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洛杉矶时报新闻标题截图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引发全美抗议，这让在洛杉矶的电影制作人贾米拉·努里丁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她顿觉：“美国配不上我。”身为非裔女性，她总是比周围的人更加努力，她想:“如果我足够聪明、足够漂亮、足够成功……这样人们才会把我当人看待。”
但是，当努里丁为又一名手无寸铁的非裔被警察杀死而感到悲痛时，她决定不再向这个她认为永远不会真正爱她的社会证明自己了。于是，39岁的努里丁收拾行李离开了。她来到了哥斯达黎加，加勒比海沿岸一个田园诗般的海滨小镇，这里已成为数百名厌倦美国生活的非裔侨民的聚集地。
在哥斯达黎加，努里丁不再只是制片人。她为美国客户工作，也在瀑布旁主持疗愈仪式，探寻自己的身份。“离开美国就像是结束了一段虐待关系，”她如是说。
努里丁并不是唯一一个做出这样选择的人。在别霍港（Puerto Viejo）创造新生活的外籍人士是近年来更广泛的美国非裔出走潮的一部分。近年来，因不满美国政治和种族歧视，许多非裔美国人选择离开，他们在葡萄牙、加纳、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新的社区。这种潮流被称为“Blaxit”，即“Black”和“exit”的结合。社交媒体的流行使这一运动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许多网红分享了他们的海外生活经验，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此外，专门为非裔提供搬迁服务的新行业，以及“黑人在巴厘岛（Black in Bali）”、“黑人在图卢姆（lack in Tulum）”和“墨西哥城兄弟姐妹（Brothas & Sistas in Mexico City）”等群组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资源。群组里的成员分享各种经验，如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琐事，或在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发型师。
尽管目前没有准确数据显示有多少非裔离开了美国，但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自上世纪上半叶以来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人移民活动之一，当时许多非裔艺术家移居欧洲。回想上世纪，已故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移居法国，“当时的想法是，在那里不会发生比在这里更糟糕的事情。”
70年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非裔被警察杀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非裔员工的收入低于白人同行。在全美范围内，极右翼活动人士寻求禁止涉及非裔历史的书籍。
由于疫情期间远程工作的普及，各种族的美国人纷纷离开美国。但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许多人对疫情时期凸显的政治和种族分歧感到不安，决定移居国外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或冒险。
赖特说：“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离开美国，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真正地呼吸了。”
曾在布法罗居住，并在Spotify供职的非裔美国人蒂亚拉•达内尔（Tiara Darnell），目前在墨西哥城经营食品店“Blaxicocina”。这家店已成为当地迅速增长的非裔移民社区的热门聚集地。
在一位已在墨西哥城工作的朋友的鼓励下，达内尔选择了此地。该朋友强调，墨西哥的房租相对较低，当地民众友好。同时，达内尔对美国的未来走向产生了疑虑，决定不再尝试适应一个不为她设立的体制。
墨西哥城已成为新兴的非裔移民中心。对于那些寻求繁忙生活的人们，墨西哥城和曼谷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喜欢海滩的人可能会选择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或墨西哥的图卢姆；对于想要与非洲文化连接的人，加纳的阿克拉则更为合适。
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地表示欢迎非裔美国人。在2020年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仪式上，加纳的旅游部长曾表示：“你们无需永远留在不受欢迎的地方，非洲在等待着你们。”
34岁的圣地亚哥人、康涅狄格大学教授莎德•戴维斯（Shardé Davis）在Blaxicocina说：“来到这里对我来说很艰难，我在这里比在泰国受到更多的注视。尽管如此，这些目光给人的感觉还是与美国不同——少了一些评判或怀疑，多了一些好奇。”
虽然墨西哥没有实行正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其非裔人口相对较少，但研究显示，肤色歧视在墨西哥依然存在，深肤色的墨西哥人与浅肤色墨西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52%。
47岁的私人教练克里斯塔•谢尔顿（Christa Shelton）在美国为客户提供在线健身服务。她说:“反非裔是一件全球性的事情，不仅仅是在美国。我在这里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肤色歧视不存在。我相信确实存在。”
40岁的蒂亚拉•帕克（Tiara Parker）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营销总监，今年夏天搬到了墨西哥，她还计划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待上一段时间。她说:“你能说出一个比美国发生更多校园枪击案的地方吗?”
49岁的洛杉矶人达维亚•香农（Davia Shannon）从小就被父亲教导要寻找海外的自由。经过多年的旅行，香农最终选择在哥斯达黎加的加勒比海地区定居，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非裔人口。她已经帮助约70人搬到这里，也在努力帮助其他非裔移民在当地安居乐业。
住在这里的几百名非裔美国人自称为“部落”。
特蕾莎•欧文斯（Teresa Owens），一个54岁的前湾区捷运公司站务员，为了儿子的未来，决定在别霍港建立新生活。部分原因是为了不让儿子生活在鲍德温曾描述的“美国每个警察、每个老板、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真正的社会危险之中”。
欧文斯很庆幸，自己与儿子不必进行有关警察暴力威胁的艰难谈话。她每天享受着海滩上的悠闲时光，同时还在当地的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文化中心学习冲浪和瑜伽。加维是牙买加出生的政治活动家。欧文斯认为，如果加维知道散居各地的非裔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心疗养，他一定会很高兴。作为奴隶被带到大西洋彼岸的祖先也会为此感到自豪。
欧文斯说：“当决定离开美国时，我觉得部分是为了他们。我不再是奴隶了，除了我心中的枷锁，没有其他枷锁束缚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