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周末一篇《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文章采访了几位为了编制考进小县城的高学历毕业生,却又经历了生活不适、预期不符、价值真空等等问题,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这并不算太让人意外,就像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逃回来了一样,到县城去的高学历人才,大概也要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


阅读这些年轻人的经历,却依然觉得让人觉得有些沉重: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们逃向县城、逃离县城,都不过是一种无奈,他们就像水中飘萍,夹在城市和县城中的“局外人”,找不到扎根的地方。



2017年,国家印发《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支持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到县域开展创业服务,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县域就业创业”。


也是近几年,县城开始大规模引进人才。不少县城会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人才补贴、安家费等,当然最诱人的还是——编制。


随后县城人才引进的学历就开始疯狂内卷。


2022年2月,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发布《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公告》,收到810多份报名表,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毕业生,也有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著名高校的留学生。


2022年5月,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一份名为《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入围体检人员公告》的公示名单,24个基础工作岗位的入围人员均来自著名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


要说这些县城多么吸引人,恐怕也未必。只不过在求职环境遇冷的当下,这些县城抛出了多少毕业生心心念念的编制,当然令毕业生趋之若鹜。


高学历人才进入县域基层,对于当地来说当然有好处。中国的高校分布是高度集中的,就以“双一流”为例,今年初全国第二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公布,共147所高校入围,其中,北京独占34所,上海和南京分别为15所、13所,西安、武汉、成都及广州则各有7所。


可见,大部分高学历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对于广大的县域来说,高学历人才实在太过稀缺。而县城引进高学历人才,自然可以极大提升基层单位的知识能力。


就像南方周末那篇报道里提到的,一位进入县城事业单位的高学历年轻人,讲述自己遭遇了同事的阴阳怪气:“唉,这个有什么困难?不用怕,有研究生在这顶着,研究生什么都会。”


同事这番话自然“不怀好意”,但也侧面说明,这些高学历人才有如鲇鱼,给平静如水的基层单位带去了某种焦虑。基层单位不再是自成江湖的乡土圈层,因为人才引进,县城获得了和城市、知识对话的机会。也是通过这些高学历人才的连接,县城进行了某种人文层面的城市化。



但县城能给高学历人才带去什么?至少从受访者的表述看,重要的大概只有一个——编制。


在《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这篇报道里,几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就是“上岸”“编制”。


这不用苛责,人本就是“风险厌恶”的物种,毕业生渴望安稳也很正常,哪怕提供这种安稳的只能是县城。


但编制却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它把毕业生的职业天花板已经定好了。编制,意味着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从事事务性工作。那么无论毕业于什么专业,是学哲学、美术还是天体物理,最后打交道的只能是文件、材料、会议。


编制是县城提供的一重最诱人的保障,但也是一种物理隔离,毕业生进入编制,很多情况下其实也是广阔县域和自身专业绝缘了。他们自小以来接受的人生链条——学有所长、学以致用在这里被打断,于是迅速陷入一种价值真空,产生人生意义层面的虚无感。


这并不能怪县城,编制其实是县城能拿出来的最有诚意的东西。但给编制终究是一种嫁接,把高学历植入统一的也极度规范化的职业轨道。这不是一种自然生长,并不是毕业生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机遇,这是因为在内卷的求职环境里,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上岸”的彼岸。


同时,毕业生还要在这里重新适应体制逻辑,并和异质化的乡土社会融合,甚至择偶都变成了一种横亘在眼前的困难。对于毕业于城市院校、学了一身“屠龙术”的高学历毕业生来说,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不难想象。


而未来显然还要面临更多现实的难题。比如这些本身毕业于知名院校的毕业生,他们能否接受自己的子女在县城接受非常平庸的教育?他们对生活品质、医疗水准的追求,在县城能否得到满足?


所以,他们中有些人选择逃离县城,这太正常了。



美国学者爱德华·格莱泽写过一本《城市的胜利》。在这本书里,他直言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是最健康、最绿色、最富裕、最宜居的地方。


甚至环保,城市都做得更好:“居住在水泥丛林里实际上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就像梭罗一样,我们燃烧森林和石油,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周围的环境。如果你真的热爱大自然,请远离它。”


这种对城市的礼赞,也不亚于对乡镇、村落的诅咒。根据《城市的胜利》所下的判断,年轻人如果追究经济回报,那么他就只能去城市,而不是县城。


这么说,倒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县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意义。而是要想真正留住人才,其实也要遵循城市的逻辑——它应当提供更有潜力的现代产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遇,县城应该更像城市。


从现状看,一些县城的人才引进颇有一种政策冲动的意味:提供诱人的编制,吸引学历亮眼的毕业生,迅速在舆论场上出圈,并由此快速出政绩。


年轻人所受的煎熬,毋宁说是给县城提了一个醒:如果只有编制的诱饵,短期内确实可以刷出一份好看“人才引进名录”,但对于县域发展来说,未必有多大作用,也未见得能真的留住人才。


比如,近日广东省陆丰市、雷州市等多个教育局公布了公费定向师范生未履约名单,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不少师范生宁愿缴纳违约金、冒着被记入信用记录的风险,也要逃离县城乡镇,当然可以说这是学生不诚信,但或许也说明另一重真相:部分年轻人与基层终究难以彼此接纳。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不妨仔细想想自己和县城、基层单位的适配度。这可能是个单调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是枯燥的工作状态,并遵循一种注重“情商”“来事”的职场规矩,这些自己是否可以接受?


“编制”有时也编织出了一种幻境,让人误以为这里面是一种安稳的生活状态,一种如同“上岸”般的解脱。但一些岗位对个人志向、野心的压抑,对专业能力的消耗,终究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也许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喜欢县城相对安逸、轻松的生活环境,就是他们的“此心安处”,那么他们当然很适合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到县城去。


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一个“编制”,是不是值得遮蔽所有、牺牲太多,把千差万别的年轻人都赶上同一条轨道,却值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自己,认真地想一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青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