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邓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且矛盾的原因。复杂的一面是气候变化的历史预测结果正在得到验证，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后的三百年间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高污染、高能耗以及剧烈的气候变化。
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显示，1993年以来，海平面升速已翻了一番，近30年前开始卫星测量以来，仅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海平面的上升就占到了整体上升的10%。预估2022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前平均温度高出约1.15摄氏度。
可见，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且极其紧迫的难题。《科学》（Science）杂志的研究报告指出，鉴于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频率和强度，即使世界各国减少碳排放的承诺成为现实，预计21世纪全球经济损失也将达到84万亿美元。
从历史回溯气候变化的演化进程，矛盾的一面是应对气候变化颇具挑战性，既需要国际社会共同付出努力，国际合作较以往时刻更加重要，同时也需要考虑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发展基础和发展进程的差异，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分配成为了一个新的棘手的问题，究竟如何分配任务和推进合作愈发困难。
气候变化问题直至最近数十年才真正从研究领域升格为政策乃至政治问题。因此，关于气候问题的历史研究是人类社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期条件，《人类历史中的气候变化：从史前到现代》从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两个层面弥补了过往气候研究的缺陷。类似的文献还有法国学者帕斯卡尔·阿科特在2011年出版的《气候的历史》以及英国学者布莱恩·费根等2022年出版的《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气候的变化是缓慢的、波段的、反复的，既有冰期，也有暖期，但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气候却在逐渐变暖，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强化。
在回答这些复杂且矛盾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从人类气候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索现实形成的逻辑，如果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溯源，将很难真正改变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传统思维，可能会囿于利益分化、共识分歧和理念差异而延误气候变化行动。虽然说《人类历史中的气候变化》这本书并非唯一探讨气候变化历史的专著，却在方法论和结构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气候变化历史的全新视角，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科学常识。
《人类历史中的气候变化: 从史前到现代》
[美]伊丽莎白·戈登 / [美]本杰明·利博曼 /著 程跃/译
重庆出版社 2021年8月
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菲奇堡州立大学地球科学的副教授伊丽莎白·戈登和历史学教授本杰明·利博曼，两位学者在“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的课程中开展了这一项目，本书引言清晰地阐明了科学与历史的研究方法，完美地契合了两位学者的研究背景，开辟了关于气候问题研究的科学与历史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而传统意义上的气候问题研究往往局限于重要的历史现象和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叙述通常轻描淡写，仅作为历史研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缺乏对气候问题的重视。
当我们在谈论气候问题时，既要从生物学、气候学的视角来准确看待气候变化的自然演进过程，也要从历史的视角来跟踪观察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以及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将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并引导我们注意到气候变化的积极影响，以及气候历史演变中的细节。
正因为气候问题的重要性被忽视或搁浅，以至于现阶段的气候经济学或绿色经济研究根基尚浅，难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挑战，无法对气候变化政策给予有力支撑。本书列举了20世纪中期的例子，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微不足道，或认为任何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引发的气候变暖实际上是有益的。这些认识在当时的语境或知识领域或许是可信的，但时至今日，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解释。
时至今日，关于气候变化的进程、结果以及后果的研究仍是充满争议的，权威组织或机构提供的研究文本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本书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记录存在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致使研究者想掌握更多的证据变得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本书认为气候变化的因素众多，必须厘清“外部因素”和“内部过程”两大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作用、影响力。
因此，本书的贡献在于围绕这两大问题提出了更加完整的研究路径。首要的是从气候科学角度整合天文学、地质学和气候学等多个领域知识，全方位掌握从史前到现代的气候变化，包括冰原成长和消融情况、空气样本等，并以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考察气候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既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进化和早期变革产生影响的长期变化，也关注对局部地区的小范围影响和后果的短期效应。
二
回到一个常识性问题，气候变化的空间和时间结构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活动在影响气候变化上具有差异性，分类研究有助于掌握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范围、领域和结果，并正视气候变化问题的客观性，即气候变化有自然规律的演变，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加剧或减弱气候变化问题的作用。本书主要分为内外两条主线，在结构安排上体现了两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即全书划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问题，有助于读者比较清晰地掌握气候变化的时间线，同时纳入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从本书的结构上可以发现气候问题与人类活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早期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史前时期的干湿周期的交替制约着人类祖先的分布，冰川消融期的气候变化则为人类扩大活动创造了有利环境，气候变暖后农业扩张和农业社会的兴起加快；二是人类活动扩大后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增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农业文明开始壮大，区域气候变动改变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从工业革命开始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本书称之为“关键历史性变化”。
本书提供的数据指出，工业化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大和加强了化石燃料的使用。以英国为例，到1815年，英国人均煤炭消费量分别是法国的50倍、德国的30倍以上。到了20世纪，汽车工业的兴起催生了石油等能源的巨大需求，石油产量和消费量的增速明显高于煤炭的生产速度。时至今日，全球化石燃料的能源消费占比仍超过80%，这种趋势短期内扭转的难度颇高。
不难看出，人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组相互作用的系统，人类社会在适应气候变化时通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影响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激发人类社会不断增强应对和解决气候问题的能力，例如水利工程、海防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植树造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气候问题。近年来，人类社会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倡议和长期计划。
作者从科学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社会与气候变化的依存关系，而非简单地批评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事实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早期的冰川融化对当时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包括提供充足的水源是极为有利的。本书提供的案例很好地平衡了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
