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不过三代”并非虚言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未来能否成为百年老店，更是直接关系到企业当下的生死。有关资料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二代子女接班成功的概率只有30%，三代子女接班成功的概率更是只有10%。所以，“富不过三代”并非虚言，的的确确是家族企业的一个魔咒。
企业代际传承不仅成功率低，更麻烦的，是由于创业的艰辛和经营的困难，许多二代子女并不愿意接班。一代创业父母忙于事业，没有时间教育子女。不少企业家将子女送至国外接受教育，有些孩子在中学乃至小学时就被送到国外学习。
特殊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使得这些海外留学的二代子女对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也不太懂得国内的人情世故，或者在内心里并不认同创业父母的生活方式和经营理念，他们回国之后很不适应，甚至不愿意回国，更遑论接班了。据《把脉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只有20.5%的受访二代子女表示愿意接班。这种状况预示着二代子女的接班之路必然充满曲折。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的接班之路广为人知。她初中时便前往美国求学，一直到2004年大学毕业才回到娃哈哈工作。多年留学让她深受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做事独立，注重规则和效率，但不太懂中国的人情和文化，最初与父亲交流都存在一定困难。宗庆后用了超过15年的时间，耐心地栽培女儿。2021年12月，宗馥莉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宗馥莉的接班之路虽然曲折，但毕竟终成正果，更多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则是以失败而告终。
二、道德传家
当前，中国许多家族企业一代创业者年事已高，代际传承正处于高峰。是否有办法破除魔咒，实现二代子女的顺利接班乃至企业的永续经营呢？
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训：“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个古训首先彰显了中华文化对于德性的重视。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而且特别重视德性方面的教育，历史上，“孝廉”曾是选拔人才的科目。如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均非常强调道德在个人修养和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其次，这个古训还深刻揭示了内在价值影响的持久性和外在价值影响的短暂性问题。
道德传家之所以能够传承十代以上，是因为它是一种内在价值或精神价值，能够代代传承下去，甚至不断发扬光大。财富与地位只是一种外在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丧失。国家的人才选拔导向和士大夫的文化引领，对普通家庭的子女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当然也影响了富贾巨商和企业家对子女的教育。
当前，一些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优秀企业家对这一问题有深切理解和体察，他们将“道德传家”的理念引入企业代际传承之中，可以说从根子上很好地解决了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
浙江中兴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产值数十亿元的企业，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张忠良早年长期忙于公司业务，无暇顾及家庭，家庭关系受到影响。女儿张瑞琪到加拿大留学，不愿回来。
2011年前后，张忠良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文化。他通过深入学习《大学》《孝经》《了凡四训》等经典，提出以“内求、利他”为公司“家训”，“以家文化打造幸福企业”为文化构想，在公司全面导入传统文化。他从自己做起，德行垂范，力行践履，感召了员工，使企业的文化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女儿更是言传身教，缓和了原本紧张的家庭关系。女儿张瑞琪在他的感召下从加拿大回来，并逐渐成长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三、教子成贤
道德传家虽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如何在企业和家庭中落实呢？中兴精密等成功的企业代际传承案例说明，只有将这一理念传给子女，即教子成贤，家业传承才有可能，企业永续才有希望。贤，指有才能有德行的人；教子成贤，即把子女教化成为德才兼备之人。具体到企业代际传承，它教育的内容包括家国情怀、家道传承、德行垂范、英才教育和经营历练五个方面。
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实地调查了多家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族企业，如江苏固锝公司、浙江方太集团、浙江中兴精密集团、山西天元集团等。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在代际传承方面虽然曾走过一些弯路，但也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不少二代子女已经成长起来并顺利接班。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通过实地调查或二手材料分析了其他一些虽然未明确以传统文化为指导，但同样是极具家国情怀的企业，如河北信誉楼百货公司、福建福耀集团、福建鸿星尔克、广东格兰仕集团、浙江万向集团等；我们还考察了近代一些著名企业，如乔致庸的山西票号、常威的常氏家族企业、鲍志道的鲍氏家族企业、荣德生的荣氏家族企业、刘鸿生的刘氏家族企业、张謇的大生纱厂等。
这些企业虽然所在时代不同，地域和产业各异，但在教子成贤方面均包含了家国情怀、家道传承、德行垂范、英才教育、经营历练等内容。
