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经济,谁来买单?有专家认为,中国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分配各种调整成本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之一。

姚艾琳(Erin Yao,音译)想去学街舞和旅游,这些事情是她在中国疫情清零期间想做也做不到的。

然而,她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在中国取消清零限制措施后立即去追求这些目标,反而比在疫情期间更加节俭。疫情期间,她感觉自己不得不囤积一些基本日用品。

姚艾琳说,"我会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积蓄来应对突发疾病。如果我失业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

姚艾琳不愿意花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许多人认为这种模式过于依赖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而没有充分赋予消费者支配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能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增长乏力给经济再平衡带来了焦虑。但是,将发展经济的动力转移到刺激家庭开销,这将在短期内带来更大的痛苦。

具体而言,提高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意味着其他部门的份额下降,要么是企业--尤其是中国庞大的工业,要么是政府部门。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国经济学家奥茨(Juan Orts)说:"它们的下降将使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当局不愿付出的代价。"奥茨说,他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谓"日本化"是指1990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经济停滞的"失落的几十年"。

8月初,中国又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面临违约风险。该公司有2笔美元计价的债务8月8日逾期未支付利息。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碧桂园的“爆雷”是对本已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打击。在本次房地产危机中首先触礁的恒大集团则于8月17日依美国《破产法》,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恒大的负债高达3300亿美元。其在2021年底发生违约,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大批未完工的烂尾楼。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的房产价格和销量仍将进一步下滑。

社会安全网薄弱,谁敢消费?

从理论上讲,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过8,000元人民币(约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消费更多。据就业网站Glassdoor的数据,这还不到美国图书编辑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国就业市场疲软,青年失业率超过21%,创历史新高。占城市新增就业岗位80%的私营部门,仍未从当局对科技和其它行业的监管打击中缓过劲来。

中国当局虽承诺增加信贷,但企业最终还是受制于脆弱的国内需求。

想让姚艾琳这样的年轻人消费的另一个办法是解决他们的不安全感。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国政府加强社会安全网,重新平衡经济发展。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如果买了失业保险,累计缴费3至24个月,失业救济金每月最高可达2233元人民币,还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间的租金。她的父母住在中国农村,很快就会到退休年龄,之后每人每年可领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养老金。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给父亲买药,相当于上一堂舞蹈课的费用。

"如果公共医疗保险能覆盖老年人更多的开支,我会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说。

她还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也让她对生育望而却步。中国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和萎缩,尤其是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而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会达到一生中的消费高峰。

刺激消费,谁来支付成本?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政府各部门响应中共领导层重要会议的号召,宣布了数十项促进消费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汽车和家电补贴、延长餐馆营业时间以及促进旅游和娱乐活动。

然而,姚艾琳没有被说服,她更希望发放消费券。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已发放了消费券,但金额太小,在宏观层面上并没有成效。

企业同样对这些措施不感兴趣。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促进需求的措施。"他补充说,"这比支持供给方更为重要。"

45岁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译)在海南岛经营一家餐饮企业,她说营业利润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疫情发生后人们的收入没有多大改善。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她自己的消费习惯。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会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王季柳说,"以前,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和旅游,现在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提出的需求方措施包括:提供更好、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给予工人更多的合法议价权,或将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国民。

但谁来买单呢?企业的更多负担--例如提高福利--是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打击。剩下的就是正在应对公共债务危机的政府部门了。

地方政府虽然资金匮乏,但资产丰富。2021年,非金融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达到76.6万亿元。卡内基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估计,如果中国当局迫使地方政府将GDP的1-1.5%转移到家庭,中国就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

"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精英的财富和权力往往取决于对这些资产的控制。"他说,"中国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会就如何分配各种调整成本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未来两年最具争议的政治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