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的今天，两者同台打擂，只能让观众看个热闹。
张艺谋的《坚若磐石》积压四年，票房过十亿，陈凯歌的《志愿军》稍差，但也有六亿，不出意外，两部片加起来还能再有六七亿的票房。
但与高票房不相称的，是乏善可陈的口碑。
《志愿军》豆瓣评分7.1，《坚如磐石》的评分甚至低到了6.3，一度与《前任4》这种流水线爱情片持平。
谁能想到，田羽生竟然票房碾压陈凯歌，口碑逼停张艺谋？
看了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几年的片子，我总是会想一个问题——
不知道今时今日的两人，还能不能忆起彼时的自己？
姹紫嫣红开遍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所在的朱辛庄还很偏僻，用北电老教授、《大红灯笼高高挂》编剧倪震的话说，是“一片望不见尽头的饲料地伸延过去，接上了邻近村庄的大田作物”。
陈凯歌形容，他们这批人，是“被朱辛庄春花秋月浸润过的一群顽童，为艺术着迷的一伙痴情人。”
那时，同学们被按照家庭背景划分成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高干子弟，有着许多常人没有的机会；第二世界，是艺术世家子弟，艺术前途一片光明；第三世界，则是平民子弟。
按照这样的标准，张艺谋无疑属于第三世界。
年轻时的张艺谋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张艺谋可能要算是第四世界了，原因只有一个：祖上成分不好。
中学毕业后，张艺谋在陕西乾县插队三年，春种秋耕，夏收冬藏，闲下来还要去做水利，几十个人挤着，住一孔窑。
1971年开始，张艺谋在咸阳的一个棉纺厂当工人，就这，还是革委会议了再议才答应的。
在厂里，张艺谋干的基本都是纯体力活，比如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工人们纺纱、织布。
但他也可以说是最不被看好的那种工人，一到开党员大会、团员大会的时候，他与别人的差距更是明显。
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张艺谋是整个车间干活卖力却没资格参加大会的唯一的人。
工作之余，张艺谋卖血卖了一台“海鸥”牌相机，相机套子是没领证的妻子肖华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很好看。
后来，张艺谋成了专业的摄影师，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用过比这台“海鸥”还好的相机，陈凯歌说张艺谋觉得“海鸥”不错。
因为拍照片时，“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1973年，二十出头的张艺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都是他的工友，在他的指导下，摆出各种神态和动作。
这张照片名叫《还我自由》。
张艺谋说：“我就是想要自由。”
高考恢复以后，张艺谋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做成了一个影集，给北电的招生导师看，希望得到一个北电摄影系的报名机会。
但26岁的他，超过了22岁的招生标准，屡屡被拒之门外，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摄影专业，也遭到了同样的拒绝。
几经辗转，张艺谋托亲友找到画家黄永玉和时任北电副院长的黄印咸，将自己的作品集和一封《求学信》递到了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的手里。
“他的作品很有水平，应加紧培养，可以作为特殊问题，叫进修生或其他适当名义，允他入学深造，”黄镇随即作出了如上批示。
继而又说人才难得，“（如果）读四年年龄大了，两年也可以嘛”。
这也是为什么，在陈凯歌的口中，张艺谋是“勉强上了学”。
知道结果后的张艺谋说，成为一名大学生，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1978年入学前，张艺谋跟肖华领了结婚证。
他不知道自己具体的身份是进修生、旁听生还是正式生，也不敢细问，怕把这事也搅黄了。
果然，入学后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学院存在破格录取的走后门现象，他看到后愈发谨小慎微。
两年期将满时，校领导约张艺谋谈话。
张艺谋后来回忆说，当时觉得继续留校学习是没指望了，想着“只要给我个大专文凭我就走”。