四、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这些企业家在子女教育方面最核心的特征和最具方向性的指标，当然也是这些企业得以行稳致远的根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只有将其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才能共荣共进。中国本来就具有家国一体的传统，就连普通中国人都懂得“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不遵守这样的传统，谈不上代际传承或永续经营。
苏州固锝公司创始人吴念博一直倡导要为国家多交税，多为国家分忧解难。固锝公司有不少来自广西天等县的壮族员工，他们一些人因为多种原因不得不返乡务农，一下子就失去了经济保障。为了帮助已经返乡的员工创收，固锝公司将他们组织起来种植有机小黄姜，并成立了一家公司且成功上市，很好地解决了返乡员工们生活困难的问题。
吴念博通过此类社会责任活动对他的儿子吴炆皜言传身教，使其深受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保障员工们的利益和职业安全，已经接任董事长的吴炆皜特意在公司大门口立了一块刻有“永不裁员”四个大字的石碑，向全体员工和社会做出了庄严承诺。
山西天元集团的环保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附近有一个村庄，历史上曾经是个“响马村”，社会治安不好，政府要派驻警员维持秩序才行。为了帮助这个村子，天元集团不仅连续多年给老人发放福利，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提供免费素食午餐，而且用仁爱、孝悌、德善的儒家文化理念教化村民，如开展共建孝道文明村活动，评选“新村好媳妇”等，化恶为善，最终使过去的“响马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孝道文明示范村”。
福耀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说：“企业没有国界，但企业家有祖国。”他以自己父亲的名字创立了“河仁基金会”，以“关注弱势群体，促进机会平等，推动社会和谐”为宗旨。万向集团现任董事长鲁伟鼎亦以父亲的名义创立了“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并定下了“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富裕，以影响力投资、以奋斗者为本、量力而行做实事”的宗旨。
河北信誉楼创始人张洪瑞在他拟定的厂歌中写道：“我们肩负着民族希望，企业精神牢牢记心上，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凝聚成终生学习勇于超越的力量。”张洪瑞也是这样以身作则教育他的子女的。
历史上一些爱国商人在这些方面更是可圈可点。著名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一生创办二十多家企业、三百七十多所学校，是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创始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带头捐献飞机大炮，1956年他弥留之际，还嘱咐子女把所余定息献给国家。
可以说，忠于国家和回报社会，并以此理念教育子女，是这些企业家极为突出的共同特征。
五、家道传承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开宗明义提出了一条家庭铁律：“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什么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因为这些家庭均遵循了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几乎没有例外；那些不幸的家庭在不少方面或许做得不错，但由于违背了其中一条重要的道德价值或准则，最终承受了各种各样的不幸。
就企业而言，凡能成功实现代际传承的企业家家庭，均具有良好的家风家道与良好传承，子女在道德上有方向、有归依。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家庭，总是会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如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教子无方、高调炫富、声色犬马、嗜赌成性等，这样的家庭不败落，那才是怪事。
中兴精密集团创始人张忠良的家训是“内求、利他”，他也以此作为企业的家训。山西天元集团董事长李景春的父亲教育他要听党的话，要温良恭俭让，他也这么教育他的孩子，谦虚做人就是其家风。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经常让年仅15岁的梁昭贤放假后到厂里做小工，在烈日下赤着脚来回走动，锻炼他的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晋商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乔映霞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晋商常氏家族世代将读书放在首位，恪守“学而优则贾”的家训，强调弟子儒学不精、品德欠佳者不准参与经商。荣氏家族家风严谨，注重修德立身，恪守“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家训。这些企业的家训可以概括为一个“德”字，即道德传家。
六、德行垂范
家风家道的传承仅靠道德说教是不行的，更不能一条家训挂在墙上了事，它需要大家长知行合一，力行垂范，亲身示范给二代子女看。一些企业的使命、愿景或家训非常高大上，企业文化手册也是头头是道，但不仅代际传承不成功，就连当下的管理都有问题。
究其原因，在于这样的文化手册是讲给员工听的，或者说是外部宣传时作为营销手段使用，给客户们看的。老板要么自己根本不信，要么就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知行合一，更没有为子女和员工做出表率。这样的文化是缺乏力量的，特别是精神感召的力量。
前文提到中兴精密公司创始人张忠良用实际行动感动女儿回国，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固锝公司吴念博的儿子，天元集团李景春的儿子，福耀公司曹德旺的儿子，最初都不愿回国，都是这些作为家长的企业家用他们的德行和实际行动感化了孩子，并顺利让他们回国接班。
吴念博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做榜样，要言传身教，用德行教育和感召孩子。”李景春说：“我们做大人的一定要用慈悲心教育孩子，做孩子的榜样。”历史上的晋商常威将儿子常万达带在身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他如何经商。徽商鲍志道积极行善，为乡里所称颂，其子鲍漱芳深受父亲影响，继任两淮盐运总商后，亦有乃父之风。
