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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各种关于“民国风情”的影视剧和小说甚至一些剧本杀游戏中，“法租界”是一个高频出现的场景。
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是《火线追凶》这个系列电影，由钟汉良、释小龙等主演，主角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侦探，故事核心也都围绕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展开。
《火线追凶》剧情人物关系特别像《少年包青天》的民国版，只要替换一下服装、名词、取景后，二者几乎可无缝对接。
系列前后一共拍摄了20部。我们大致能猜到选择法租界作为剧情背景的原因：自带“民国标签”，各种势力错综容易构建剧情冲突，容易叠加传统与现代不同要素等等。
但是以“租界”为背景的文艺作品虽多，里面对租界的历史事实，表现得却不是很清楚。
“租界”这个词在中国与“鸦片”一样，堪称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代名词。
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舰炮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国门，逼着中国签下了不平等条约，从此，西方殖民主义者纷至沓来，唯恐丢下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在中国积极跑马圈地。
最先建立租界的就是英国人了。
英租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时英军击败清军后设立。根据《南京条约》，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条约港口均向外国商人开放，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垄断时代。
不过与当时香港主权被英国掠走不同的是，上海租界主权原则上仍然在中国手中，虽然实际上仅是象征意义的。
鸦片战争9年后的1849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商人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之后，经过当时的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后，法国也开辟了租界。租界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共约986亩。
金陵东路的雷米洋行
186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又以开辟沪法之间航线需租地造屋为由，租得了小东门外37亩土地。1899年6月，法租界再次扩张，总面积增加到2135亩。
除了各国单独设立的租界外，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列强加入蚕食清政府行列的需要，公共租界也开始成型，以此来满足那些西方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需求。
1854年，英美法三国租界联合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维护其“权利”。不过在1862年的时候，法国退出了，依然只保留自己的“法租界”。次年，英美正式联合成立上海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实际上广义上的租界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假如你们看到有民国上海背景的影视剧出现什么“德租界”、“美租界”什么的，那百分百是编剧扯淡。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大清签订条约，公共租界所包含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这一点从所谓的工部局旗帜上可见一斑——上面印着奥匈帝国、丹麦、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王国、荷兰、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葡萄牙王国、俄罗斯帝国、西班牙王国、英国及美国的国旗。
公共租界实际上就是英美等国强行在上海开辟的“自留地”，由他们自己建立的“工部局”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管理。这一租界在开埠前后的三十年间，凭借软硬兼施、外弛内张、纵横阖捭的手段，以各种租界中的“老大”自居，扩张其势力，发展成为上海城市中居支配地位的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
公共租界在行政管理的结构上，根据“工部局”所订章程，实行董事会、工部局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足鼎立的局面。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英美等国领事馆总领事任命的董事10人组成。工部局是实际上的行政机构，由总董分别委任英美等国董事各1人及华人董事2人组成。董事会和工部局下设若干个局、处、委员会等，直接管理租界内各项事务。
公共租界当局最臭名昭著的，还是“巡捕房”这一作为武力镇压的机构。
从1901年至1936年，“巡捕房”对租界治安起着实际的独霸作用。“租界章程”把刑事司法权和治安权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他们滥用权力，镇压人民，“华人非先向包探报告不得捕送华官”。诸如因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日本特务暗杀的、被“中统”绑票而被撕票的等等许多奇冤大案，“均为捕房根据章程所束缚，无法制裁”。
公共租界还设有“工部局警务处”，下辖印捕房、华捕房和安南巡捕房。英国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官甘斯脱等还组成了“司法捕房”，独霸了租界的司法大权。租界虽设有中国警员300余人，但中国警员实际无权执行逮捕，反受工部局巡捕房的控制。
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公共租界的范围，殖民主义者还通过越界筑路、设立医院、开办公共娱乐事业等手段，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这段怎么莫名有点熟……）
这其中主要的手段就是越界筑路。
越界筑路，顾名思义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筑道路，并进而事实上取得了一定行政管辖权的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与正式租界区不同，公共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仅在特定的道路沿线拥有警务权，并可对与道路有关的服务事项收取税费，此区域的其他行政权仍属于中国政府。
法国一看公共租界还能这么玩，于是也有样学样搞起了同样的手段来扩大租界区域。
因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时期，上海法租界也有较大的越界筑路区。但在1914年，上海法租界获得越界筑路区的警务权和税收权，实际上等于大规模拓展了法租界，将所有越界筑路的区域全部囊括其中。
简单理解就是，公共租界通过越界筑路获得面积，好歹行政权原则上还在中国手中，而法租界扩展的区域实际上就等于自己的“自留地”了。
而这只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互相学习，互相效仿，左脚踩右脚的功夫简直能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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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法租界的启发，上海公共租界也计划再次拓展，后者的计划中，准备将沪杭铁路以东的越界筑路都纳入租界范围。由于袁世凯政府这时正面临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压力，没有批准这个推广租界合同。同时英国政府正全力于一战，所以计划中的这一大片越界筑路区，直到租界收回，始终维持了“准租界”的身份，没有被直接并入公共租界。
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租界的大规模越界筑路才告一段落。