还跟田壮壮等人诉苦说，“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但经由文化部同意，校领导给予张艺谋的答案是，允许他像正式的本科生那样，在摄影系再学两年。
与历经曲折的张艺谋截然不同的是，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北影厂的导演，妥妥的第二世界。
年轻时的陈凯歌
也正是因为陈老爷子的存在，许多人一直谣传《霸王别姬》其实不是陈凯歌拍的。
恢复高考之初，陈凯歌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但到了考场才发现，即使是中文系也不只看文笔还考数理化，于是，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北电。
但要论家世，他们的同学田壮壮堪称第二世界的顶级，父亲田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母亲于蓝是饰演过江姐的著名演员，后来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
笔试时，颇有家学渊源的田壮壮仅用半个小时就答完了考卷，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再检查检查，他说没什么好检查的。
交完考卷，田壮壮也没走，而是等着他的发小陈凯歌。
最终，几人都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不过田壮壮、陈凯歌在导演系，张艺谋在摄影系。
张艺谋之前对电影无甚了解，入学典礼时看到外国影片，大为震惊，在宿舍拉着同学一起讨论。
不知道他彼时的震惊，与今日已经拍了几十年电影的他，在短视频宣传里的震惊是否相同。
对电影知识的缺失，“走后门”入校的经历，一度让张艺谋有些自卑，同学们组织的舞会上也从来没有他的身影。
好在他踏实、肯学，缺少电影的相关知识就去看书，没书就手抄笔记，一抄就是几十万字。
两年下来，张艺谋的成绩还不错，多少赢得了同学的尊重，还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
与张艺谋的沉默寡言不同，陈凯歌在大学里很是意气风发。
教授倪震说，相比于红色贵族，陈凯歌是被边缘化的，但他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古文素养，使得他很有心气，觉得自己是干大事的人，“凭什么就比你们低”。
在北电，陈凯歌打篮球、参加舞会，还跟北岛、舒婷一道扩散《今天》在文化圈子里的影响力，北岛写的创刊词，就是陈凯歌贴在北电的。
在玉渊潭公园的诗歌朗诵会上，陈凯歌慷慨激昂地朗诵食指的《鱼儿三部曲》。
上台前，北岛跟他说，“你可想明白了啊，好几百人在底下听”。
二十多年后，他的爱好仍然没变，甚至想把诗朗诵给上千万人、上亿人听。
比如选拔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他同样慷慨激昂，朗诵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尽管系别不同，但张艺谋和陈凯歌也有交集。
在球场上，两人做过对手；张艺谋的手抄笔记，有二十多本参考书目是陈凯歌列给他的；刚入学时，张艺谋因为看到外国电影激动，陈凯歌路过看到，只淡淡地说了句“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后来在摄影展上看到过张艺谋四幅一组的作品，陈凯歌心中暗暗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等后来在学校遇见，一番交谈，更觉他“志向极高”。
张艺谋的沉默寡言也好，陈凯歌的意气风发也罢，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下的一句话，都意外地贴切他们当时的状态。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赏心乐事
1982年，张建亚、田壮壮、张艺谋等人，在云南捣鼓出了毕业短片《红象》。
年轻时的张艺谋
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一看就惊了。
那语气，像是看到莫言作品的余华：“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同年，几人毕业。
田壮壮留在了父亲生前担任厂长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去了田壮壮母亲于蓝当厂长的儿童电影制片厂。