七、英才教育
中华文化具有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儒家提出了学而时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教无类等重要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成功的企业家也深受这一文化理念影响，他们非常重视教育，许多企业家的子弟都有在国内上大学或出国留学的经历。格兰仕的梁昭贤、鸿星尔克的吴荣照都是先在国内上大学，后到海外深造，万向集团的鲁伟鼎高中就被送往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后前往美国攻读MBA。
历史上的晋商乔氏家族乔贵发要求子孙都要学习儒学，乔贵发的玄孙乔映霞为兄弟与子弟分别立书斋；常氏家族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被冠以“中华儒商第一家”的称号。上海刘氏家族的刘鸿生拥有十四名子女，他不惜血本把他们悉数送到国外留学，十个儿子四个留英、四个留美、两个留日；三个女儿分别留学英、美、日。1934年以后，刘氏子女陆续完成在国外的学业，回到国内接掌刘鸿生的家业。
八、经营历练
在基层的锻炼既能让孩子更多地体会到父辈创业的艰辛，也能为其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没有在基层锻炼过的富二代常常显得轻漫浮夸，虚娇奢侈，不懂珍惜和感恩，企业如果交到这样的人手上，大多是死路一条。在这方面，中国许多优秀企业探索了一些非常有益的经验。
最具代表性的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与儿子茅忠群边创业、边传承，以“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三三制”原则，花了九年完成企业的交接。“带三年”是指交接产品研发权，“帮三年”是指交接营销权，“看三年”是指交接管理权。这期间，茅理翔对儿子茅忠群言传身教，特别重视文化精神的传承；茅忠群亦是敏而好学，还到北大、清华的国学班学习传统文化。
从2008年开始，茅忠群在方太集团逐步推行儒家文化，渐已形成“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现代儒家管理模式，方太也成功完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转型。
河北信誉楼百货公司张洪瑞的三个子女和外孙女在公司工作，但他们都是从导购员干起。张洪瑞也没有直接将董事长一职交给子女，他要求子女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晋升。福耀公司曹德旺的儿子曹晖在公司也是从最基层干起。他不摆架子，与员工以友相待，同吃同住。后来曹晖陆续出任福耀香港总经理和北美玻璃总经理。
福建匹克公司创始人许景南的儿子许志华在前线摸爬滚打，凭着自己的努力打开局面。在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后，许景南逐渐把一些重要的职责交给他，让他负责北方的渠道管理。经历了基层三年艰苦磨炼后，许志华在2005年才回到总部，开始分担父亲的部分经营管理工作。
九、教子的道与术
家国情怀、家道传承、德行垂范、英才教育与经营历练，教子成贤的这五个方面，前三个重在讲“贤德”，也就是所谓“道”，后两个重在讲“贤能”或“贤才”，也就是所谓“术”。在企业代际传承和子女教育的过程中，“道”与“术”固然都需要，但很显然，贤德或“道”更重要、更具根本性。
我们仔细揣摩一下“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句话：“道德传家”之所以能“十代以上”，是因为传承的是一种道德精神和内在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在不同的环境下均可生根发芽乃至发扬光大；耕读、诗书等更多是一种才艺，虽然背后也有一定精神价值，但终究还是比道德传家低了一个层次；富贵传家连才艺也不讲了，传的只是外在价值，其永续性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就企业的现实而言，多数企业家在代际传承方面常常过于偏重接班人的培养形式、知识学习和经验传承，忽视了德行的教化栽培，导致企业代际传承失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恰恰就在这里。
《周易》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企业主身居权力高位，掌握大量财富，影响着股东、员工、供应商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如果缺乏贤德，必将给企业和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诸多案例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一点，这就是历史的经验和文化的智慧。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优秀的文化，仅靠发现一些矿藏，或挖一条沟通两大洋的运河，是几乎不可能实现持久繁荣的。国家如此，企业或家庭也是如此。以富贵而非道德传家，最终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不义之财是为社会、国家所不容的， 不义之富，必然“富不过三代”。
能够长期传承的家族企业，无不重视家族子弟的德性教化，对子女的德性教化，是需要巨大耐心，需要家长从小抓起，且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如果能够在子女教育中注入道德精神的力量，教子成贤，一个家族里便会代有才人出，即可让富贵在道德精神的支撑下传承下去，“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就可以破解，“百年老店”乃至“千年老店”的梦想就可以实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管理评论（ID：tbr2013），作者：程雪莲（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晁罡（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副会长）、林珊珊（福建江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通讯作者），编辑：刘永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