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李佳琦站上风口浪尖,还是他怒怼打工人“反思一下这么多年工资为什么没涨”的时候。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这是几个降薪族的职场境遇,也是经历时代大潮冲刷的深圳普通人,近两三年来的现实写照。



潮落之时


2021年年底,潘栩从房地产企业A司辞职,跳槽进入现在就职的这家施工企业B司。A司是某知名房企的下属公司,如今该房企已暴雷。


2021年年初,国家调控地产行业的“两条红线”政策发布后,A司里处处透着资金链吃紧的迹象,每月发工资的时间往后延迟,员工报销标准愈发严苛,潘栩当年的年终奖打了五折。


潘栩跳槽不久,A司开始大规模裁员,老同事们大都未能拿到足额赔偿。潘栩显得幸运许多,来到B司的第一年,他的年薪达到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四五十万”。不过第二年,B司整体业务减少,公司要开源节流,开源太难,只好通过大规模降薪节流,潘栩的年薪缩水将近一半,只有25万。



很多同事接受不了降薪幅度而辞职。潘栩不想再折腾,他入行将近10年,常年泡在工地上。在他印象中,2015年到2018年,“整个行业都是蒸蒸日上的”,站在工地建筑顶层,从高空往下看,满眼都是工地,“给你一种大兴土木的感觉”,现在他看到的景象,与几年前已大不相同。


“市场僧多粥少,行业下行是大趋势,大家的整体薪资肯定还会下滑的”,潘栩有这个心理准备。


况且,真的辞职了,又该怎么办呢?孩子刚出生不久,每个月夫妻俩要还1.3万元的房贷,“六、七个月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


潘栩有个同学,已经在家待了五个多月了,同学拿到手的offer,比之前的年薪少了10万,同学不甘心,还想再看看机会。其余的同学中,“休息一年半载的不多,毕竟都要养家糊口,就算降薪,也得先找个工作干着。”


相比其他地产业同行,潘栩的技术型岗位还不至于失业。吕青岩在建筑设计行业待了十几年,今年她决定彻底离开这行另谋生路。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下游从业者,她依据见闻作出的判断,比潘栩更悲观。


今年上半年,吕青岩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在一个免摊位费的车尾箱市集上,她碰到一个卖柠檬茶的摊主。摊主四五十岁,前房地产从业者,今年失业后,他投了2000多份简历一无所获,“家里有房贷,有孩子,总得出来找到营生”。周末的晚上,摊位从9点摆到接近12点,他只卖出十几杯柠檬茶。


前一阵子,吕青岩刷朋友圈时看见,一个地产圈的朋友发布了求介绍工作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他失业多久了”。


吕青岩的校友群里,危机感也陡然显现。“今年年初,有校友在群里倾诉,还贷压力很大,孩子还要上学,害怕随时会断供,群里以前没聊过个人生活的压力,当他开始聊这个的时候,估计已经是焦虑得没办法了”。


吕青岩有个关系很铁的地产圈友人M。今年M失业后,她一直不敢联系对方,只敢约M的妻子见面,聊聊家里的境况。


“地产圈里的熟人,以前多数都是我们的甲方。行业好的时候,心态很飘、高高在上的甲方我们见过不少,行业真的会给一些人带来莫名的膨胀。现在一下子跌下来,这种冲击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难消化的。”


M的妻子是全职太太,这几个月M一直试着在人脉圈子里找机会,但似乎作用不大,现在俩人都没有工作。前段时间,吕青岩约M的妻子在麦当劳碰面,“她来了,我问吃点什么,她说不吃了,现在消费降级,吃饱饭就不再吃了。以前我们至少点个可乐,薯条什么的”。


“很多地产圈子的同行,失业了,家里大概率两个孩子,孩子十有八九还在学钢琴,有房贷,要养车,现在真的是靠原来的家庭积累在支撑。”



“房地产作为前端,反应快一点,我们设计在后端,反应慢了一点,还是会波及的。”


事实上,地产行业的冲击,早已蔓延到吕青岩和建筑设计同行身上,“我身边的同行,很多都经历过这么一个心理过程,薪水突然降到一万多,也可以,反正还能保障生活,再降到8000块,那也行,能顾得上吃喝。绝大多数还是能苟着就苟着,收入底线是可以一直往后退的。跟我同龄的老同事,基本都是中产三件套,即便孩子不读国际学校,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赔就是赚到。”


吕青岩印象里,地产上下游活得最好的阶段在10年前,“设计公司都不用跑市场,你坐在那儿,每天都不断有人求着你做项目,太多楼盘要开发了”。


吕青岩的姐姐10年前也在建筑设计这行,有一次甲方丢过来一个项目需求,要求第二天交付。姐姐与同事们推辞赶不出来,甲方听罢,直接拿出了一袋钱搁在桌子上。


“你说现在可能吗?”今年离职之前,吕青岩经手的一个小项目,“总报价5万,做了两年,还没有收到一毛钱。” 上游地产业资金吃紧,下游建筑设计行业的现状是,新的项目难以拓展,攥在手里的项目又拿不到回款。


