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文章中涉及了“法租界”,有部分读者表示,也别对“租界”太敏感和“上纲上线”了。说实话,乌鸦觉得可能有人对“租界”这个问题太“不敏感”了,以至于甚至反而会对它产生一些错误的“美好认识”。今天给大家好好唠唠当年的“租界”,我想读毕各位都能明白,谁最喜爱和怀念“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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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各种关于“民国风情”的影视剧和小说甚至一些剧本杀游戏中,“法租界”是一个高频出现的场景。

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是《火线追凶》这个系列电影,由钟汉良、释小龙等主演,主角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侦探,故事核心也都围绕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展开。

《火线追凶》剧情人物关系特别像《少年包青天》的民国版,只要替换一下服装、名词、取景后,二者几乎可无缝对接。



系列前后一共拍摄了20部。我们大致能猜到选择法租界作为剧情背景的原因:自带“民国标签”,各种势力错综容易构建剧情冲突,容易叠加传统与现代不同要素等等。

但是以“租界”为背景的文艺作品虽多,里面对租界的历史事实,表现得却不是很清楚。



“租界”这个词在中国与“鸦片”一样,堪称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代名词。

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舰炮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国门,逼着中国签下了不平等条约,从此,西方殖民主义者纷至沓来,唯恐丢下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在中国积极跑马圈地。

最先建立租界的就是英国人了。

英租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时英军击败清军后设立。根据《南京条约》,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条约港口均向外国商人开放,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垄断时代。



不过与当时香港主权被英国掠走不同的是,上海租界主权原则上仍然在中国手中,虽然实际上仅是象征意义的。

鸦片战争9年后的1849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商人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之后,经过当时的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后,法国也开辟了租界。租界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共约986亩。



金陵东路的雷米洋行

186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又以开辟沪法之间航线需租地造屋为由,租得了小东门外37亩土地。1899年6月,法租界再次扩张,总面积增加到2135亩。

除了各国单独设立的租界外,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列强加入蚕食清政府行列的需要,公共租界也开始成型,以此来满足那些西方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需求。

1854年,英美法三国租界联合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维护其“权利”。不过在1862年的时候,法国退出了,依然只保留自己的“法租界”。次年,英美正式联合成立上海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实际上广义上的租界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假如你们看到有民国上海背景的影视剧出现什么“德租界”、“美租界”什么的,那百分百是编剧扯淡。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大清签订条约,公共租界所包含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这一点从所谓的工部局旗帜上可见一斑——上面印着奥匈帝国、丹麦、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王国、荷兰、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葡萄牙王国、俄罗斯帝国、西班牙王国、英国及美国的国旗。

公共租界实际上就是英美等国强行在上海开辟的“自留地”,由他们自己建立的“工部局”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管理。这一租界在开埠前后的三十年间,凭借软硬兼施、外弛内张、纵横阖捭的手段,以各种租界中的“老大”自居,扩张其势力,发展成为上海城市中居支配地位的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

公共租界在行政管理的结构上,根据“工部局”所订章程,实行董事会、工部局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足鼎立的局面。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英美等国领事馆总领事任命的董事10人组成。工部局是实际上的行政机构,由总董分别委任英美等国董事各1人及华人董事2人组成。董事会和工部局下设若干个局、处、委员会等,直接管理租界内各项事务。

公共租界当局最臭名昭著的,还是“巡捕房”这一作为武力镇压的机构。



从1901年至1936年,“巡捕房”对租界治安起着实际的独霸作用。“租界章程”把刑事司法权和治安权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他们滥用权力,镇压人民,“华人非先向包探报告不得捕送华官”。诸如因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日本特务暗杀的、被“中统”绑票而被撕票的等等许多奇冤大案,“均为捕房根据章程所束缚,无法制裁”。

公共租界还设有“工部局警务处”,下辖印捕房、华捕房和安南巡捕房。英国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官甘斯脱等还组成了“司法捕房”,独霸了租界的司法大权。租界虽设有中国警员300余人,但中国警员实际无权执行逮捕,反受工部局巡捕房的控制。



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公共租界的范围,殖民主义者还通过越界筑路、设立医院、开办公共娱乐事业等手段,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这段怎么莫名有点熟……)

这其中主要的手段就是越界筑路。

越界筑路,顾名思义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筑道路,并进而事实上取得了一定行政管辖权的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与正式租界区不同,公共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仅在特定的道路沿线拥有警务权,并可对与道路有关的服务事项收取税费,此区域的其他行政权仍属于中国政府。



法国一看公共租界还能这么玩,于是也有样学样搞起了同样的手段来扩大租界区域。

因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时期,上海法租界也有较大的越界筑路区。但在1914年,上海法租界获得越界筑路区的警务权和税收权,实际上等于大规模拓展了法租界,将所有越界筑路的区域全部囊括其中。

简单理解就是,公共租界通过越界筑路获得面积,好歹行政权原则上还在中国手中,而法租界扩展的区域实际上就等于自己的“自留地”了。



而这只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互相学习,互相效仿,左脚踩右脚的功夫简直能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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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法租界的启发,上海公共租界也计划再次拓展,后者的计划中,准备将沪杭铁路以东的越界筑路都纳入租界范围。由于袁世凯政府这时正面临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压力,没有批准这个推广租界合同。同时英国政府正全力于一战,所以计划中的这一大片越界筑路区,直到租界收回,始终维持了“准租界”的身份,没有被直接并入公共租界。

