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文化层面上,以泛左为代表的思想一贯主张“文化多元主义”,认为美国社会应该接纳移民所带来的不同习俗。这种叙事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甚至要求公众不能将这些移民称作“非法”(illegal)而只能说为未登记(undocumented)。而反对这种宽容政策的右翼群体,则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并演化出文化歧视。比如杜克大学就曾曝出有一位教授反感华人学生说中文,并警告中国学生改换英文交流。从这三个层面来看,非法移民问题已经对美国的社会共识带来了不小的冲突。CNN报道:杜克大学的教授在警告中国学生不允许说中文后被迫从主任位置上下台。CNN网站创造异乡人——美国的共识叙事在《创造异乡人》这本书中,作者库纳尔·帕克(Kunal M.Parker)纵观美国的移民及公民身份史,得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美国的身份共识存在一个根本矛盾:它既需要特定的“异乡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却又不得不接受各种各样的“异乡人”成为自身公民。作为移民国家,美国需要接收不同种族、肤色、文化、宗教的群体构建自身社会,却又必须找到共同的敌人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帕克认为这种价值需求源自于殖民地时期美国绝对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在寻求与欧洲独立时,不得不给公民提供一个不同于其欧洲故乡的独立价值观,以俘获民心。我们经常听到的“五月花号”故事、清教徒精神、应许之地、以及后来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都是这一认知建构的结果。通过强调与他人的不同,美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主权观和权利意志。当美国《独立宣言》说到“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时,它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与你们不同,所以需要独立,而这不是你们赋予的权利。只有在民众的认知中创造一个“异乡人”的欧洲,殖民地才得以获得人民的支持而独立。这种创造异乡人的叙事逻辑,也成为了美国文化发展中的习惯。《创造异乡人》资料图在18世纪时,还有很多“主体”参与美国的叙事:欧洲的贵族、天主教徒、美洲原住民、黑人等。而美国通过排异的叙事,建立起了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然后一只手将土地、金钱和权力从这些“主体”的手中抽出,改造成可以被私有化的“公共资源”,另一只手则通过巩固自身的一系列价值——所谓神授天命、公平竞争、私有制等等这些18-19世纪白人社会的特有习惯,慢慢演化成了资本主义、自然人权、分权政府等等西方国家的主流叙事。
当年位于旧金山的华人商会至今屹立在市中,标志着美国华人为争取民权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作者供图此外,通常被视作对外扩张为蓝本的“普世价值体系”,其首要目的亦是对社会内部的渲染。书中观察到:自上世纪起美国参与和制造的对外战争,在文化上正是创造异乡人的过程。从法西斯轴心、第二世界到恐怖主义中东,美国将战场上的敌人化作文化上的反派,来树立起本国社会的排外厌恶。更进一步的是,这些战争逼迫美国内部那些来自“敌国”的移民与自己同宗同族、具有血脉和文化联系的母国切割,加入一个“普世价值”的美国认同。但这手牌与前一手又自相矛盾,因为当这些外部边境的异乡人迁移到内部时,却重新撞上了内部的边境墙。就像9·11之后的美国阿拉伯裔——无论声称自己多么支持“自由民主人权”,等来的也只是加强监听的《爱国者法案》。在这本写于2015年的书最后,作者不禁提问——已经适应了“创造异乡人”的美国认知,如何在21世纪继续维护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共识?非法移民——新时代的异乡人处于2024年非法移民浪潮下的美国,就如国际上的经验一样,“小院高墙”的政策非但没能维持自身共识,反倒被自己所划的内在边境不断侵蚀。大量的非法移民充斥着低端服务业、基础或非法农业以及一些制造业。将这些行业和工作为纽带,他们建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文化圈子。在这张关系网内,有组织的非法移民可以获得各种社会服务,而不需要直接接触他们所踏入的美国社会。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不用学习英语,因为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并不需要英文作为公共语言沟通。而维系这个圈子的,正是独立于美国文化的、被“新边境”所圈起的“异乡文化”。有一些观点将这种现象称为“奴工经济”。通俗来说,他们认为美国依靠这些非法移民获取低成本的劳动力,并不断填补低端工作岗位的空白。诚然,大量的非法移民收入低于官方的最低收入标准,但他们也大多可以免去作为美国税收大项的收入税和财产税。相比之下,民主党所构建起的“非法移民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叙事也无法令人信服。实际上,除去相对少量的服务业,更多的非法移民被投入到与社会隔绝的制造业与农业之中,在相关工业中形成了大量的非法劳动力聚集,甚至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人口走私。