田壮壮曾求母亲让张艺谋也留在北京，毕竟儿童电影制片厂是初创，要个北电的摄影系毕业生很合理，但最终，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次年，已是三十出头的张艺谋受广西厂厂长韦必达赏识，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掌镜的机会——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
在需要论资排辈的国影厂，这支平均年龄不过27岁的摄制组，是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
开完大会，几人为表决心，剃了光头，去外地拍摄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给抓了进去。
小半年后，运用了不对称构图等技巧的《一个和八个》，正式拍摄、剪辑完成，这部电影，也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但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成了靶子，被称作是“精神污染”。
同年11月底的会议上，厂长韦必达发布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几个年轻人有事业心，而且敢于创新，应该关心、爱护，“如有错误应由厂领导来负责，由厂长来承担”。
但直到一年后，在社会上很多叫好的声音压力下，它才最终获得通过。
也是在这段开会期间，韦必达听说了陈凯歌，说是导演系的高材生，很有水平，韦必达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借调到了广西。
见面时，陈凯歌交给了韦必达一个剧本，也就是后来的《孩子王》。
韦必达一看，觉得《孩子王》好是好，但“太过沉重，不宜投产”，毕竟《一个和八个》投了42万，因为没能通过审查，还没收回成本呢。
此时，文学部推荐了两个本子，其中一个便是《黄土地》，几人商讨之后，决定筹拍这部片，陈凯歌当导演，张艺谋当摄影。
韦必达说：“那时候他们并不对物质条件过多地挑剔，而是渴望能够有一个做事情的机会。”
拍《黄土地》，最适合的地方莫过于黄土高原，几人兜兜转转，来到了陕西。
但车子坏了，带的钱也不多，只好去投奔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天明。
毕业时张艺谋一心想分配到西影厂，毕竟这是他的老家，但西影厂没接收，只好去了广西厂。
吴天明此时刚刚就任西影厂厂长，大刀阔斧的免职了好几个大龄干部，要让他们给年轻人退位让贤，早听说过张艺谋等年轻人的名号，也算是双向奔赴。
采风结束后，《黄土地》的拍摄一度陷入停滞，直到郭宝昌支招儿，陈凯歌把他们一路上的经历向领导一通演说，据说把整屋子的人都说哭了，才得以继续拍摄。
1984年7月，《黄土地》被送到文化部进行审查，但遭到部分电影局领导的无端指责，韦必达继续冲上一线论证，但结果是不欢而散。
同年底，韦必达没能继续担任广西厂厂长。
次年，《一个和八个》《孩子王》两部影片赢得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可，几个年轻人也一鸣惊人。
多年后，山西的一个小镇青年看到了《黄土地》，刚看十分钟就开始流泪，看完以后直接傻掉了，非常喜欢陈凯歌和张艺谋的他，发誓一定要当导演。
考了三次后，终于考进北电，他的名字，叫贾樟柯。
《黄土地》被炮轰前后，在北电进修过的黄建新，在吴天明的支持下拍出了《黑炮事件》，顾长卫得到了厂里分配的房子，张艺谋、路遥的老婆，被安排进厂里当资料编辑。
得知韦必达调任后，吴天明开始大挖墙角，被广西厂新厂长一通骂，他也无所谓，继续邀请张艺谋参演自己的新片《老井》。
张艺谋并未学过表演，但他当过许多年的农民和工人。
用陈凯歌的话说，他是“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活脱脱一个秦国人。
张艺谋的手已经很粗糙，但与当了几十年农民的手还是有差距，他每天拿着土放在手里来回搓，只为拥有更真实的感觉。
为了演好《老井》里孙旺泉井下被埋时奄奄一息的感觉，张艺谋三天没有吃饭。
1986年，《老井》成了金鸡奖与百花奖的最大赢家，张艺谋还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得了影帝。
一番合作下来，吴天明对张艺谋更是赏识，乃至让他当了导演，去拍他想拍的《红高粱》。
厂里有人不服气，陈凯歌、张军钊他们好歹是北电导演系毕业，张艺谋他一个摄影师，凭什么啊？
但吴天明说：“这样一个拿命拼的人，我有什么不放心？”
还有老员工找到吴天明，一进门就跪下，说厂长，他一辈子都没当过导演，眼看就要退休了，能不能让他拍一部。
