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mei Liu
十年前，当张先生离开西北农村到大城市做电焊工的时候，工作机会有很多。他每天能赚三四百元，还能设法把大部分都存起来。但今年，他还没找到任何电焊工作。3月，他搬到南方大都市广州后，唯一的收入来自他在一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销售减肥产品，40天大概挣了6400元。他必须随时回复客户的咨询。现在他完全找不到工作，也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住在月租约400元的狭小单间里，但依然要省吃俭用。我们谈话的那天早上，他说他吃了一碗泡面，每天就吃两餐。
村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先生的家人在一小块地上种玉米，每年收入约1400元。他的祖父母都74岁了，仍然在务农，每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不到110元。他的父亲在北京做农民工，母亲失业了，目前正在找工作。
28岁的张先生要求仅具姓氏，他尚未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太远就不敢想，”他说。“眼前就是挣点钱嘛。”他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很快就会回老家。
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他们离开农村前往大城市谋生，把赚到的钱寄回家，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长时间劳作，住在拥挤的宿舍，也很少能见到亲人。
他们建造了中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一些高级官员称他们为“低端人口”。他们低廉的工资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并让这个国家的特大城市充满活力喧嚣。
如今形势艰难，工作愈发难找，中国社会福利极其薄弱的约3亿农民工几乎失去了退路。他们享受不到和城镇人口相同的医保、失业和退休福利，哪怕后者的社会保障网也已满是漏洞。一旦过了劳动的黄金年龄，农民工就得返回家乡，不能成为城市的负担。
因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更少了，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低迷时期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的讲话中承认，“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
2月，中国沈阳。举着招工牌寻找工作的农民工。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有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而在2020年，有近3000万农民工因为疫情被迫留乡，也没办法工作。
很难衡量当今的困境给农民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失业率略高于5%，但这仅代表了城镇失业率，而且也被认为是少计的结果。2022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4615元，还不到公务员的一半。而且这些数据也不完善，因为只包含了农民工能打工的月份。
但尤其是对那些曾在城市长大成人的年轻农民工而言，回到农村的前景往往是黯淡甚至令人恐惧的。他们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他们的父母和祖辈可能要劳作到身体无法再支撑的那天，生了病也不愿就医。他们通常没有失业金，也不能像一些城市年轻人那样可以依靠家庭，因为他们父母和祖辈的养老金“就能买个盐”，另一位农民工亨特·葛（音）这样告诉我。
“中国人没有退休，特别是在农村，”他说。他的祖父已经90岁了，每天还在河南的一处农场清理猪粪。
葛先生17岁离开农村到工地和工厂打工。在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工作的六年间他享受到了红利。但今年失业后，他拿不到任何失业金，由于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34岁的他如今在另一家苹果代工厂工作，每天轮班10小时，住在工厂宿舍里。
我们谈话的那天早上，他刚刚结束从晚7点半到早7点的夜班。由于苹果最新款iPhone的需求巨大，他已经连续工作两周，没有一天休息。
他觉得在父母和祖父仍在劳作的情况下，自己不能回到村里无所事事。“ 确实不合适，”他说。
1月，一名农民工在北京的火车站扛着两大包行李。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采访的大多数农民工都要求匿名，因为担心遭到政府报复。毫无疑问，他们的日子比其他农民工要好些，也更关注自身的权利。至少在谈论自身处境的时候，大多数农村人是比我采访的年轻人态度更保守的。
“我的理想国家是百姓安居乐业，食品安全，身心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媒体能揭露不公，对劳动者能给予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失业的电焊工张先生说。“如果能做到这些，无论是哪个人执政，哪个党派执政，执政多久，我都支持。”
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和习近平说的不一样，回乡务农赚钱的路是走不通的。可供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够多。他们在中国官方和学术论述中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原因的。
“就是那些打不了工的人去种，”西北省份甘肃的农民工关先生说，“因为收入太低了。”
30岁的关先生在深圳做了五年房产中介，2019年底回到老家，目前在工地开挖掘机。他住在工地用铁皮搭建的临时房屋里，每天工作10小时，工资按天数计算，每天三四百元，没有任何福利。
他想趁着还年轻尽量多赚点钱。根据他加入的许多工地微信群里的消息，他也知道工程量正在减少，一些工人还被拖欠了工资。他觉得自己可能永远没办法退休。
“其实说心里话，整个人是迷茫的，”他说。“只能说是暂时自己先存钱，至于以后怎样真的不好说。可能都活不到那个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