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阅读作文范本的时候,读书君曾有过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优秀作文都长得一个模样?”名人名言,多用成语,升华价值,这是小学生作文拿高分的三板斧。长大成人后,许多不喜好文学的人,行文仍是这一套逻辑,始终如一。“作文水平”与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本该指的是同一件事,却脱节成了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毅平在《如何阅读文学经典》中写道:中国文学的水准如果还及不上世界水准,那差距多半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


因此,要聊文学,可以从小学生作文该如何写开始谈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内容摘选自《如何阅读文学经典》,作者:邵毅平,编辑:轻浊,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家从小学开始就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用文字来表达,也就是怎么来作文。可能一直到大学毕业,甚至到了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到了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这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如果说存在着“写作之心”的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古人说的“修辞立其诚”。


一、如实地写是重要的


先从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开始谈起: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叫悦子,时年七岁,可能小学初年级。我在课堂上问同学们,这篇作文接下去会怎么写?有同学说,可能会写这个小朋友去找更多的大人,或者思考更多的方法,尝试解决自己的困惑;也有同学说,她写这篇作文一定有什么目的,她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很有可能是自己对生物学的喜爱,所以接下来她可能会写,她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小作者的作文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下文了。也就是说,这是一篇纯粹的记叙文,并不打算借此说明什么道理。


晚上悦子睡觉以后,她阿姨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把那两句话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么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举动粗野的。”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小作者不服,阿姨明明用脚夹的,为什么把“用脚”改掉了?阿姨觉得不雅,小孩子不懂什么叫不雅。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里了。《细雪》不仅是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还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作。


谷崎润一郎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也没有,连追求知识的愿望也没有,只是小孩子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或者说小孩子对动物的一点简单观察。她如实地把它写了下来,对阿姨做出的稍微一点点改动,都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但是,“悦子的作文在学校里是优等,这篇作文写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词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很不一样。


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作文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的作文教育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子了”之类。


这篇作文来自一部有名的小说,那么,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的呢,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提出这个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并不是非得“升华”才行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他们的理解力和思辨力都很强,但是刚开始学习中文,作文能力和我们的小学生差不多。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所谓的“意义”,也没有“升华”之类的说法。下面是我记录的某个日本学生的作文:


上课学朱自清的《背影》,期中考试要求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写完了,让大家上讲台“发表”(念作文)。轮到他(相马君)了,往讲台上一站,大家就笑起来。他也不介意,扯着嗓子念:“我家是伯乐的后代。我的父亲身体很强壮,脸色黑黑的,看上去凶恶的样子,像个黑社会,”怕大家不懂,“——就是暴力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他也念得更起劲了:“但他心肠却很软的。我做错了什么,他就会狠狠揍我。每次他揍我时,我都替他难过。父亲一定爱儿子的吧,他揍我的时候,他心里该有多痛苦呀!我不过是眼睛里流眼泪,他可是心里头流眼泪呀!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不让他揍我,这样他心里就会幸福了……”


相马君的作文很幼稚,念的时候同学们都笑了,可这确实是他的独家之见,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写了出来。


我教的日本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里,有些是在中国读过书的“小海归”。二战结束,日本败退,大量的战争孤儿留在了东北,东北的老乡就收留了他们。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后,在中国的日本孤儿都长大了,结婚成家,生了孩子,有的已经有了第三代,日本政府允许他们全部回国。我碰到许多这样的学生,日本遗孤的第三代,在中国念过小学或中学,到日本后学日语比较吃力,上大学的“捷径”就是读中文专业。他们在中国受过作文教育,写的作文套话很多,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尽了你自己……”


日本小学生的作文也好,日本大学生的作文也好,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作文的问题。熟悉日本文学的读者都知道,日本文学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少有所谓的伦理纲常,不强调所谓的“思想性”。小泉八云是一个西洋人,到日本后娶了日本太太,改名为小泉八云,编写了许多书,把日本文化介绍到西方去。其中有一本叫《怪谈》,我一个学生读了以后,这样评论这本书:“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


小泉八云


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难以接受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会觉得非常变态。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里缺少这类作品。