吴天明知道他属于烂泥扶不上墙的那种，也给他跪下了，说你一辈子都没拍，也不差这几年，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老员工起身离开了，再也没提拍片的事。
“做一个导演，肩上的责任重大。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的时候，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你拍一次电影，成功还是失败，事关重大！期望各位牢记。”
这是北电78级导演系主任教员汪岁寒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对28位学生的告诫。张艺谋没当堂听过这话，但他做到了。
在高密乡，张艺谋种了一大片高粱地，心中琢磨拍摄时该如何用。
他跟姜文、莫言一起光着膀子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散发着青春的光芒。
从左至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来年，《红高粱》在金鸡奖和百花奖都得了最佳故事片，还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擒了金熊奖杯。
1987年，陈凯歌拍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孩子王》，但因为与中影的纷争，在中国电影展展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它不属于正式参展的影片。
许多外宾强烈要求要看，吴天明让宣传发行处在北影厂租了一个放映室，但贴海报时被人拦住了。吴天明怕跟人起冲突，让处长拿着相机，看谁敢动手就拍照，最终，冲突没有扩大。
《孩子王》卖到了十四个国家，还得到了戛纳金棕榈奖的提名。
陈凯歌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以一年一部片的速度，推出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多部影片，得过奥斯卡提名，也斩过威尼斯银狮奖。
得奖后，精力旺盛的张艺谋曾拉着芦苇，彻夜讨论影片的缺点，看哪里还能更好。
最终，两人讨论出三十多条缺点。
时间流逝，筹拍过多部影片的张艺谋与陈凯歌，分别迎来了自己的创作最巅峰，《活着》与《霸王别姬》。
而连接这两部影片的，是同一个人——编剧芦苇。
良辰美景
80年代时，芦苇还在西影厂当美工。
周晓文筹拍《最后的疯狂》，芦苇看到剧本，乐了。
就这？这也太烂了，我随便写写都比这强。
芦苇随即写了一稿，西影厂和周晓文也真敢用，随即，《最后的疯狂》成为当年票房冠军，还得了金鸡奖惊险片特别奖。
隔两年，芦苇又跟周晓文合作，写出了《疯狂的代价》，在金鸡奖上得到多项提名，还给《双旗镇刀客》写了剧本大纲，但最后并未署名。
1992年，看过芦苇作品的陈凯歌，主动找到他：“中国电影过去塑造的任务都是概念，可你写的人物却都很生动，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编一个有关京剧的电影？”
芦苇和陈凯歌
其实，陈凯歌本来不想拍这部《霸王别姬》，但《边走边唱》亏大发了，只好接受制片人徐枫的建议，毕竟除了她，没人肯给如此大的投资了。
那年，芦苇45岁，他从小就看听河北梆子、秦腔等各种戏，一听就很是兴奋。
看完李碧华的原著后，两人就着《霸王别姬》聊了起来，芦苇说这是个二流小说。
陈凯歌说：“你评价比我还高，我认为它是三流小说。”
芦苇已经看过《边走边唱》，觉得很闷，太讲求诗意，许多观众看不懂，问陈凯歌敢不敢用情节剧的方式拍《霸王别姬》。
陈凯歌让他去跟父亲陈怀恺聊了聊，陈父觉得芦苇说的很有道理，问陈凯歌的意见，他同意了，对芦苇说“只要你写出好的剧本，我就拍”。
陈凯歌和父亲
芦苇也有要求：“剧本你一个字也不能碰。”
陈凯歌笑着说：“我巴不得啊。”
所以，在《霸王别姬》里，两人的合作方式是芦苇写出剧本，陈凯歌按场次标出上、中、下三等，上等直接拍，下等芦苇继续改。
芦苇一共写了九十九场戏，陈凯歌只拿掉了两场。
这是芦苇所有剧本中唯一一个完全照着剧本拍的。
演员上，陈凯歌本想用尊龙演程蝶衣，但剧组有人觉得张国荣更合适，投票表决之下，果然张国荣胜出。
但他们想用张国荣，对方答不答应还是个事。
陈凯歌跑到香港，在文华酒店咖啡厅跟张国荣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听完后，张国荣起身跟陈凯歌握手：“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拍批斗戏时，张国荣的脸上太干净了，得弄乱些，于是让助理亲亲脸，把妆弄花，助理没敢，满脑子都是戏的陈凯歌，把他抱过来就亲，没一点犹豫。
有香港剧组来《霸王别姬》剧组挖人，给执行导演开出十多倍的高价，请他去当导演。