20世纪上海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包括2大部分：沪西和沪北。共筑有大小马路接近40条，其中沪西28条。沪西越界筑路最远的地方（虹桥路西端）距离公共租界的西部边界（静安寺附近）已超过10公里。所有越界筑路所围成的区域共有47000亩（31平方公里），甚至超过正式租界的面积（33503亩，合22平方公里）。
1933年沪西地图，左上角区域为越界筑路地区
租界恣意蚕食中国领地，最终还是引发了很多冲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明公所事件。
宁波商人是上海势力最大的商帮。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籍人士的会馆兼公坟，创建于1797年，位于上海县城外西北侧紧邻护城河处，1862年被划入法租界内，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曾做出不侵犯四明公所的承诺。1870年代后，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日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剧增。
四明公所牌坊
1874年，法租界公董局认为四明公所附近人口稠密，公所里的坟墓有碍卫生，是传播疾病的巢穴，计划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宁波同乡会则一再请求公董局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表示愿意承担筑路费用。
5月3日下午，300多名旅沪宁波籍人士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住宅，佩斯布瓦向人群开枪，打死一人。于是事态扩大，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数名中国百姓，伤20多人。法国领事葛笃不愿引起更大的麻烦，迫使公董局放弃这项筑路计划。
这还没完。
20多年后的1898年5月，上海发生鼠疫，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因此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7月16日，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命令水兵和巡捕占领四明公所，并拆除围墙。
当夜发生抗议游行。17日早晨，白藻泰下令镇压，法国水兵在十六铺和四明公所枪击示威者，打死17人，伤20多人。血案引发全体旅沪宁波人的一致停工罢市抗议。最终四明公所的地产大体得以保留，只让出一小部分开辟了宁波路（淮海东路），代价是中国方面同意法租界再次扩展。
其实，无论是法租界还是公共租界，如果仅仅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为自己国家谋取利益，倒也不至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口碑如此之差，更不至于到与“鸦片”相提并论的地步。
租界臭名昭著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拥有“权利”的无限扩大和几乎惠及所有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欺压，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自1843年租界在上海开辟后，西方列强凭借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在租界内设立了领事法庭（Consular Courts）。租界内的外国人违法犯罪则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
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上海历史上在特殊时期、特殊区域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
由此，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也是从此开始，租界内的洋人即便是对华人做出犯罪行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
1935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恶性暴力事件。一名13岁的中国少女被英国伊索古马戏团的一名打杂人员强暴并拘禁。此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声援，妇女救助会甚至上街游行，要求严惩施暴者。然而，此案持续了一个月后却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了，让人感到无比愤慨。
伊索古马戏团由英国商人亨利开办，当时颇负盛名。1935年4月首次来华表演，观看者络绎不绝。4月30日晚，少女尹阿佩出门购买日用品时被一名身材肥胖的外国男子拦住，以带其进场看马戏为由诱骗至仓库内强奸，并非法拘禁多日。尹阿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尹阿佩的叔叔尹声涛寻找女儿无果后请求法租界巡捕房帮助。巡捕房问清了事情原委，并证实了强奸事实。然而，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受理此案，荷兰使馆和英国使馆也分别提出抗议，坚持认为被告是无罪的。
最终，此案宣布完结不予重新起诉。尹声涛万分愤慨，向扬州旅沪同乡会和伶界联合会求助，坚持为养女尹阿佩讨回公道。此事引起上海各界群情激愤，谴责巡捕房玩忽职守、包庇洋人。
迫于压力，法院决定对帮助外国人作案的王根本提起妨害风化的起诉，但开庭当天王根本畏罪潜逃，而原告尹声涛和受害者尹阿佩也失踪了。最终，此案不得不宣布正式完结，且不予重新起诉。
除了类似这种让人愤慨的事情外，法租界还有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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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如今的上海外滩复兴公园所在地曾经有一个顾家花园。最初是顾氏富豪的私家花园，后来为了挣钱而将其开放。这座花园有着烟馆、酒馆、照相馆，可谓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给顾家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
1900年，法国人看中了这座花园，斥重金买下，对租界内居住的人开放。一开始，不管中国人还是洋人，买了门票谁都能进。
但随着列强殖民的加剧，洋人对中国人的鄙视情绪愈发严重，看到园里的中国人，他们会觉得非常晦气，于是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法国人直接派人将上海外滩公园围了起来，并于在1917年公园门口专门树立了一块告示牌，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只准外国侨民入内；第四条则规定：不准遛狗或者骑车逛公园。
而且，告示牌不写中文，看门人看到华人相貌者均会拦截。
事情传出去后，最遭人恨的第一条规定再结合第四条规定，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初始版。
之后，法租界方面看到依然有中国人试图进入游玩，恼羞成怒，不但加强了管理，甚至干脆将第一条和第四条摘出来，放出了“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而这个也成了中华民族近代屈辱象征之一。
但时过境迁，如今越来越多的公知们开始为此洗白并不断美化“租界”，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专门写了长文，去论述这件事是假的，并一度接近完全成功。
直到最近几年，俄罗斯官方公布了苏联时期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重生》，里面明确出现了这个牌子，这股洗白风潮还算稍微被遏制，但暗戳戳阴阳者数不胜数。
实际上，这件事的本质并不在于这块牌子，而在于洋人的心中始终看不起甚至鄙夷中国人，也许现实中确实没有这块牌子，但是在租界里每个洋人的心中都会有这块牌子。
同样，如今日渐衰落的欧美帝国主义者同样会怀念那段他们所认为的“美好时光”。
参考资料：
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王立民：《论上海租界的法制差异》
朱晓明：《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研究》
上观新闻：《【海上记忆】上海的“门牌号”》
江天岳：《拓垦者”与“保护神”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