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份做出了反对基于种族进行大学录取的裁决，但这并没有结束关于教育机构在促进社会和经济流动性方面应该发挥作用的激烈辩论。
紧接着，哈佛大学的拉杰·切蒂（Raj Chetty）和戴维·J·戴明（David J. Deming）以及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约翰·N·弗里德曼（John N. Friedman）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参与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八所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以及加上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大学在内的泛常春藤大学的决定因素和导致后果。
虽然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就读于这些学校，但他们的毕业生却不成比例地占据了美国最富有的公民、学者和领导者，其中包括四分之一的美国参议员、一半的罗德学者以及过去50年任命的四分之三的最高法院法官。切蒂等人还发现，来自常春藤和泛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为美国最杰出雇主工作的可能性也是其他学校毕业生的三倍。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传承性优先录取待遇，或校友关系的申请人，到更高质量的推荐信，这些精英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背景，而不是根据标准化测试分数来竞争的中低收入家庭学生。这项发布于哈佛大学《机会观察》（Opportunity Insights）的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精英大学的学位是否会让特权延续几代人？这些大学是否会通过改变招生政策来推动美国领导者的多样化？
答案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也是肯定的。
为什么私立大学要承担纠正社会经济弊病的责任，为什么不是公立中小学或其他机构？为什么这项研究很重要，它对申请者、大学和美国经济有什么更广泛的影响？在8月3日的一次采访中，我们向布朗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联合编辑弗里德曼提出了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
《巴伦周刊》：是什么促使你和你的合著者来研究精英大学录取的后果，哪些发现最让你感到惊讶？
弗里德曼：我们是从试图理解向上流动性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后，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少数几家机构就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我同样惊讶地发现，一个考试成绩相同的传承性录取学生（legacy students）相对于非传承性录取学生（nonlegacy students）的入学优势，远远大于考试成绩相同的高收入家庭学生相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优势。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对传承性录取学生更有可能来自高收入家庭感到惊讶，我们的主要贡献是量化了这种优势所带来的好处。
《巴伦周刊》：取消传承性录取是否有助于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弗里德曼：很多人会说，“让我们摆脱传承性录取，这将有助于使班级在社会经济上更加多样化，在种族上更加多样化”。然而，如果你把运动员招募和非学术评分给富裕学生带来的好处加起来，它们实际上比传承性录取更起作用。
对我来说，这强烈表明仅仅说“哦，好吧，让我们去掉传承性录取，然后我们就搞定了”是不够的，如果发生的一切仅仅是我们关闭了一个与收入和财富相关的偏好渠道，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一些事情，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受到这些类型因素的同样影响，那么我们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任何成就。
《巴伦周刊》：虽然你的研究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大学招收富裕家庭学生是有商业性考虑的。这些学生，在某些方面补贴了其他人当前和未来的成本。对于那些决定取消传承性录取的学校来说，财政上会受到什么影响？
弗里德曼：这些学校都是商业机构，它们如果被迫关闭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研究的12所学校远远都没有接近这条盈亏线，但是每所学校都有预算和权衡。花在财务援助上的钱越多，就意味着花在其他方面的钱就越少。
高等学校财政等式的一部分是通过捐赠来获得财政支持，但是很大一部分捐款来自极少数捐赠者，你不需要用对捐赠者孩子的特别偏好来解释高收入学生比例过高的原因。
《巴伦周刊》：你研究的部分前提似乎取决于大学的一个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为什么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弗里德曼：的确，我们不会去法拉利的地区经销商那里谈论跨代购买法拉利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信，收入分配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分配应该有所不同，但是一旦有人赚到了钱，人们往往不愿意限制如何使用它。
然而，大学跟生意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最著名、最出色的大学。扩展入学渠道不仅是人们期望它们做的事情，也是它们希望谈论的事情。它们不仅接受自己作为私人机构的角色，也接受自己作为社会领导力创造者的角色。尽管这些机构规模较小，但它们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正在被也理应被区别对待。
《巴伦周刊》：考试成绩在更公平的录取中起什么作用？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许多大学放弃了标准化考试，尽管在衡量学业成绩方面，SAT和ACT考试似乎是最好的衡量标准。
弗里德曼：人们相信这些测试有多么扭曲，或者学生为了它们花费了多少精力，或者试图跟它们来博弈。尽管如此，我们发现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到目前为止，考试成绩仍然是预测毕业后长期职业成就和收入潜力的最有力指标。很少有人会辩称说它们是完美的工具，但问题不在于如何达到理想状态，而是在于找到那些扭曲程度最低或受到无意影响最小的措施。
《巴伦周刊》：美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通常远远早于大学阶段就发生了。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学习表现和结果的差异负责？
弗里德曼：这一点非常重要。来自前1%收入最高家庭的学生SAT成绩超过1300分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倍。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参加更多次考试，或者有更多机会来准备考试。但考试成绩不平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学生们在过去17或18年受教育时间里所经历的巨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决定了他们参加考试和考虑申请什么大学的起点，他们的K-12学校，他们成长的社区，以及各种不同的环境因素都是决定条件。
《巴伦周刊》：大学录取是另一个中产阶级似乎正受到挤压的领域。如果说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最低，这样的说法公平吗？
弗里德曼：根据我们对2001年到2015年数据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精英学校的高收入家庭学生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比例相当稳定。
回到我们刚才关于K-12学校的讨论，我认为指出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是最弱势群体的说法是不对的。虽然在某一特定的考试成绩下，他们是最不可能被这些学校录取的学生，但是，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相比，他们也更有可能获得这个特定的考试分数。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你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仍然要比出生于低收入家庭要高得多。
《巴伦周刊》：你和你的合著者发现，在收入和专业成就方面，传承性录取的学生、运动员和那些从私立高中被录取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并不会比其他毕业生获得更高的成就，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往往做得更糟。我们是否可以推断，目前的大学录取制度的乘数效应，可以说，比一个更公平的制度要低？
弗里德曼：是的，这就是我们所希望展示的。当学生离开大学时，拥有较高的非学术评分似乎并不意味着更大的成功。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只是用很有限的途径来衡量学生的特性。但是根据我们关注的那些结果方面，比如收入、研究生项目安排以及职业成功，很难证明因为认为这些学生在某些方面更好，对于传承性录取和对那些非学术评分很高学生的录取偏好是合理的。
通过我们所模拟的招生政策的各种变化，你可以既增加班级的社会经济多样性，同时也能增加位列收入最高1%群体、或者得到有声望工作学生的期望比例，等等。
《巴伦周刊》：有些人会在读到这项研究后想到，那又怎样？财富能够在生活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势，大学录取也是如此，这并不奇怪。那么，为什么这项研究有意义呢？
弗里德曼：我们应该关注大学校园里多样性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学校在为毕业生提供晋升领导岗位的渠道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因果效应。很难相信，在这个相对较小的学校群体中发生的事情似乎真的至关重要。无论是基于社会经济的理由，还是基于种族和民族的理由，这些在校园里的更多多样性，直接导致了我们广泛视为领导者和能够影响社会人士的多样性。
在我们的世界里，精英大学非常重要。因此，值得关注的是谁能够进入这些学校，因为他们将在未来的领导职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巴伦周刊》：谢谢你，约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作者：梅根·莱昂哈特，编辑：彭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