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阅读作文范本的时候，读书君曾有过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优秀作文都长得一个模样？”名人名言，多用成语，升华价值，这是小学生作文拿高分的三板斧。长大成人后，许多不喜好文学的人，行文仍是这一套逻辑，始终如一。“作文水平”与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本该指的是同一件事，却脱节成了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毅平在《如何阅读文学经典》中写道：中国文学的水准如果还及不上世界水准，那差距多半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
因此，要聊文学，可以从小学生作文该如何写开始谈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内容摘选自《如何阅读文学经典》，作者：邵毅平，编辑：轻浊，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家从小学开始就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用文字来表达，也就是怎么来作文。可能一直到大学毕业，甚至到了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到了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这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如果说存在着“写作之心”的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古人说的“修辞立其诚”。
一、如实地写是重要的
先从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开始谈起：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叫悦子，时年七岁，可能小学初年级。我在课堂上问同学们，这篇作文接下去会怎么写？有同学说，可能会写这个小朋友去找更多的大人，或者思考更多的方法，尝试解决自己的困惑；也有同学说，她写这篇作文一定有什么目的，她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很有可能是自己对生物学的喜爱，所以接下来她可能会写，她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小作者的作文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下文了。也就是说，这是一篇纯粹的记叙文，并不打算借此说明什么道理。
晚上悦子睡觉以后，她阿姨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把那两句话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么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举动粗野的。”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小作者不服，阿姨明明用脚夹的，为什么把“用脚”改掉了？阿姨觉得不雅，小孩子不懂什么叫不雅。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里了。《细雪》不仅是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还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作。
谷崎润一郎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也没有，连追求知识的愿望也没有，只是小孩子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或者说小孩子对动物的一点简单观察。她如实地把它写了下来，对阿姨做出的稍微一点点改动，都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但是，“悦子的作文在学校里是优等，这篇作文写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词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很不一样。
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作文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的作文教育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子了”之类。
这篇作文来自一部有名的小说，那么，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的呢，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提出这个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并不是非得“升华”才行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他们的理解力和思辨力都很强，但是刚开始学习中文，作文能力和我们的小学生差不多。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所谓的“意义”，也没有“升华”之类的说法。下面是我记录的某个日本学生的作文：
上课学朱自清的《背影》，期中考试要求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写完了，让大家上讲台“发表”（念作文）。轮到他（相马君）了，往讲台上一站，大家就笑起来。他也不介意，扯着嗓子念：“我家是伯乐的后代。我的父亲身体很强壮，脸色黑黑的，看上去凶恶的样子，像个黑社会，”怕大家不懂，“——就是暴力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他也念得更起劲了：“但他心肠却很软的。我做错了什么，他就会狠狠揍我。每次他揍我时，我都替他难过。父亲一定爱儿子的吧，他揍我的时候，他心里该有多痛苦呀！我不过是眼睛里流眼泪，他可是心里头流眼泪呀！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不让他揍我，这样他心里就会幸福了……”
相马君的作文很幼稚，念的时候同学们都笑了，可这确实是他的独家之见，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写了出来。
我教的日本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里，有些是在中国读过书的“小海归”。二战结束，日本败退，大量的战争孤儿留在了东北，东北的老乡就收留了他们。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后，在中国的日本孤儿都长大了，结婚成家，生了孩子，有的已经有了第三代，日本政府允许他们全部回国。我碰到许多这样的学生，日本遗孤的第三代，在中国念过小学或中学，到日本后学日语比较吃力，上大学的“捷径”就是读中文专业。他们在中国受过作文教育，写的作文套话很多，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尽了你自己……”
日本小学生的作文也好，日本大学生的作文也好，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作文的问题。熟悉日本文学的读者都知道，日本文学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少有所谓的伦理纲常，不强调所谓的“思想性”。小泉八云是一个西洋人，到日本后娶了日本太太，改名为小泉八云，编写了许多书，把日本文化介绍到西方去。其中有一本叫《怪谈》，我一个学生读了以后，这样评论这本书：“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