在我与吕青岩碰面的前两天,她刚与两个朋友吃了顿饭,“一个是地产公司的,一个是设计公司的老板,大家聊起现状,都说在苦苦维持。拿着红利期赚的钱,补贴现在的业务。你得承认,红利没有了”。


“我现在40岁,如果行业的调整周期是10年,我能熬过这10年吗?”吕青岩背上没有“中产三件套”,她想换条路闯闯,眼下她正在筹备自己的餐饮店,这是她考察了半年时间,选择的新方向。


同行朋友当中,有人做滑翔伞飞行培训,有人在卖爬行类异宠,对于朋友和自己的这种摸索,吕青岩的看法很冷静, “凭什么你换了一个新行业,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得比上一份工作还好。”


潘栩的小家庭,正计划把探索新事业的担子放在了妻子身上。妻子在电商行业工作,贸易战之后,“这行的冲击也很厉害”。夫妻俩打算,潘栩上班挣一份稳定收入,妻子去摸索创业项目,“你不能光依赖大环境吧”。


这两年,潘栩身边也有创业的朋友,有人搞餐饮,有人做跨境电商。这些人中,做得太好的没有,经营平稳的倒有,当然,也有搞失败了,直接打包回老家的。


“你们想过失败了怎么办吗?”我问潘栩。


“失败就回武汉”,潘栩和妻子都是湖北人。


“要是成功了,就把武汉的房子卖了,在深圳买房”,这个背着每月1.3万房贷的新手父亲说。


“一切完完全全变了”


章沐入职这家互联网外包公司两年了。进公司第一年,一切都看起来很稳定,“干得可满意了,甚至想着多干几年攒点钱。”


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份工带给章沐的满足感被彻底击碎,“裁员裁了好几波,集体降薪也降了3轮”,她躲过了裁员,躲过了第一轮、第二轮降薪,今年9月份,公司开始第三轮降薪,这次轮到她了。


去年连续12个月,章沐的工作绩效都排在部门第一名,上司提过要给她升职。她所在公司,主要为深圳一家知名科技企业X司提供外包服务。去年年底,X司传来降本增效的消息,公司随之大刀阔斧地缩减成本。


“我们这个部门原本有百来号人,现在剩下40多人。我在的小组,原来有十几个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


公司位于龙岗某栋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场地,也从四层楼缩减到三层楼。“以前的茶水间、会议室装上了电脑,坐满了办公的员工,只留一间会议室接待客户,内部会议都线上开”。


章沐这一年搬了两次工位,“搬一次就觉得公司完蛋一次,降薪一次就觉得公司完蛋一次。每次降薪、裁员,公司都不让讨论,可这不代表你不会知道,每一次这种变化,对你心里揣着的那点职业稳定性,都是一次削弱”。



今年3月份,章沐开始在招聘软件上投简历,除了三月份接到的一个offer,其他投递全都石沉大海。那个offer开出的薪资,比章沐当时的月薪高出1500元。当时她对上司的升职许诺还抱有期待,“现在想想好可惜,还不如当时接了那个offer”。  


被裁掉的同事们,都没拿到足额的劳动赔偿,这其中只有极个别人选择了劳动仲裁,“都担心下家公司背调,影响新工作”。章沐同组的前同事,被裁之后找的新工作,薪资均无上涨,“要么降薪,要么平薪”。这些同事大都已婚已育,“就算降薪,也得先入职”。


与章沐同一小组的员工Q,作为小组现存两枚硕果中的另外一枚,今年已经历3次降薪,“第一次降了5000块,第二次降了一两千,第三次按比例还要降4000块。”


即便薪资被砍到这个境地,Q还未提出离职,他虽然技术能力过硬,但已经38岁了,学历也不高。章沐判断,在现下的互联网就业市场上,Q再找一份合心意的工作恐怕很难。


章沐月薪1万多元,被公司砍掉了1000块,这大半年她在招聘网站上刷到的匹配岗位,开出的薪资多数还不如现在,“ 导致现在降薪,他要降我就降,我不敢离职。”


章沐部门负责的外包项目已经临近末期。按照公司惯例,某个项目结束后,项目员工只有转岗、被辞退两个选择。章沐心里清楚,裁员早晚会轮到自己。



章沐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四年硬件销售,这份工作令她苦不堪言。两年半前,在男友的建议下,她辞掉销售工作,专心学习编程技术。成功入职互联网外包公司后,她的薪资翻了3倍。


仅仅过去两年,章沐感触到的行业大环境已江河日下,她不知道自己又该何去何从。男友建议她潜心精进技术能力,以提高职场竞争力。男友提出的这条职业进阶路径,在几年前堪称一份标准答案,但她如今已不抱多少信心。


完完全全变了,以前什么事情都相信,都愿意试一试。现在要想一想,真的有必要吗?一定要冲吗?确定性高吗?


