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类似的消息对韩国人来说已经不算新闻，因为近几十年来，韩国一直在大批男性出国嫖娼，东南亚、蒙古等多个地区，甚至建立起众多“韩国专供性交易”地点。
因为这些肮脏的买卖，各国相当数量的女性沦为跨国性交易、性暴力的受害者，其中很多甚至都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而参与狩猎的人中，韩国男性是主要的人群…
10月8日，胡志明市当地警方以介绍性交易等嫌疑紧急逮捕了韩国男性孙某。
警方还逮捕了其他四名韩国人和几名越南当地人，其中包括多名从事性交易的女招待。
表面上看，他们只是开了一家俱乐部，但实际上，这些韩国男人就是组织大规模卖淫活动的主谋。
据当地媒体报道，2020年，两个韩国人在胡志明市第七郡开了一家店，店里设有30间练歌房，也就是俗称的“卡拉ok”。
这家店的规模很大，共有4层，从业人员266人，就连用来运送顾客的车辆都有3辆。
但实际上，店里的这些练歌房并没有得到越南官方的经营许可，显然他们开店也不是为了提供唱歌服务。
主谋之一的孙某供述：“为了赚更多的钱，就让女招待去跳舞并进行性交易”。
他们组织卖淫，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整个卡拉ok的安保极其严密，平时大门紧闭，店外入口处安排了多名保安，为了应对官方的检查管制，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还安排了对讲机、照明设施和警报系统等。
而且他们只招待熟人介绍来的“客人”或是出示了韩国护照的人，基本上都是来越南的韩国人，以此来降低被抓的风险。
此外，他们还经常更换公寓、别墅、民宅等性交易场所，并且与当地的多家酒店有联系。
据报道，这里常驻着80多名女招待和2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老板是韩国人之外，经理这种中层职位也是韩国人，而底层的皮条客、女招待大多都是越南人。
根据记者报道，这家针对韩国男人开设的越南卡拉ok似乎很有名，只要在网上搜索他们的店名，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相关的广告和韩国“客户”的评价。
显然，在大约三年的经营过程中，这家店已经形成了韩国和越南之间的性交易产业链，去越南出差或旅游的韩国男人或是经人介绍、或是自行搜索找到这家店。
进店后，如果表明想要进行性交易，店里的韩国经理就会指示越南皮条客，让他带女招待们过来。
韩国老板组织“服务”的同时，越南皮条客专门管束当地从事性交易的女招待。这些女招待受到严密的控制，不只是在店里，店外也一样，她们每次前往公寓、别墅等性交易地点时都有保安跟踪监视。
这条以剥削底层越南女性而生的产业链，不仅让出国嫖娼的韩国男人有了发泄欲望的途径，也让开设卡拉ok的韩国男人收获了巨大的金钱利益。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短时间内就通过组织卖淫赚取了约40亿越南盾（约120万人民币）的非法利润。而根据被捕的女招待供述，她们每次能拿到的钱只有很少的一点。
这种剥削他国女性、在当地以开设卡拉ok，为出国嫖娼的韩国男性提供性服务的行为，近30年来逐渐成为一种韩国特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男性在日本、东南亚、东欧等地进行旅游嫖娼的案例不断增加，并在当地声名狼藉。
比如蒙古，韩国男人到蒙古嫖娼的“性旅游”一度十分猖獗，猖獗到蒙古人觉得是韩国人创造了蒙古的性交易文化。
根据相关报道，2002年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开设第一家卡拉ok的就是韩国人，很多其他卡拉ok的老板也都是韩国人。
从这时开始，韩国男性不断涌入蒙古嫖娼，所以为他们提供专门服务的韩式卡拉ok在这里也越开越多，造成恶性循环。
有当地导游曾说：“不管年龄大小，有70%以上的韩国男性团体游客都是到这儿来进行性交易的”。
也有当地的韩裔居民说：
“到这儿来的韩国男人都会展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曾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把一位年轻姑娘当做他的蒙古妻子，那女孩的年纪都可以当他孙女了，结果他让女孩怀孕后就跑了。”
韩国男性对蒙古的“污染”，导致当地人的反韩情绪强烈。
彼时，蒙古政府还制定了《性交易管制法》，想遏止这种跨国嫖娼的恶行。可是，虽然一通打击之下，卡拉ok减少到了只剩四五家，但转到暗处的性交易依然猖獗。
除了蒙古，俄罗斯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此前有一个案例是，俄罗斯一个地方城市的韩国企业，每个月都会以慰劳员工的名义介绍他们去进行团体性交易，嫖娼似乎成了他们的团体文化。
据该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里（俄罗斯）几乎没有韩式餐厅，环境非常恶劣，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须让员工们得到放松。”
根据首尔大学国际研究生院一名博士的相关报告书，像这种在海外的韩国公司，员工聚餐或招待总公司来的管理人员、公办人员时，流程基本都是一样的。
第一轮是聚餐、喝酒、练歌房，第二轮就是去嫖娼，几乎已经成为了默认的规矩。
再看东南亚，专门对韩国人开放的“卡拉ok”也遍布四处，这些卡拉ok的幕后老板，大部分也是韩国人。
