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3年10月9日，加沙城，以色列进行轰炸，火球爆发。（图源：视觉中国）
对于以色列来说，即使在最理想情况下，哈马斯像巴解一样，在组织上被迫撤离，加沙依然是反以的热土。以色列军事占领加沙后有四个选择：
1.军事行动结束后立刻撤出。哈马斯在加沙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必将卷土重来，以军前功尽弃。
2.通过代理人建立缓冲区。加沙人口基本上都是巴勒斯坦难民，不存在有意义的亲以色列群体，这也没法玩。
3.长期军管。在清一色敌对人口中实施军管将大量牵制以军兵力，也将迫使国家长期处于半动员状态。这是不可承受之重。
4.吞并加沙，对加沙实行约旦河西岸化，通过犹太人定居点掺沙子来逐渐消化。不管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欧美，这在政治上都不可接受。在戴维营协议后，以军也曾试图赖在加沙不走，并建立定居点，但最后在兵力牵制和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撤出。
换句话说，在最好情况下，以色列也只有下策，无法避免哈马斯的某种卷土重来。这对内坦尼亚胡是非常艰难的决策。
安全从来是以色列政治的重中之重，作为坚持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必须以巴勒斯坦的绝对虚弱为代价的强硬路线政客，内坦尼亚胡彻底罔顾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哈马斯的危害将成为他的政治致命伤。
“用战争打出和平”曾经长期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但在两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后，不少以色列人认识到必须正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才可能得到和平。
内坦尼亚胡的强硬路线在以色列国内都遭到强烈反对。他推动的修宪规定以色列永远是“犹太人的国家”，从宪法层面规定犹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犹太性”，在欧美都引起非议，因为这是背离政教分离和种族平等原则的。
犹太人与犹太教是统一的。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人不仅在种族上有犹太血统，在宗教上也必须信奉犹太教。不信犹太教的血统犹太人或者改信犹太教的外族人都不算“真正的犹太人”。
内坦尼亚胡推动的另一项修宪则限制了最高法院的权利：即使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议会也能以简单多数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重新确立法律的合法性。修宪的法理基础是：议会是民选的，应该具有比非民选的法官更高的权利。但三权分立是现代西方政治架构的基础，因此连拜登都要求逆转这一修宪。内坦尼亚胡则回敬到：“以色列是主权国家，根据人民的意愿做出决定，而不是基于来自外部的压力。”美以之间还费了一点功夫悄悄修补裂隙。
有人认为，宪政分裂导致以色列的虚弱，是哈马斯发难的重要动力，而战争的压力恰好帮助内坦尼亚胡度过宪政难关。这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是看简单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以军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以色列政府具有当仁不让的领导责任，总理首当其冲。在战争期间，一切争议搁置一边。但战争结束后，争议必将加倍爆发。在1973年十月战争后，以色列议会组织了专门委员会，由退休大法官阿格拉纳特主持，调查战争责任问题。
委员会最后把责任归结为以军高层，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成为替罪羊，总理果尔达·梅厄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侥幸逃脱。埃拉扎尔在战争期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终于打赢了战争，但还是倒在内斗之中。撤职后不久，埃拉扎尔在地中海里游泳时溺亡，一般认为他是心碎而死。
内坦尼亚胡在战前导致以色列历史上最深重的宪政危机，因为宪政分歧把国防部长加兰特解职，支持极右的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组建不受国防军节制的国民警卫队、引起副总参谋长的公开反对。这些决策都造成以色列安全架构和运作的混乱。梅厄在战前只是盲目自信，难说内坦尼亚胡是否能有梅厄的政治运气。
更重要的是，哈马斯的壮大来源于巴勒斯坦人遭受的长期苦难和不公，以色列的安全是否能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不安全的基础上，将重回以色列政治视野的正中央。
在眼下，即使以军不计代价，打进加沙，最终把哈马斯作为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从加沙清除出去，也难保政治哈马斯或者另一个更加激进的反以组织不会死灰复燃。南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是前车之鉴。
反以复国是一种思潮，思潮是不能用武器消灭的。在历史上，犹太人凭借坚强的复国意志，最后重新建立了犹太人的家园。在现在，巴勒斯坦人正在凭借同样坚强的意志，在不屈不挠地努力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不幸的是，这是同一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