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全国24个GDP超过万亿的城市中，东莞的半年GDP为5262.1亿元，增速仅有1.5%，位列倒数第一，这一数据即便是在广东省内也是垫底，不但远低于5%的全省平均数，更是和肇庆、茂名2.9%有近2倍的差距。作为2021年才进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东莞今年增长失速不能看作是意外现象，而是透露出某种警讯，如果不能实现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陷入不进则退的困境。
一、外贸依赖型经济，如何“反脆弱”？
实际上，东莞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正好说明了只要找到符合“比较优势”的增长动能，工业化的过程就能带来地方工商业的发展繁荣。
东莞的发展故事是从1978年在虎门创办的太平手袋厂开始的，由香港商人张子弥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东莞方面出厂房、人力，赚取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张子弥做设备款。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厂收12元的加工费。就这样，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正式诞生。
依靠便宜的生产要素禀赋：低工资、低租金，东莞通过出租土地、厂房吸引外资，发展出“三来一补”装配业，赚取加工费。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东莞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为主）进入全盛时期，据统计，1979年东莞签订了184个三来一补合同，到了1988年，这一合同数量攀升至1839个。
加工出口工业化的原始动能来自外资，最早进入东莞投资的厂商以香港和台湾为主，首家台商企业于1985年成立，到了2010年高峰时期，东莞已经有6000多家台资企业，但这些企业以中小型为主，以传统产业为多，除了IT制造业外，制鞋、塑胶、家具、灯饰等行业也具有相当规模，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工出口工业化模式使得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型，“东莞一塞车，世界就缺货”这句流行语反映的正是东莞制造业当年在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它也是中国维持近四十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动力所在。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周期性，这一点在东莞体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东莞是典型的外资经济，又以加工经济为主，对外依存度极高，对国际经济波动极为敏感。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严重影响东莞的出口加工业，因为当时美国是东莞最大的出口地，每年东莞有17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出口美国，130亿美元商品通过香港转销美国，美国的需求衰退使得东莞许多中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没有自主接单能力的传统产业，如制鞋、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产业订单不足，唯有关停或者搬迁，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冲击东莞的经济增长，2009年一季度，东莞GDP增长率为负2.5％，足以窥见外贸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制造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广东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发展战略，试图把所谓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内陆偏远地区，为珠三角留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同时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入。这一规划在理论上符合当时东莞制造业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倒闭搬迁，另一方面是留下的企业遭遇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上涨，两面夹击之下，东莞的转型迫在眉睫。
二、追寻与错失，产业升级困境
发展机器人产业是东莞主动选择的转型升级的突围方向，2014年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东莞市推进企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2014—2016年）》等政策，鼓励推动在电子、机械、食品、纺织、服装、家具、鞋业、化工、物流等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领域企业中全面实施“机器换人”。在之后两年的市政府“一号文”中，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又成为重中之重，试图以供给侧带动需求侧，在产业核心和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培育发展东莞本地的机器人产业。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它的生产和应用是制造业走向高端的重要标志，东莞从2014年开始依托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实施的产业升级行动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结出硕果，在控制器、减速器以及机器视觉等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应用领域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国内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之一，而且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成为东莞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的支柱产业。
但是机器人产业对东莞GDP产业的拉动力仍然有限，尽管中国已经是工业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国，但是应用市场仍然被ABB、发那科、安川和库卡这四大品牌占据，份额超50%，特别是在高端市场，国产机器人的品牌和产品力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尽管机器人是一个高技术产业，市场潜力庞大，但是国内企业只能争夺不大的中低端市场，很难突破品牌和核心技术的制约。在这方面，美的通过收购德国库卡机器人而在“四大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拉动佛山的机器人本体制造和系统集成产业，这一路径看起来要比东莞的机器人产业战略更有成效。
东莞的第一大支柱产业3C制造的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有显著提升，成为带动本地高端装备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反映了电子信息产业本身的技术升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缓解了用工荒的问题，使得东莞成为名副其实的智能手机之都。OPPO、VIVO都是东莞孕育的全球品牌，华为的松山湖工厂也正在全力生产最新款的Mate 60 Pro。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等东莞出口的主打产品，贸易金额排名前几位，2019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手机高达646亿元。
在市场增长的周期，庞大的出货量贡献了快速的GDP增长，东莞几家龙头企业的手机出口量占到整体出口额的17%，但是随着全球电子产品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换机周期延长，智能手机出货量不断下滑，东莞的下滑幅度最大，高达30.2%，这给生产端带来压力，今年上半年，东莞的3C制造出口下降4.9%，让世界工厂感受到严峻的寒潮。
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和机器人高端装备产业的转型升级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上半年GDP增长的失速。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政治格局突变，市场需求疲弱，贸易冲突不断，科技竞争加剧，像东莞这样的出口制造城市就会面临传统产业的增长动能不足，新兴产业的技术和市场壁垒难以突破的困境。
东莞在工业化初期的比较优势是以较低的要素成本吸引港资、台资和其他外资企业，在当时的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企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既发展经济，又扩大就业，更增加收入，是发展的重要动能，不能简单机械地用“低端产业”来概括。而在转型期，寻找新的动能，依靠新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简单机械地以发展“高端产业”去代替过去发展的路径。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受金融危机冲击，随后快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城市，东莞努力过了，但好像方向没选准，眼下中国出口动能最强的产业当属新能源电池及电动汽车，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长高达61.6%，而抓住这一产业机会发展起来的城市当属合肥和常州，这两个名噪一时的城市都因为选对了赛道，以政府投资抓风口产业，进而打造产业集群，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特别是常州，上半年GDP达4525.4亿元，增速7%，表现亮眼，今年有望进入万亿俱乐部。
对比之下，东莞错过的风口有点多，一边紧挨着深圳，但没有互联网基因，即使能做得出全球领先的硬件产品，但在软件方面存在感太弱，唯一受惠于深圳的应该是高房价把华为推到了东莞；另一边紧挨着广州，但东莞在发挥传统产业优势上逊色不少，比如现在在欧美爆红的中国最大的跨境快时尚公司SHEIN的总部在广州，它的生产供应链也大多在广州，就这一点而言，东莞放任所谓的低端产业关厂或搬迁而错失了往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的机会。
东莞从2008年就打出产业转型升级的旗帜，到今年上半年交出GDP1.5%增速的答卷，这十五年的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复盘。因应国际经贸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迁，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内循环，但东莞2022年的出口总额在GDP的占比达82.5%，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140%，如此高的外贸依赖要是不能调整或者升级，那东莞未来要走的路会更加艰难。
东莞的发展是整个“世界工厂”模式的缩影，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模式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基础，港资、台资和其他外资企业活跃的生产活动是最大受益者（低要素成本）以及贡献者（巨额外汇与经济剩余）。但是第一阶段的发展成就给下一阶段发展挖了陷阱，这是东亚经济体依靠“世界工厂”模式发展的必经之难。
“如何突围”，这是过去十几年政府和企业都在应对的问题，决策者的思维模式显然是强化有为政府，跳脱既有经济基础，透过强势国家能力促成产业升级，以“中国制造2025”为标志的一系列展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宏伟擘画，都是这种思维的产物。但是，东莞的经验表明，如果人为把产业划分为低端和高端，以政府意志替代企业原本的技术基础和发展轨迹，揠苗助长或者移花接木，新旧动能转换的目标就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失速就在所难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许辉（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