美国对非法移民的接纳,也不源于刻意的政策调整,而是源于两党因为自身利益互相推诿的副产品。同时,非法移民也无法完全填补低端产业的劳动力空白,因为有更多的较低端制造业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法律身份,但它们扣除税项后的收入反而没有非法工作多,所以压根招不到人。也就是说,所谓非法移民满足劳动力短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叙事,无论是将其当作经济神话还是人权噩梦,都是不恰当的。美国的非法移民现象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在移民政策上,美国政府按照两百年的“老传统”——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将非法移民隐性地隔绝起来,成为一种低端的“异乡人”。美国从税单的要求、对公司劳动力选择性的检查及各州政府不同的政策待遇上,巧妙地将非法移民的活动范围画出界限,让他们待在特定的社会角落,成为被叙事渲染下模糊的背景。例如,加州各个地区生活物价的差别,就可以让非法移民从特定的区域离开,形成不同的聚集区。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又可以不断压榨非法移民的剩余价值,一些“天高皇帝远”的非边境州(特别是一些民主党州),亦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吃移民政策的红利,鼓励非法移民正当化。这样政客们既可以在博取少数族裔青睐的同时,又不用受到移民压力的困扰。而饱受移民压力的德州,为了回应这种政策,在2023年累计向这些非边境州运送了8万移民。于是,由于种种繁杂的原因,非法移民被不断地插入美国社会的缝隙,成为一种被忽视的文化背景。除了以党争为目的政治运动外,他们的社会声音甚至不如那些有公民身份的无家可归者。相比于大多数非法移民的劳动量和作息,流浪者闲散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作者供图正是由于非法移民正当社会地位的丧失,逼迫美国的(官方估计)1100万非法移民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圈,大多数以族裔为核心组成的社会团体成为了非法移民真正的生活范围。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对等,他们便通过人脉创造更有效的沟通方式,美国社会则成为了其赚钱的对象,而不是融入的对象。长期以来,这些文化圈成为了美国国内的异乡者,一种打工的代名词,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刻板印象。这种排斥感最明显的体现之一是语言的隔阂,以笔者曾在星巴克的工作经历为例,就时常遭遇这类“我们vs.他们”的时刻。当店里缺乏会说西班牙语的员工时,只会说西语的顾客就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店员们互相比比划划,耗费不少沟通时间。这时,文化的隔阂感便充斥着店内:认为自己被耽误的排队顾客虽然因政治正确而极尽掩饰,却仍情不自禁地向这些拉丁裔顾客投向鄙夷的目光。笔者在此倒不是说只会说西语就等于非法移民,而是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中,确实存在着一种“非美国”的集体意识——它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之下,只有在这些“尴尬”的瞬间才会展现出来。而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美国社会需要这种差异性来彰显一种精英感;人们所认知的、亦是排除了非法移民的“精英美国”。与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有所不同的是,本轮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由于与美国社会的接触方式发生了变化,也逐渐走向了传统非法移民叙事的对立面。历史上,美国非法移民的故事有一个 “励志向上”的主旋律。他们被刻画成向往美国价值的穷苦者,通过付出劳动和努力学习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在这种叙事下,融入美国社会是成功的代名词和理想的目标。然而,在近些年,特别是疫情之后,非法移民对“融入美国社会”的需求开始降低。大量缺失的低端劳动力让他们失去了融入美国社会的强烈动机,转而变成赚取美国市场价值的投机者。在他们看来,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风险追求一个身份,不如赚取比家乡高出不少的劳动收入。虽然公民身份仍旧能够提供不少福利,但是相对回报已远不及从前。与此同时,民主党不断放开的非法移民政策也让他们在不获取身份的前提下得到了教育、医疗等方面有限的服务。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的移民态度开始发生分化。需要永居或公民身份的人可以通过投资移民或其他方式“买入”身份,而非法移民则成为了心甘情愿的异乡人——美国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提供工作机会和客户的市场,而不是需要融入的社会。不断累积的族群文化圈,以及美国政府有意无意的隔离政策,使不少非法移民已经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