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城市，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建大学的风潮，省会城市则纷纷打头阵。
一边是大城市争夺引进名校，合作办学，或者自建高校；一边是一些地市高校纷纷出走，去省会办学，甚至将校址迁移，升级为省会大学。
最近，就又一有所地方高校，重回省会办学。
据公开报道，安徽财经大学合肥高等研究院建设项目近日批复，安徽财经大学的前身是安徽财贸学院，始建于1959年，两年后学校迁址蚌埠，如今时隔62年，重返省会办学。
图/“安徽财经大学”公众号
地市级高校去省会办学，甚至迁移校址、扎根省会，安徽财经大学不是个案，它早就成了一股风潮。那么，高校资源向省会城市集中，是不是在掏空小城市的未来？
一
放眼国内外，城市和大学的发展都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财政供养、属地管理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
安徽财经大学诞生于合肥，但多年办学校址都在蚌埠，再回合肥办学并不奇怪。
一是它本身就和合肥有历史渊源，二是合肥近些年发展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平台优势，也能够给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资源整合的利好。
所以，为了支持高校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在《安徽省“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曾特别点名，支持包括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在内的高校，在合肥建立高等研究院。
从公开信息来看，该校在合肥建立的高等研究院，不同于一般大学分校，它针对的是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阶段性培养，如MBA、MPA教学等。加上教学点是增设的，前往省会办学更多是做加法，对蚌埠本部的资源分流影响不会特别大。
类似异地办学的案例，这几年并不少见。
比如在去年，位于安徽淮南的安徽理工大学，将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整体并入，变成了安徽理工大学合肥校区，这成为该校创建“双一流”的重要一步。
再比如，为教育洼地而苦恼的“山河四省”之一的河北，为化解唯一的“双一流”高校河北工业大学在天津的尴尬，也在努力推动共建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研究生院。
但事实上，相较于普通的地级市，省会城市的巨大吸引力，会让一些高校远远不满足于去异地办学，建分校、分院，甚至产生变更注册地、迁移校址的冲动。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本来不在郑州，而是位于开封，但河南前两年在郑州建设了龙子湖校区，并将注册地变成了郑州，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所省会大学。
二
高校异地办学的冲动，不仅体现为从地级市向省会的迁移。
近年来，一些中西部的名校，则纷纷前往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跨省开展异地办学。为此，教育部门2021年还特别发文，给异地办学特别是跨省异地办学，按下了暂停键。
地级市大学想往省会走，中西部高校想往沿海跑，异地办学呈现出来的地理趋势说明，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迁移，本质上还是经济发展区域落差的结果。换句话说，高校都想找一个更发达的属地“大腿”来傍。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高校布局，在1949年后不久就已经初具雏形。它不是自发形成，也不是地方主导的，而是中央统筹的结果，服务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
所以我国的名校，主要集中在当时一些大区的中心城市。当然，为了巩固大后方，在三线建设时期，一些沿海高校纷纷西迁，以此来支持中西部的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办学，也得到了较大力度的支持。
改革开放前，高校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功能明显，加上地区之间经济差距不大，人员流动也没有今天频繁，所以一些偏居一隅的高校，能够安心扎根中小城市。
但随着经济差距增大，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中，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特征更明显，一些地级市的高校难免会产生异地办学，甚至整体迁移去省会的冲动。毕竟，升级成省会大学，对高校的发展帮助太大了。
最典型的一点，高校在学费等收入之外，主要就是依赖财政拨款。成为省会大学，无疑可以在财政资金上，获得更大力度的倾斜。
此外，省会城市区位条件更好，教育、医疗公共资源更丰富，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高校在省会办学，对比在地级市办学，不管是在师资建设，还是在招生方面，都会拥有更大的优势。
至于省会城市自身，在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当然乐见其成，甚至会主动提供各种政策支持，推动一些地市级高校前来办学，丰富本地的教育资源。
最委屈受伤的，当属那些非省会城市了，有些地方可能就一两所拿得出手的大学，然而最终还是留不住，地方当然心有不甘。
比如河南大学搬到郑州办学后，不少开封当地网友就深表痛心，甚至还有一些网友，痛斥河南大学是白眼狼。
三
中国的高校分布格局，确实和国外地区存在差异。像英国、美国等，很多高校就扎根在小城镇上，甚至说在“村”里，一待就是上百年不挪窝。
我们所熟知的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是英国剑桥郡首府，剑桥的人口才9万出头，而剑桥郡总共也不到百万人。
因为历史原因，顶尖高校集中在大区中心，现在一些分布在地级市的大学，又纷纷往省城搬迁，客观上确实会加剧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呈马太效应，对中小城市形成抽血。
毕竟对一些中小城市来说，本身就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高校出走，人才更难进来，师资队伍、科教力量的流失，反过来也会影响地方经济，降低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所以，地市级高校的异地办学，甚至校址迁移，它呈现的资源流动规律，和这几年经济层面的强省会现象，以及中心城市扩张的现象，是相互呼应的。
以合肥为例，作为“最敢赌的风投城市”，合肥在近些年驶上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实力的提升离不开高校建设的投入。同时，也正是经济发展提速，一些周边城市的高校才会趋之若鹜。
不只是合肥，强省会战略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潮流，甚至一些沿海地区，也开始表示要做大做强省会，这种发展模式确实也面临着“吸血”的争议。
地市级高校去省会办学，高等教育资源不断集中，这种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就像强省会战略的流行一样，其实很难简单地用好和坏来界定。
本质上，它还是资源市场化流动的结果。正所谓人往高处走，高校当然也希望去更发达的地区，在招生、师资、办学经费等方面，获取更多的便利。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一些高校搬去省会办学未必是坏事，省会的办学优势，能将高校资源最大化利用。而一些小城市，本身财政不宽裕，鼓励本地高校走出去设置新校区，可以解决办学条件紧张的问题。
所以，没必要对一些“见异思迁”的高校，进行道德批判；高校向往省会，是很正常的资源流动行为，谈不上什么白眼狼。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需要的不是人为阻止大学向省会迁移，向“省会大学”升格，而是在财政资金拨款等方面，给予一些底子比较薄弱的地区更多的倾斜和支持，让那些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失的后发地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