很久以前，韩国社会就流传着上流社会男人去泰国嫖娼时患上艾滋病的传闻。进入21世纪后，这种事情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韩国男性用户占大多数的论坛旅游版块里，许多国家主题都有很多内容“正常”的旅游相关文章，只有东南亚国家的版块里，出国嫖娼的相关故事压倒性的多。
在菲律宾嫖娼被抓的9名韩男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很多当地贫穷地区的女性成为韩国男性性交易产业的牺牲品。她们不仅要被性剥削、操控，还要遭受辱骂、殴打等折磨。
联合国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韩国男性是“东南亚地区进行性交易旅游的主要顾客”。
“特别是在占东南亚卖淫女性15%的未成年儿童性交易市场上，韩国男性的比重也远超其他国家。”
据柬埔寨当地一位市民团体的成员解释：“韩国男性非常喜欢年纪小的人，他们既暴力又蛮不讲理”。
介绍韩国性交易旅游的菲律宾旅行社网站2013年，韩国一个犯罪学研究调查组先后赴越南、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国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入境游客人数、使用当地娱乐场所的游客人数以及受害妇女的证词发现，韩国的旅游嫖娼游客人数远超其他国家。
除了作为性交易主体侵害当地女性之外，不少、觅到“商机“的韩国男性，还会直接在异国开设卡拉ok，为其他韩国老板拉皮条，以此盈利。
此外，大部分性交易的韩国业主，还会定期向当地暴力组织及官员行贿。也就是说，韩国人不仅剥削压榨了当地女性，还通过性交易助长了贫穷国家的腐败现象。
为何那么多韩国男性如此热衷出国嫖娼呢？谁能想到，追溯这种异国嫖娼的来源，韩国一开始也处在被剥削的他国位置。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后，韩国女性在被强迫、被欺骗或绝望中，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遭到可怕的剥削和压榨。
更可怕的是，这种对女性的剥削获得了当时韩国政府的首肯。韩国政府为了赚取外汇，助长了基地村（当时驻韩美军部队周围的卖淫场所集结地）的性交易。
基地村旧址美国政府在1970年曾统计过，韩国通过驻韩美军性交易等渠道每年赚取1.6亿美元。当时韩国的年出口额才8亿美元，所以相当于韩国政府在女人的血泪上谋取了相当大的利益。
后来，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人到韩国旅游嫖娼，成为韩国主要的外汇来源。
1971年，韩国只有10万名日本游客，到1979年已经增加到65万名，其中85%都是日本男性。
当时的韩国政府依旧以赚取外汇的名义，将性交易作为国策事业，并通过旅行社宣传“妓生观光”（旅游嫖娼）。
而当时的文教部部长甚至公然发表了拥护旅游嫖娼的言论，鼓励女性将性交易作为爱国行为，简直令人作呕。
在那之后，韩国国内的性交易产业持续发展。关于韩国女性从事性交易的人数始终在网上流传讨论，不过没有确切的数据；
至于韩国男性为性服务付费的人数，在韩网上一直流传着“韩国一半男人都有过嫖娼经历”的说法。
这个说法来自于2007年韩国统计厅进行的性交易实态调查，该调查是以性交易可能性较高的8个行业（包括娱乐酒店业、按摩业等）的相关人士为对象，最终得出了“韩国男性约50%有过性交易经验”的统计结果。
虽然不是针对普通男性的调查，但这个结果还是激起了韩国男性的愤怒，认为这个调查的方法缺乏客观性、代表性低下，韩国官方最终取消了对这个统计结果的承认。
之后十几年间的几次调查，虽然也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但都没有得到韩国官方的认可，因此“韩国一半男人嫖过娼”的说法是没有官方数据背书的。
只能说，也许不是一半韩国男人都进行过性交易，但性交易似乎已经成了很多韩国男性都做过的事，无论是在韩国国内还是国外。
菲律宾酒吧一条街贴着“欢迎韩国人”的韩语海报而猖獗的性交易产业中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当地的女性。
对此，韩国国内和海外一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比如韩国刑法规定，不管所到的国家性交易是否合法，只要是韩国人，在任何国家的性交易都属于非法。
韩国还修订了护照法，禁止因购买性行为而被捕的人获得新护照或护照续期，但这些禁令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
归根结底，还是韩国政府没想过真的惩罚这些进行性交易的韩国男性。
据韩国犯罪学研究所估计，韩国国内性交易市场规模约为30万亿韩元，如此大规模的嫖娼市场，政府打击的却基本只有这个行业里的底层女性。
因为女性更容易被抓到，只要在性交易现场取证就可以，相比起真正从这个行业里获利的业主、皮条客来说，她们不仅更容易被定罪，还要承受社会的孤立排斥。
国内尚且如此，韩国政府对国外的嫖娼男性就更疏于管制了，此次韩国人在越南组织性交易活动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韩国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利用和压榨文化，体现在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更别提最底层的女性受到的待遇。
而当韩国男性“出海”，将这样的价值观传播出去时，对更贫困地区的底层人民，带来的影响也同样恶劣，甚至更甚。
只要这种根本性的物化歧视观念存在，大规模性交易的行为，可能永远都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