章沐闺蜜的丈夫H在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H月薪3万,在武汉算是高收入水平。去年,H就职的公司遇到了资金链问题,最近几个月已发不出工资。上个月,H申请了劳动仲裁,并计划拿到劳动赔偿后,专心考研,以达到将来入职国企的学历门槛。


以现在的考研竞争程度,H能顺利上岸吗?上岸了,毕业后还能达到国企的招聘门槛吗?闺蜜没有跟章沐聊过另一种可能。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规划,但是呢……” 章沐撇了撇抿起来的嘴,没有说出后半句话。


做工的人


2019年高中毕业后,曾洋在老家广西桂平市的工厂干了半年多。工厂生产数据线,主要做出口订单,他母亲是这家工厂的老工人。曾洋负责包装,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旺季每天能拿到170元或180元,算下来月薪有5000多元,淡季每日工资80多元,月薪不足3000块。


在曾洋辞职之前,那家工厂的订单量已开始缩减。他辞工以后,母亲和哥哥还留在工厂,两年多来,工厂订单量一路下滑,工资到今年已经低至五六十元一天。


母亲年纪大了,一直没出过远门,她不想离开老家,但这份工资实在少得可怜,今年7、8月份,曾洋开始在深圳帮母亲物色新工作。他觉得工厂的活儿太累,想给母亲找个轻省一点的工作,比如服务员,问了一圈下来,“服务员人家都要求年轻”,母亲只有47岁,在福利相对完善的连锁餐厅,这个年龄只能找到洗碗工的岗位。



曾洋只好把目光再放回工厂。工厂挑人,很多工厂同样更欢迎年轻人,“年纪大的还要试工半天,看你手脚麻不麻利”。他也得帮母亲挑工厂,他在深圳的工厂做过日结工,知道有些工厂管理十分严苛,“一个上午只能去一次洗手间,去两、三次洗手间肯定会被说,不是说你一两句,一说说你半天那种”,他得帮母亲找一家有点儿人情味的工厂。


母亲不够“年轻”,也没有一技之长,在深圳的工业区,能找到的工作时薪在18元到20元之间。最终他和母亲选了一家时薪18元,包住宿的工厂。


今年4月份,曾洋开始在宝安固戍做外卖骑手。他算是个非典型骑手,电动车最高只能开到35迈,每天赚够100元便下线。一般下午2点以前,他就能完成自己设定的KPI,剩下的时间“可以看看夕阳,到处去玩”。


作为家里第一个出门闯荡的人,曾洋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辗转于深圳、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做过烘焙师、奶茶店员工、糖水店员工、销售等多个职业,每份职业持续的时间,最长的有半年,最短的只有区区几天。


简单总结下来,曾洋的这些工作,月薪水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工资超过五千的工作大都辛苦,低于五千的工作一般“清闲,但无聊”。现在这份日薪百元的众包骑手工作,虽然收入比以前低,却是兼顾自由与生存的最佳选择。用曾洋的话说,这是他“主动降薪”换来的结果。


“那些程序员虽说一个月几万块,但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加上通勤时间,还有多少自己的时间,早出晚归的,我觉得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曾洋对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他租住在固戍一栋农民房的10楼,没有电梯,月租加水电只要850元。固戍片区消费较低,他每月餐费只要1000元出头。剩下来的钱,他每月转给母亲500块,“还能留几百块买奶茶喝”。


当然,这种满意,建立在不结婚不生子的未来规划上。他也渴望恋爱和婚姻,但不想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


“去年才想开了”,他说。


去年他结束了一段恋情,那段恋爱谈了半年,传统节日、西方节日、521这些数字节日,他要给对方发红包,费尽心思准备礼物和惊喜。女孩偶尔会回赠一些价格便宜,看起来也不太走心的礼物,到分手之前他“连嘴都没有亲到”,他觉得付出与所得不对等。而结婚,更是一笔浩大的投入,老家的彩礼起步价已经涨到了10万,还有结婚绑定的房子、车子和婚宴。


母亲的工厂,距离曾洋租住的城中村不远。工厂订单量充裕,她一天可以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算下来一天能赚200块,“就是比较辛苦”。在深圳某家工厂里做过几天日结工之后,曾洋再也不愿忍受这种枯燥辛劳的谋生方式。


曾洋哥哥的出租屋也在附近。随母亲一起来到深圳的哥哥,比曾洋大一岁,现在也在宝安做外卖骑手。做这行,曾洋算是哥哥的领路人,哥哥的工作节奏与他相差无几。


这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还留在老家,农忙时操持农活,农闲时去工地上做浇铸工。父母手里攒了一笔养老金,目前来看,还无需哥俩承担养老上的经济责任。


一家两代人,如今选择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