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人变成犀牛，社会将会怎样？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变成了犀牛，你是随大流还是坚持做一个人？
在荒诞派戏剧经典之作《犀牛》中，欧仁·尤内斯库假设了这一情境。
欧仁·尤内斯库生于1909年，父亲是罗马尼亚东正教徒，母亲有法国、希腊及罗马尼亚血统，是个新教徒。
尤内斯库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法国度过，他曾回忆一个片段：自己走在外省小村的夏日阳光中，被光线所震撼。他感受到强烈的光照，产生了在大地上浮起和不可阻挡的幸福感。当他“飘回”地面，“光线”离开了他，他感到现实世界充满腐朽、堕落和毫无意义的重复行为，所以死亡终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
这一感受正是尤内斯库未来创作的价值观所在，他反感现世，厌恶交流，试图在荒诞中营造一个人类无法触及的世界。
1925年，尤内斯库在父母离婚后随父亲回到罗马尼亚，继续攻读学业。1938年，他回到法国打算完成博士论文，但1939年二战爆发后，他被迫再次回到罗马尼亚。1942年，他又前往法国定居，在马赛呆到二战结束，之后搬至巴黎。
此后便是他的人生辉煌期，1949年开始戏剧创作，第一部剧作《秃头歌女》于1950年在法国首次公演，引发戏剧技巧革命。此后他陆续发表三十多个剧本，主要作品有《椅子》《犀牛》《国王正在死去》《拜访死者的旅行》等。1969年，尤内斯库获得摩纳哥皮埃尔王子文学奖和法国国家戏剧大奖，197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同年获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1973年获耶路撒冷奖，1985年获艾略特奖。
1959年的《犀牛》是尤内斯库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虚构了一个故事：一个小镇上出现了一头犀牛，不久后所有居民都染上“犀牛病”，慢慢变成了犀牛，他们还以变成犀牛为美。只有边缘人贝朗热竭力保持自己形貌不变，还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剧终时，他高喊“我是最后一个人，我要做人做到底，我不投降！”
在故事中，小公务员贝朗热在小镇中是绝对异类，他酗酒、无所事事，看似是这个健康向上的小镇中最糟糕的人。可是，当那些曾经看起来坚强的人们一个个变成犀牛时，他们从惊惶渐渐变得“适应”，暴露出内心的软弱。贝朗热却是唯一例外，眼见着他的上司、同事和朋友相继变成犀牛，他却始终坚持。他的爱人戴琪表达了一个平常人早已习惯的观点：既然大家都这样，那是不是我们错了呢？我们是不是该服从大多数？于是，她也变成了犀牛，贝朗热则坚持做那个“异类”。
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时刻。“犀牛群体”一再壮大，在人们的选择中，对错变得次要，关键是站队，随大流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少数派会面对各种打压甚至厄运，坚持自我和真理，往往会变成“愚蠢”的代名词。
“主流”是那么重要，它往往会遮蔽常理与常识。就像《犀牛》里那样，犀牛刚刚出现时，人们陷入恐慌，因为那时人类是大多数，犀牛是异类。人们都相信“人类就是人类”这个常识，可是当犀牛越来越多时，人们抛弃了自我认知和常识，放弃了理性，忘记了何为“独立思考”，一个个沦为犀牛，并认为犀牛才是正常的。
《犀牛》的指向无疑是人类的惨痛时代——人们为何屈从于纳粹？因为变成犀牛就无需再思考，反倒可以肆意而行，就像那些帮凶一样，可以肆意暴露人性之恶。“犀牛”本身也有着极大的隐喻，它的皮极厚，有着麻木一面，身体笨重，反应迟钝，视力很差，意味着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分辨力，它还有尖角，意味着攻击性。因此，不少统治者都会喜欢犀牛，喜欢那些不会思考、容易被骗、思想麻木，还有攻击性，可以当成炮灰的庸众。
贝朗热没有变成犀牛，多少有些偶然。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边缘人，在健康向上的氛围里，他的边缘显得比较糟糕，而当大家的懦弱、伪善一一暴露时，他的边缘同样显得不合时宜。他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按照许多观念，既然无力改变，那为什么不随大流呢？起码可以确保自己也是安全的。可尤内斯库选择让这样一个无力的小人物成为最后的坚持，本身就是在荒诞中对这种观念提出抗议。
纳粹并非人类经历的唯一暗面，尤内斯库指向的是那些造成悲剧的“集体主义”，直至今天，人类仍被它所困扰，仍被谎言所蒙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