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租界的大规模越界筑路才告一段落。



20世纪上海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包括2大部分:沪西和沪北。共筑有大小马路接近40条,其中沪西28条。沪西越界筑路最远的地方(虹桥路西端)距离公共租界的西部边界(静安寺附近)已超过10公里。所有越界筑路所围成的区域共有47000亩(31平方公里),甚至超过正式租界的面积(33503亩,合22平方公里)。



1933年沪西地图,左上角区域为越界筑路地区

租界恣意蚕食中国领地,最终还是引发了很多冲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明公所事件。

宁波商人是上海势力最大的商帮。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籍人士的会馆兼公坟,创建于1797年,位于上海县城外西北侧紧邻护城河处,1862年被划入法租界内,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曾做出不侵犯四明公所的承诺。1870年代后,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日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剧增。



四明公所牌坊

1874年,法租界公董局认为四明公所附近人口稠密,公所里的坟墓有碍卫生,是传播疾病的巢穴,计划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宁波同乡会则一再请求公董局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表示愿意承担筑路费用。

5月3日下午,300多名旅沪宁波籍人士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住宅,佩斯布瓦向人群开枪,打死一人。于是事态扩大,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数名中国百姓,伤20多人。法国领事葛笃不愿引起更大的麻烦,迫使公董局放弃这项筑路计划。



这还没完。

20多年后的1898年5月,上海发生鼠疫,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因此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7月16日,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命令水兵和巡捕占领四明公所,并拆除围墙。



当夜发生抗议游行。17日早晨,白藻泰下令镇压,法国水兵在十六铺和四明公所枪击示威者,打死17人,伤20多人。血案引发全体旅沪宁波人的一致停工罢市抗议。最终四明公所的地产大体得以保留,只让出一小部分开辟了宁波路(淮海东路),代价是中国方面同意法租界再次扩展。

其实,无论是法租界还是公共租界,如果仅仅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为自己国家谋取利益,倒也不至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口碑如此之差,更不至于到与“鸦片”相提并论的地步。

租界臭名昭著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拥有“权利”的无限扩大和几乎惠及所有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欺压,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自1843年租界在上海开辟后,西方列强凭借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在租界内设立了领事法庭(Consular Courts)。租界内的外国人违法犯罪则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



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上海历史上在特殊时期、特殊区域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

由此,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也是从此开始,租界内的洋人即便是对华人做出犯罪行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

1935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恶性暴力事件。一名13岁的中国少女被英国伊索古马戏团的一名打杂人员强暴并拘禁。此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声援,妇女救助会甚至上街游行,要求严惩施暴者。然而,此案持续了一个月后却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了,让人感到无比愤慨。



伊索古马戏团由英国商人亨利开办,当时颇负盛名。1935年4月首次来华表演,观看者络绎不绝。4月30日晚,少女尹阿佩出门购买日用品时被一名身材肥胖的外国男子拦住,以带其进场看马戏为由诱骗至仓库内强奸,并非法拘禁多日。尹阿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尹阿佩的叔叔尹声涛寻找女儿无果后请求法租界巡捕房帮助。巡捕房问清了事情原委,并证实了强奸事实。然而,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受理此案,荷兰使馆和英国使馆也分别提出抗议,坚持认为被告是无罪的。

最终,此案宣布完结不予重新起诉。尹声涛万分愤慨,向扬州旅沪同乡会和伶界联合会求助,坚持为养女尹阿佩讨回公道。此事引起上海各界群情激愤,谴责巡捕房玩忽职守、包庇洋人。



迫于压力,法院决定对帮助外国人作案的王根本提起妨害风化的起诉,但开庭当天王根本畏罪潜逃,而原告尹声涛和受害者尹阿佩也失踪了。最终,此案不得不宣布正式完结,且不予重新起诉。

除了类似这种让人愤慨的事情外,法租界还有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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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如今的上海外滩复兴公园所在地曾经有一个顾家花园。最初是顾氏富豪的私家花园,后来为了挣钱而将其开放。这座花园有着烟馆、酒馆、照相馆,可谓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给顾家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



1900年,法国人看中了这座花园,斥重金买下,对租界内居住的人开放。一开始,不管中国人还是洋人,买了门票谁都能进。



但随着列强殖民的加剧,洋人对中国人的鄙视情绪愈发严重,看到园里的中国人,他们会觉得非常晦气,于是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法国人直接派人将上海外滩公园围了起来,并于在1917年公园门口专门树立了一块告示牌,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只准外国侨民入内;第四条则规定:不准遛狗或者骑车逛公园。

而且,告示牌不写中文,看门人看到华人相貌者均会拦截。

事情传出去后,最遭人恨的第一条规定再结合第四条规定,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初始版。



之后,法租界方面看到依然有中国人试图进入游玩,恼羞成怒,不但加强了管理,甚至干脆将第一条和第四条摘出来,放出了“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而这个也成了中华民族近代屈辱象征之一。

但时过境迁,如今越来越多的公知们开始为此洗白并不断美化“租界”,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专门写了长文,去论述这件事是假的,并一度接近完全成功。



直到最近几年,俄罗斯官方公布了苏联时期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重生》,里面明确出现了这个牌子,这股洗白风潮还算稍微被遏制,但暗戳戳阴阳者数不胜数。



实际上,这件事的本质并不在于这块牌子,而在于洋人的心中始终看不起甚至鄙夷中国人,也许现实中确实没有这块牌子,但是在租界里每个洋人的心中都会有这块牌子。

同样,如今日渐衰落的欧美帝国主义者同样会怀念那段他们所认为的“美好时光”。

参考资料:

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王立民:《论上海租界的法制差异》

朱晓明:《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研究》

上观新闻:《【海上记忆】上海的“门牌号”》

江天岳:《拓垦者”与“保护神”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