三、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


再来看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也许是周记之类),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估计也是个小学初年级的小男生写的吧。这样的周记给老师批的话,可能会给一个不及格——怎么连小便都写进去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黄玉峰老师,在一次讲演“‘人’是怎么不见的”中谈作文教育,举了这篇小学生的短文作为例子,他的评论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会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在大阪与上海之间曾有一班游轮“新鉴真轮”,走的基本上是日本古代遣唐使的航线(遣唐使从大阪的港口出发,穿过濑户内海和东海,到达宁波)。在“新鉴真轮”上曾听到这样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现在的濑户内海里根本就没有帆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滔滔皆是。


四、“文学的作用,是掌控人的思想和感情”


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认为,诗歌的作用就是“持人性情”(《明诗》),“持”就是“掌控”。如果用诗歌来代表古代文学的话,那就是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里就提出,文学的根本作用,就是要掌控人的思想和感情。


鲁迅早年有篇论文叫《摩罗诗力说》,他认为这种“持人性情”的文论,允许你有写作的自由,可是要在“鞭子”的监督之下,鲁迅讥之为“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意思是此后中国的文章(文学作品),果然从来不敢越过这条红线。所以,这不仅仅是小学生作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作文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要求和传统,也就是要“持人性情”。


三毛讲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讲话时,凡是碰到大场合,那就不好听。其中必有大道理,叫人点头又点头,不打瞌睡都不行。中国人在小饭馆中一坐下,毛巾一擦脸,随便讲话,那个鲜活才如珍珠似的落下来。”(《你们为什么打我?》)


她还讲过这样一段话:


“那种写作法,作者写一个事件,一个社会,到头来不留余地给读者本身下结论。作者不客气,写到最后,借着书中人物,讲起自己人生大道理以及是非、道德、价值……把话题尽讲透,读者如果不点头好似就是作者的仇人。这种文章市面上多得是,魅力在哪里呢?魅力在于对付那种不看艺术生命只愿甘心被洗脑的‘识字人’——那不是给读书人看的。”(《我看〈凌晨大陆行〉》)


我告诉大家,我也有“四怕”:读汉大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电视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那就赶紧换台吧;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五、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


三十多年前,有人曾问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的回答很有意思:“至于我自己所看到的异同,则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三十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中国还没有作家得诺奖。但在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得诺奖,1994年大江健三郎得诺奖,对中国文坛的刺激都很大,几乎所有人都会想,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得诺奖?


1949年以后,到章先生说话那时,中国作家获得的最高国外文学奖项是斯大林文学奖,由苏联政府颁发。1951年得斯奖的,一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三是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


但我还要蛇足一句:其实就在中国作家得斯奖时,俄苏作家也是得着诺奖的——1933年是布宁,1958年是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是肖洛霍夫,1970年是索尔仁尼琴,1987年是布罗斯基。


章先生于2011年去世,无缘看到翌年莫言得诺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


然而,我对中国作文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前述看法,并没有因为莫言得诺奖而有所改变。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至少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足数的,大家可以无视。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是现在的文学,至少比起日本文学来,多半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中国文学的水准如果还及不上世界水准,那差距多半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我们的小学作文教育,使得中国作家进入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了许多的束缚。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水平的距离,首先须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兔子的耳朵”“三个孙中山”,都是小孩子的作文或周记,代表的是没有套路、没有限制、自由写作的立场。本讲皆举六七岁小孩子的文章为例,也许有人会说,小孩子的文章可以这样写,那高中生、大学生也可以这样写吗?难道我们就写写流水账,我们就不要思想性了吗?


其实大家理解的那个“思想性”是要打引号的,因为它多半不是作者自己的想法,而只是按照所谓的套路来写而已。有自己想法的人,写自己的真实想法、真情实感,他的文章就是有思想性的,根本无须他求或“升华”。再重复有自己想法的人,写自己的真实想法、真情实感,他的文章就是有思想性的,根本无须他求或“升华”。再重复一遍,要说“写作之心”,那就是“修辞立其诚”。


《如何阅读文学经典》

作者: 邵毅平,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 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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