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ustration by Ibrahim Rayintakath
中国显然已经告诉它的经济学家们不要再开口了——这是一种防止坏消息外溢的公关绷带。这个国家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可能的经济衰退，背负着巨额债务，生产力停滞不前，青年失业率超过20%。在少数富裕城市之外，情况看起来更糟。外国投资正在锐减，增长预测正在下调，人们期待已久的大流行后的复苏未能实现。长期预测甚至更加严峻。几年前，大多数经济评论人士认为，他们正在目睹一个帝国巨兽的崛起，甚至可能是中国世纪的到来。如今，人们更常听到的是人口下降、中国的人均GDP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以及尽管中国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它的经济最终可能重蹈日本覆辙——日本的快速增长曾让美国人恐惧，然后陷入了“失去的”几十年。
在美国，决策者和越来越多的公众似乎都在关注“新冷战”，中国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地缘政治竞争。一些人感觉这个消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同时这对美国人的钱包意味着什么，却又充满疑问。还有一些人更加紧张，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反应，并且担心安全后果——对一个不安定的大国来说，与国内的不满作斗争意味着什么。“为了保持增长，中国过去的年增长率为8%，现在接近2%，”拜登总统在8月初说，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这些点联系起来。“这不太好，因为坏家伙有问题时，就会做坏事。”
但是，即使冲突不会加剧，中国经济僵尸化的前景也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衰退，甚至更长期地停滞不前，世界其他地区会怎样？
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美国人真正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的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至2021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0%，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63%，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果将中国排除在数据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间的增长将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长率将从30%降至12%。换句话说，中国从经济大衰退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以至于它单枪匹马地令全球人均增长率几乎增长了两倍。这还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期。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2007年，它达到了同样的峰值；在那之后的15年里，它的平均增长率约为峰值的一半。
众所周知，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平均值通常会掩盖和抹平很多东西，但中国崛起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近几十年来，中国有8亿人摆脱了全球贫困。事实上，正如戴维·欧克斯和亨利·威廉姆斯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追踪全球发展放缓的敏锐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根据他们的计算，自1981年以来，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的总量中，中国约占45%，而对不那么极端的人群来说，影响更大：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国人；升至10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国人。
当然，你不能把中国从经济史中剥离出来，把其余的部分当做自然的反事实；一个国家的经济轨迹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密不可分，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但全球化也意味着，你不能把中国这些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其自身的GDP。因为中国靠自身的繁荣重塑了全球市场，成为天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基础设施领导者、全球贸易伙伴和需求海绵，吸收了亚洲和整个世界所能供应或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一些蓬勃发展的国家通过复制中国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作为自然资源出口国服务于中国的繁荣，并在中国催生的所谓全球商品超级周期中乘势而上，实现增长。在填充这块海绵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过早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没有足够的能力自主驾驭新格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里卡多·豪斯曼表示，自1970年以来，只有20%的国家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其他80%都做不到。
虽然一些预测者热衷于将印度封为世界的下一个中国，但此种简单类比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蒂姆·萨海最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中详述的那样，印度制造业近年来其实已经萎缩，而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在增长，私人投资在GDP的占比还赶不上十年前的水平；在总理莫迪治下，印度根本没能实现“健康先于财富”式发展，这是其加快攀登世界经济阶梯所必需的基石。
那未来将会怎样？即便世界大国设法避免了直接冲突，情况很可能也并不理想。
十年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对增长的终结感到疑惑，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的说法，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轨迹，以解释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萎靡。美国疫情后极其强劲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样的叙事，使得此前十年的缓慢增长看起来不太像顽疾，而更像是一种政策选择。
但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了几十年之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2年到1973年间，全球GDP的平均增长率为5.4%。在1977年到1988年间，这个数字为3.3%。从1991年到2000年——美国人记忆中繁荣的十年，但其实中国的势头要猛得多——平均增长率为3%。在经济大衰退之后，这一数字的增长则更加缓慢。
这一切都表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切照旧，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已有一段时间。另一种可能情况是某种反向的“中国冲击”——不是中国制造业的繁荣摧毁了美国中西部等地的传统工业部门，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放缓削弱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前景，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东亚和东南亚对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
这样的未来并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因为中国已在忙于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仍然更多是制造国而非消费国，这让全世界没那么容易受到中国需求波动的影响。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和（较小程度上的）欧洲摆脱了条件反射式的紧缩政策，转而采取了可能在形势变幻莫测时带来更多灵活性的办法。
但还有一个原因是，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全球绿色转型的速度和规模，其结果目前还无法预测。这种转型的规模如此之大，它可能带来一场迅猛的全球性新工业革命，不仅是能源，连基础设施、交通、工业和农业也都将被重新塑造和定义。
中国在绿色科技方面的优势也很大。近年来，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占到全球的近一半，去年新增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即使中国经济放缓，其绿色产业仍可能在一个绿色新世界中蓬勃发展，这或许会损害德国汽车产业和美国做强本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梦想。（这与第一次中国冲击更为相似。）
但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如果能源转型是当今世界最明显的投资机会，那发达国家摆脱紧缩政策的转变能否真正取代并最终发挥中国40年繁荣的作用？在发达边缘的国家又能否跟上这种消费狂潮？一场绿色转型——哪怕是奇迹般的转型——真的就已足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