小泉八云
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难以接受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会觉得非常变态。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里缺少这类作品。
三、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
再来看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也许是周记之类），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估计也是个小学初年级的小男生写的吧。这样的周记给老师批的话，可能会给一个不及格——怎么连小便都写进去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黄玉峰老师，在一次讲演“‘人’是怎么不见的”中谈作文教育，举了这篇小学生的短文作为例子，他的评论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会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在大阪与上海之间曾有一班游轮“新鉴真轮”，走的基本上是日本古代遣唐使的航线（遣唐使从大阪的港口出发，穿过濑户内海和东海，到达宁波）。在“新鉴真轮”上曾听到这样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现在的濑户内海里根本就没有帆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滔滔皆是。
四、“文学的作用，是掌控人的思想和感情”
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认为，诗歌的作用就是“持人性情”（《明诗》），“持”就是“掌控”。如果用诗歌来代表古代文学的话，那就是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里就提出，文学的根本作用，就是要掌控人的思想和感情。
鲁迅早年有篇论文叫《摩罗诗力说》，他认为这种“持人性情”的文论，允许你有写作的自由，可是要在“鞭子”的监督之下，鲁迅讥之为“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意思是此后中国的文章（文学作品），果然从来不敢越过这条红线。所以，这不仅仅是小学生作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作文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要求和传统，也就是要“持人性情”。
三毛讲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讲话时，凡是碰到大场合，那就不好听。其中必有大道理，叫人点头又点头，不打瞌睡都不行。中国人在小饭馆中一坐下，毛巾一擦脸，随便讲话，那个鲜活才如珍珠似的落下来。”（《你们为什么打我？》）
她还讲过这样一段话：
“那种写作法，作者写一个事件，一个社会，到头来不留余地给读者本身下结论。作者不客气，写到最后，借着书中人物，讲起自己人生大道理以及是非、道德、价值……把话题尽讲透，读者如果不点头好似就是作者的仇人。这种文章市面上多得是，魅力在哪里呢？魅力在于对付那种不看艺术生命只愿甘心被洗脑的‘识字人’——那不是给读书人看的。”（《我看〈凌晨大陆行〉》）
我告诉大家，我也有“四怕”：读汉大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电视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那就赶紧换台吧；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五、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
三十多年前，有人曾问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的回答很有意思：“至于我自己所看到的异同，则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三十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中国还没有作家得诺奖。但在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得诺奖，1994年大江健三郎得诺奖，对中国文坛的刺激都很大，几乎所有人都会想，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得诺奖？
1949年以后，到章先生说话那时，中国作家获得的最高国外文学奖项是斯大林文学奖，由苏联政府颁发。1951年得斯奖的，一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三是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
但我还要蛇足一句：其实就在中国作家得斯奖时，俄苏作家也是得着诺奖的——1933年是布宁，1958年是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是肖洛霍夫，1970年是索尔仁尼琴，1987年是布罗斯基。
章先生于2011年去世，无缘看到翌年莫言得诺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
然而，我对中国作文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前述看法，并没有因为莫言得诺奖而有所改变。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至少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足数的，大家可以无视。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是现在的文学，至少比起日本文学来，多半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中国文学的水准如果还及不上世界水准，那差距多半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我们的小学作文教育，使得中国作家进入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了许多的束缚。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水平的距离，首先须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兔子的耳朵”“三个孙中山”，都是小孩子的作文或周记，代表的是没有套路、没有限制、自由写作的立场。本讲皆举六七岁小孩子的文章为例，也许有人会说，小孩子的文章可以这样写，那高中生、大学生也可以这样写吗？难道我们就写写流水账，我们就不要思想性了吗？
其实大家理解的那个“思想性”是要打引号的，因为它多半不是作者自己的想法，而只是按照所谓的套路来写而已。有自己想法的人，写自己的真实想法、真情实感，他的文章就是有思想性的，根本无须他求或“升华”。再重复有自己想法的人，写自己的真实想法、真情实感，他的文章就是有思想性的，根本无须他求或“升华”。再重复一遍，要说“写作之心”，那就是“修辞立其诚”。
《如何阅读文学经典》
作者： 邵毅平，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 2023-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作者：邵毅平，编辑：轻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