者相比。
毗湿奴呈现出“无数的臂、腹、嘴和眼”，“以日月为眼睛，嘴巴燃烧火焰”，就像“一千个太阳的光芒”——他对王子解释了他来这里的目的：
我是毁灭世界的成熟时神，
我在这里收回一切世界……
因为奥本海默的引用，“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成为《薄伽梵歌》第十一章中流传最广的一句，但是被奥本海默的梵语老师阿瑟·莱德（Arthur Ryder）翻译为“死神”（Death）的原词，其实更常被解释为“时神”（Time）。因此，在企鹅经典的版本里，这句话被译为“我是永恒不灭的时间，吞噬一切”。
黑天揭示了自己是毗湿奴，印度教的多臂（兼多眼多口）的至高神。阿周那瞬间领悟了宇宙的真实本质。它是一个巨大的无限，没有开始和结束，处于不断的毁灭和重生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多重的宇宙中，个人的伦理观几乎不重要，因为这个宏伟的设计是根据它自己的宇宙达摩循环往复的。阿周那感到谦卑和确信，于是拿起他的弓。
从纪录片中奥本海默吟诵梵歌的悲伤、悔恨的举止来看，他像那个犹豫不决的王子，最终被自身的达摩似的责任和科学“进步”的凶猛力量所说服。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它在地球上的代理人，即那个他从年轻时代就着迷的新物理学，要求他勇敢地履行他的职责，而且如果需要的话，盲目地履行他的职责。在奥本海默内心的道德风暴中，《薄伽梵歌》似乎提供了正确的哲学。科学，就像战争一样，就像命运一样，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或者任何科学家，是何许人，敢于挺身反抗责任或命运？
历史学家詹姆斯·A.希吉亚（James A. Hijiya）在2001年的文章《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梵歌》（The Gita of J. Robert Oppenheimer）中分析说，奥本海默是一位关于技术和科学进化的宿命论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具有深刻宿命论思想的《薄伽梵歌》为何对他具有强大吸引力。与毗湿奴对阿周那王子的教导一致，奥本海默认为人有责任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的历史时刻所分配的工作。2014年，另一位历史学家亚历克斯·韦勒斯坦（Alex Wellerstein）也从奥本海默的梵歌引语中看到了命运感和责任感。
他写道：“这并非原子弹之父自高自大或傲慢地宣称自己是‘死神、世界毁灭者’的情形。相反，他对眼前所展示的事物感到敬畏，面对就在他眼前揭开的死亡本身的奇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纪念品，他意识到自身有多么渺小和无关紧要。在某种宇宙性的、可怕的东西的驱使下，奥本海默接受了自己作为物理学王子的职责，而这个职责就是战争。”
这就是电影迫使人走出舒适区的地方。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电影绝不是简单地复述一个人的一生。伟大的讲故事的人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技艺来寻找故事中的故事，而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跨越时空的力量的可怕性，它的世界末日性质，与灵魂的扩张或枯竭息息相关。
正如当权者将奥本海默贬低为国家的安全风险是荒谬的，将他神圣化为热爱和平的烈士（正如他的许多捍卫者所做的那样）同样是错误的。这部电影避免了这个陷阱，描绘了一幅复杂的肖像：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为科学所着迷，然后因科学所释放的地狱景象而倍感内疚。他坚持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的独立性，但也顺从自己作为权威顾问的角色。他对自己的信念很确定，但对几乎所有事情都持矛盾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把奥本海默理解为诺兰眼中的“力量即裂变”的化身。奥本海默是一个以悖论为乐的人。在他给伯克利的本科生讲课时，他从波粒二象性开始，“即量子可能表现为粒子或波，这取决于实验条件”。
然而，与物理现象一样，他的生活充满了分裂，他与自己的理想交战，内心的痛苦有时如此尖锐，以至于他周围的世界都开始震动。诺兰拍摄了激烈的技术对话和毁灭性的家庭争吵，说出的每一个字、每一次面部抽搐都充满了厄运即将来临的感觉。观众可能会发现，奥本海默的个人矛盾和悲剧本质比IMAX增强的原子弹爆炸更令人毛骨悚然。
影片主题的部分力量来自于他拒绝在矛盾中自我崩溃。电影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人，历史也没有。写作《奥本海默：一个谜的肖像》（Oppenheimer: Portrait of an Enigma，2004）的物理学家兼作家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几乎不无愤怒地承认，“对于奥本海默来说，一切都没有尽头”。
是的，奥本海默有时甚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他对日本“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的苦难感到震惊，但他从未公开放弃制造或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尽管他反对氢弹，但他后来在安全听证会上作证说，他的保留是技术性和战略性的，无论如何，他最终发现氢弹“技术上太甜蜜了”，无法抗拒。如果某件事在理论上运作良好，“你就继续去做，只有在技术上取得成功之后，你才会争论如何处理它。原子弹就是这样”。
一种在一天内杀死十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的武器，会在那些竭尽全力建造它的人们心中引起不安的想法，这似乎并不奇怪。然而，如果你以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早已面对并理清了原子弹的是与非，那你就太天真了。
早些时候，他们的思维只围绕着一些简单的想法——制造炸弹是合理的，因为德国人正在尝试这样做；后来，他们竭力说服自己，使用原子弹是合理的，因为它结束了战争，并有可能终结所有战争；再后来，他们说，制造更多更好的炸弹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并使再次使用它们变得更加困难。或许这种自我保证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很难谴责自己所做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