他把这事告诉了陈凯歌，陈凯歌用满是京味儿的口音答道：
“那片子咱们还能拍吗？咱这什么片啊？咱这奔戛纳啊。”
两人对视一眼，哈哈大笑，而后继续投入到了拍摄之中。
拍完后，芦苇把张艺谋叫过来，问他如何看待《霸王别姬》，张艺谋说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片子。
在艺术至上的年代，推崇商业的好莱坞无疑是个贬义词，陈凯歌和芦苇都被张艺谋气得够呛。
第46届戛纳电影节上，满心奔着戛纳去的陈凯歌终于心想事成——《霸王别姬》成功将金棕榈奖收入囊中。
用《霸王别姬》里的台词来说，陈凯歌这是成了“人前显贵”的“角儿”了，谁见了不得尊称一句“电影大师”啊？
以后喊导演都不用带名字，直接喊“陈导”，除了陈凯歌，没旁人了。
另一边，张艺谋看中了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找他去买版权。
谈了十多天，一稿基本出来了。
但余华说手上有本小说，写了七万字，觉得写得很好，问张艺谋要不要拍这部，张艺谋接过，读毕，当即决定买下这部还未完成的小说版权，并先拍它。
它叫《活着》。
请演员时，张艺谋属意的男主角是葛优，但对方觉得这是文艺片，片酬肯定特少，没答应。
后来母亲听说了，把葛优骂了一顿，张艺谋也给葛优出了他想要的片酬，双方才开始合作。
芦苇说，第五代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是不会讲故事，第二个是不太懂表演，像《黄土地》《红高粱》，即使有原著打底，但经由改编后仍然是风格化叙事，不以故事见长，这也是芦苇不让陈凯歌碰剧本的原因。
《活着》也不例外，张艺谋并未参与剧本的实际创作。
《活着》是散点结构，没有一个中心故事，在技巧上非常难，但他们一起努力，拍出了最好的《活着》。
在北京看完试映的余华，对电影却不太满意。
他觉得电影里解放后的部分对小说的改动太大，劝张艺谋换个名字，别叫《活着》。
张艺谋死活没同意，仍然延续原名。
而后，《活着》在戛纳获得评委会大奖，葛优还成了华人中的第一位戛纳影帝。
《活着》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大火，有影展请不到张艺谋，就请余华代替他跟影迷见面，余华那时就很幽默，笑着说是因为张艺谋太贵，而自己是个“便宜货”。
看完二十多次后，余华终于喜欢上了《活着》，觉得这是部好电影。
毕竟小说跟电影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张艺谋比他大了十岁，对某些历史的印象，两人一个是近乎成年人的视角，一个是孩子的视角，自然有所不同。
《霸王别姬》和《活着》的录音师陶经说，这个阶段的陈凯歌和张艺谋，都是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即对世界拥有一颗无畏的童心。
在两部影片问世前后，张艺谋与妻子肖华离婚，先跟巩俐谈起了恋爱，后来娶了陈婷；陈凯歌则别了洪晃，娶了崇拜他的陈红。
陈凯歌和芦苇在什刹海时，陈凯歌经常请他喝极其便宜的老北京豆汁儿，而后畅谈天下，两人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得金棕榈奖第二年，芦苇到北京，陈凯歌对他也很好，派戴着白手套的女司机，开着加长版凯迪拉克来接他。
芦苇认为陈凯歌变了，对方说话的那个口气、语境，以大师自居的姿态，一下就把和他人的距离拉开了。
他说：“我很幸运，跟张艺谋、陈凯歌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处于艺术上最纯洁的阶段，那时候我坠入幻境，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竟是我们这一代的终点。”
奈何天
在张艺谋和陈凯歌高歌猛进时，田壮壮却陷入了低谷。
《九月》放完，拍出《边城》《骆驼祥子》的第三代导演凌子风说“我实在看不懂”；《猎场扎撒》放完，文化部某领导问田壮壮“这电影给谁看”；《盗马贼》放完，《北京文化》副主编李陀问田壮壮“你能告诉我这片子是说的什么吗”。
后来，田壮壮说这是给二十一世纪的观众看的。
1993年，田壮壮执导的《蓝风筝》成为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但在参赛前未经批准。
同年，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和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展出，但与中国电影代表团发生冲突。
1994年3月，有关部门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田壮壮、王小帅等人均被处罚，被罚的人共有7位，人称“七君子”。
