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五年前，曾有媒体称德国为“欧洲病夫”。统一、就业市场僵化和出口需求放缓共同困扰着经济，迫使失业率达到两位数。随着2000年代初的一系列改革，德国迎来了黄金时代，成为同行羡慕的对象：火车准时运行，凭借其世界一流的工程技术，德国还成为了出口大国。
然而，在德国繁荣的同时，世界却在不断变化。结果就是，如今的德国再次开始落后。
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已经从增长领头羊变成了扯后腿的差生。2006年至2017年间，德国的表现超越了同僚们，并与美国并驾齐驱。然而如今，它刚刚经历了第二季度的经济萎靡，最终可能成为2023年唯一出现萎缩的大型经济体。问题不仅仅在于此时此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德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低于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
可以肯定的是，情况并不像1999年那样令人担忧：今天的失业率约为3%，这个国家更加富裕，更加开放。但德国人越来越多地抱怨他们的国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德国人认为德国不是一个公平的居住地。列车运行严重晚点，以至于瑞士禁止迟到的火车进入其网络。今年夏天，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因老化的公务飞机故障而第二次滞留在国外，不得不取消了澳大利亚之行。
多年来，德国在老工业领域的优异表现掩盖了其对新工业投资的缺乏。自满和对财政审慎的痴迷导致公共投资太少，不仅仅是在德国铁路和国防领域。德国信息技术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到美国和法国的一半。
官僚保守主义也成为障碍。获得经营企业许可证需要120天，是经合组织平均时间的两倍。除此之外，还有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消除碳排放的难度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痛苦。
地缘政治意味着制造业可能不再是以前的摇钱树。在所有西方大型经济体中，德国对中国的敞口最大（指抵御经济风险能力最差）。去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3140亿美元。这种关系曾经是受利润动机支配的，但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中国，德国汽车制造商正在与本土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份额。在更敏感的领域，随着西方对中国“去风险”，一些领域可能会被完全切断。与此同时，对先进制造业和强大供应链的争夺让中国正在释放出一股补贴洪流，以培育本土产业，这要么威胁到德国公司，要么要求欧盟内部提供补贴。
另一个挑战来自能源转型。德国工业部门消耗的能源几乎是欧洲第二大工业部门的两倍，其消费者的碳足迹比法国或意大利的消费者大得多。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不再是一种选择，德国还一记乌龙球摒弃了核能。缺乏对电网的投资和缓慢的许可制度正在阻碍德国向廉价可再生能源的过渡，这有可能降低制造商的竞争力。
德国也越来越缺乏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意味着未来五年将有200万工人退休。尽管该国吸引了近110万乌克兰难民，但其中许多是儿童和失业妇女，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回国。五分之二的雇主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技术工人。柏林州甚至连能任教的技工教师都出现了巨大缺口，连一半的需求都填不满。
德国要想在一个更加分散、绿色和老龄化的世界中蓬勃发展，其经济模式需要调整。然而，尽管高失业率迫使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执政联盟采取行动，但这一次的警钟更容易被忽视。今天的政府由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组成，很少有人承认这项任务的规模。即使他们正视了问题，联盟也是如此的难以控制，以至于各方很难就补救措施达成一致。此外，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全国的民意支持率为20%，可能会赢得明年的一些州选举。政府中很少有人会提出彻底的改革方案，因为担心会被其利用。
因此，因循守旧的诱惑巨大，但这并不能把德国带回全盛时期，也无法平息对现状的挑战。中国将继续发展和竞争，而“去风险”、脱碳和人口结构问题不能简单地许个愿就消失了。
政客们不应惊慌失措，而必须向前看，培育新企业、基础设施和人才。拥抱技术将是给新公司和新行业的礼物。数字化的官僚机构将为那些缺乏填写大量文书能力的小公司创造奇迹。进一步的许可证改革将有助于确保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并符合预算。钱也很重要。由于政府过于迷恋平衡预算规则，基础设施常常受到损害。尽管德国无法像2010年代利率较低时那样自由支出，但通过放弃投资来控制过度支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经济。
同样重要的是吸引新人才。德国已经放宽了移民规则，但签证程序仍然缓慢，而且德国更擅长欢迎难民而不是专业人士。如果能够解决教师长期短缺的问题，吸引更多技术移民甚至可以培养本土人才。在一个由联合政府和谨慎官僚组成的国家，这一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十年前，德国实现了一场非凡的转型，并取得了非凡的效果，是时候再现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