本书不仅用一个章节讨论了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行动，而且在最后一章讨论了气候变化的争论，即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的策略具有正反效应，如果没有科学指导，即便人类提出了大量的气候行动，但这些行动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气候问题具有不可逆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在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和幅度，但并不能改变气候变化的现实。因此，有必要认识到其中一个关键，即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能过于“理想化”，脱离现实或偏离科学的行动可能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短期效应，而本书所揭示的正是气候变化问题蕴含的历史与科学的交织复杂关系。
三
1992年，联合国150多个国家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签署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其确立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京都议定书》。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2015年，全世界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截至2021年3月，已经有194个国家和欧盟签署了《巴黎协定》，147个签署方实现了对该协定的批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了这项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
至今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持续了三十年，目前来看这些行动计划部分取得了进展，至少在形成国际共识和促进统一行动上有巨大进步。根据气候政策倡议（ClimatePolicyInitiative，CPI）发表的最新报告，公共和私人气候融资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预估2021年气候融资额为8500亿美元至9400亿美元，比2019~2020年的平均水平增长28%~4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倘若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全球需要在2030年前将气候投资增加至少七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性行动仍面临一些现实阻力，未来亟待突破。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涉及到国际合作和多方协调。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虽有共识，但也涉及到一个公平性问题。工业革命三百年以来，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至少到20世纪中叶前，发达国家是全球煤炭、原油等化石燃料的主要消费者。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将大量的生产制造产业链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承载了化石燃料的危害。因而，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时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存在突出矛盾，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意味着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绿色低碳转型，而且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PI）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投融资报告》指出，气候资金增速在过去几年中有所放缓。CPI指出，气候资金流量远未达到估计的需求，要到2030年实现国际商定的气候目标，实现向可持续、净零排放和有韧性的世界过渡，每年的气候融资需要增加至少590%。
对大多数还处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推动实现绿色低碳行动将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国际社会应对气候问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科学认知问题，国际社会面临着如何设定气候上升极限的问题，这一问题经过了反复的争论；二是利益分配问题，之所以气候谈判旷日持久，主要源于成本分摊和利益分配的实际争端，平衡过去、现在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成本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少数关键国家的“逆行动”显然阻碍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暖的努力。
本书的立意不仅在于讨论气候变化的历史，更大的启发是帮助所有人类社会去理解气候变化危机，倡导人们摒弃历史、制度和文化等差异，共同谋求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毕竟，气候危机影响的绝非某一个国家或地区。
四
回到现实层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现阶段的气候行动是否真正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呢？不同经济愿景之间的冲突放大了人类在面对未来时所作选择的深远影响，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人都将会承担自己所作出的选择的后果。虽然多数国家着手制定中长期的减碳计划，例如碳税制度、碳定价等以及碳排放交易制度等，这些制度能够促进减碳目标的实现，但是这些制度设计也存在缺陷，例如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关注过多，可能忽视其他引起气候变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制度问题，减碳行动涉及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既需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发挥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的作用，在碳交易制度、碳减排制度设计上兼顾政策和市场，防止“运动式”减排。
二是技术问题，由于工业化生产和现代生活方式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寻求新的能源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风能、氢能等可谓是一种新的探索。统计显示，2015至2021年间全球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了3.52%，2011~2021年间世界再生能源发电量年均增速达14.2%。此外，促进传统生产的低碳转型同样需要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此，应对全球变化行动应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全球主要国家的政策安排和投入至关重要。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大多数国家预计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未来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能源转型问题。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增至1985年的大约4倍，占全球总发电量的28%，但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占比仍接近60%左右。可见，全球主要能源消费仍依赖于传统化石燃料，而可再生能源等开发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全球能源转型并非易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指出，倘若要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度以内，到2035年，全球“加热污染”水平必须比2019年下降60%。
二是资金缺口问题。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前景》报告指出，要想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1.5℃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年投资额应达到4万亿美元。联合国环境署（UNEP）评估认为，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将飙升至每年3400亿美元之多，但目前的支持金额却不到十分之一。未来需要全球主要国家承担更多责任，扩大能源技术投入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并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国际资助。
《人类历史中的气候变化》从气候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交叉方向，结合天文学、地质学等多学科领域，论证了地球上各历史时期的气候条件，阐述了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本书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科学知识层面，而是透过尽可能地科学评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气候变化，描述人类生活与气候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提出了气候变化的内外因素的分析方法，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以及未来前景。
可以认为，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需要考虑客观环境，比如自然环境变化、人类能源结构和生产消费需求的变化，同时也应考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制度、政策、技术和资金等具体条件。前提是，这些举措应该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应该按照制定的方案一步步落实。
总而言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的未来。通过本书，我们或许将更能准确地理解气候变化的本质，从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付诸行动，国际社会、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投资机构和个人都应参与其中，尽快采取一致性行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