此时，《活着》已经剪辑完成，但审查时有一些否定意见，张艺谋想继续拍片，不想成为君子的一员，决定不去戛纳参赛。
但制片方没答应张艺谋的请求，把片子送去了戛纳，他们对影片很自信，觉得一定能得奖，还把演员葛优和巩俐请到了现场。
张艺谋觉得自己去不合适，便没去，戛纳给他留了一张椅子，上面写着“导演张艺谋”。
几年后，山西小镇青年贾樟柯毕业，拍出了山西汾阳一个“惯偷”的故事，片名叫《小武》。
他没送审，而是直接去参加了各大电影节，片子在各国的版权收入都不错，年轻的贾樟柯银行卡里多出来五百万。
《小武》赢得了许多奖项，《出租车司机》《好家伙》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尤其喜欢这片。
1999年1月13号，29岁的贾樟柯被电影局领导约去谈话，那时他刚毕业不久，没怎么进过国家机关的门槛，心里直打鼓。
后来，他在《贾想》里详细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突然从门里流水般漫出七八个中年人，其中一人脸熟，我立马侧身靠墙定睛观看，原来是某第五代大师。看他和一儒雅官员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旁众人附和……这让我迷茫，原本想象中神仙般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在官府衙邸竟也如此游刃有余，一如自家门前。”
那位领导，贾樟柯称他为“老赵”，老赵对他很客气，说要出去一会儿，让他在办公室随意点。
贾樟柯发现办公桌前有一个文件，上面似乎有他的名字，于是像盗书的蒋干，把它拿起来翻阅。
上面是《大成报》关于电影《小武》的报道，正文边有几行手写的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打小报告者署名“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不久，老赵进屋，先问了问贾樟柯，是否知道了为何请你来，贾樟柯答过，老赵拿出一文件宣判：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
言罢，又叹了口气。
“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内地院线进行市场化改革，2003年，CEPA协议出台，陈可辛、徐克、周星驰等大批香港导演北上，进入内地拍片。
为了响应大势，打响国产电影的气势，张艺谋和陈凯歌仿照李安的成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古装巨制。
前者的《英雄》，2002年上映，请来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甄子丹，在内地卖了2.5亿，是当年票房的1/4。在全球卖了1.84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14亿票房。
后者的《无极》，2005年上映，演员阵容横跨中、日、韩三国，有张东健、张柏芝、真田广之、谢霆锋等多位大咖，结果全球票房不到4000万美元。
赚钱也好，失利也罢，迎接他们的都是批评。
贾樟柯肯定《英雄》的商业成就，但在影片质量上，认为《英雄》“透露出的精神实质很落后”。
陈凯歌的《无极》更惨，直接被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过了风头，那段时间，每每提到它，陈凯歌都会明显激动，他直接将视频制作者告上了法庭，说“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中国加入WTO之后，可以进入内地的好莱坞大片变多，基于市场压力等因素，许多事情有了转机。
广电部门给王小帅打电话，说可以聊聊，王小帅、娄烨等知名的禁片导演聚在贾樟柯的办公室里，起草了一个倡议书，希望能解禁他们的电影，并进行电影分级制度。
2003年底，领导们决定既往不咎，解禁了他们之前的部分电影，但认为电影分级的事，还得再等等看，并对这些导演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2006年，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贾樟柯故意将《三峡好人》与其放到了同一天上映。
接受记者采访时，贾樟柯满是愤懑。
“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年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最终，《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2.91亿，豆瓣评分5.9，《三峡好人》票房30.8万，豆瓣评分8.4。
与张艺谋合作过多次的制片人张伟平，对贾樟柯的大放厥词很是不屑。
“他那片子不就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
张艺谋则认为贾樟柯“还是有怨气”，认为《三峡好人》票房失利与他无关，“他（贾樟柯）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相比于张艺谋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陈凯歌算不上出色，《赵氏孤儿》《荆轲刺亲王》等许多影片毁誉参半，他说：“我想拍的题材都通不过，我不是没试过。《霸王别姬》以后，怎么说呢，是盯着我了……那你说你能够怎么办呢？”
《霸王别姬》和《活着》之后，芦苇的许多作品都没能成。
跟陈可辛合作，改编《哈金》，讲文革期间一个小人物如何被命运捉弄，陈可辛看了剧本，非常满意。
但这片没能立项。
芦苇以自己因跳“贴面舞”被判成流氓的经历，写了个剧本《九夏》，请来葛优、葛存壮、谢园等人出演。
但开拍前得知当年的监狱题材电影全部不能拍。
跨过现实主义，芦苇直奔历史题材。
跟张纪中合作的大型电视剧《李自成》，已经写了二十集。
但“大环境出了问题”，项目只好下马。
后来，他帮吴宇森写过一稿《赤壁》，但吴导一直想要“和平”。
芦苇说这片子的主题绝对不可能是“和平”，于是不欢而散。
2006年，芦苇跟王全安合作的《图雅的婚事》擒了柏林金熊奖，但到了《白鹿原》，写了几年的剧本没被采用。
2012年，王全安将《白鹿原》拍成了《田小娥传》，次年，他在马尔代夫跟田小娥的饰演者张雨绮补办了婚礼。
时间来到2018年，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上，主持人让导演系代表上前发言。
李雪健、张国立等演员，张艺谋、田壮壮等导演都站在台上。
张国立下意识喊出了张艺谋的名字，张艺谋摆摆手，言下之意是不该我去。
几乎与此同时，一旁的张建亚跨越几个身位，直接将田壮壮推了出去。
1982年拍毕业短片时，张建亚是跟张艺谋、田壮壮合作的，后来身为导演的他拍出了《贞观之治》和《三毛从军记》，但他还是说：“出了朱辛庄，我他妈只服田壮壮。”
田壮壮被推出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其实我们就是起承转合的一代，但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见到了人，见到了天，见到了地，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责任，什么叫给予，我们后来把这些都放到我们的电影里了，用自己的命来做电影，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态度吧。”
第一排从左至右：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
最近几年，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拍了许多电影。
前者有《影》《满江红》《狙击手》《坚如磐石》等影片，几乎一年一部，类型繁多。
后者则扎根主旋律，《我和我的祖国》之《白昼流星》、《长津湖》系列、国庆档的《志愿军》，未来还有《志愿军2》和《志愿军3》。
《长津湖》成为内地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满江红》力压《流浪地球2》，成为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
但在口碑上，却与两人三十年前所拍的电影相去甚远。
在B站等年轻化的平台上，张艺谋开始变得抽象。
因为多次启用刘浩存这位年轻演员，因为最近的多部影片舞台化，热衷于反转，不落地，因为《满江红》没能完成的“一镜到底”，他的一句“是不是很大胆”成为鬼畜来源，动辄上百万播放量。
陈凯歌在拍电影之余，上综艺当了导师，指导年轻演员演戏，调侃郭敬明的审美，带着儿子陈飞宇一起拍戏，一句“阿瑟请坐”被网友笑了好多年。
在写给广西厂老厂长韦必达的信里，张艺谋曾这样说。
“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我们记着那些所有的事。”
在《少年凯歌》里，陈凯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从两人作品与观众见面的频率来看，有许多事是确信无疑的。
比如他们的创作欲望还很强，记忆力还很好，也很年轻。
但是，他们真的还年轻吗？
张艺谋，陈凯歌，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