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 （ID：eeojjgcw），作者：刘刚，题图来源：《麒麟来了》
日本的地理局限与地质动能
日本人的心潮里，起伏着两个不一样的日本。一个是大日本，另一个是小日本，让他们捉摸不定，拿捏不稳，怀里揣个“大人国”的梦，却被“缩小意识”统治着。
这就是日本，在大小之间“打摆子”，忽热忽冷。日本人生活的地理条件支离破碎，只能提供一个小日本的应用场景，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质条件、在地球上两个最大的板块——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挤压中形成的日本，那个分享了《山海经》中轴线同中国互动的日本，怎么看都像传说中的龙伯国里的巨人。
那巨人，早在两千年前就预告了日本的宿命：一方面，提醒着日本人的不断缩小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又用大人国的阴影召唤日本人前行，要在不断缩小的命运里挣扎出大日本。在不断缩小的地理场景中，释放出巨大的地质动能，在促使日本分裂的同时，又推动日本上升。然其冲动，在日本自身的地理条件中无解，欧亚大陆是它释放动能的一个地理空间。
从历史上看，我们看到了日本的两次冲动，一次是“唐化”冲动，另一次是“西化”冲动，两次都以战争告终。
“唐化”冲动，是日本与中国互动，被那条《山海经》中轴线带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由此获得了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并开启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后来，同明朝一战，“唐化”告退。
“西化”冲动，是日本与欧美互动，近代日本跟着欧美进入全球化时代，在中西文明冲突中，脱亚入欧，从“唐化”走向“西化”，不但引起中日战争，还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爆发。
膨胀起来的“大日本”，就如同传说中“龙伯国”里的那位巨人，面对茫茫海域，无所适从，一时冲动，冲着《山海经》中轴线就下手了。说是“钓鳌”，可哪有那么大的钓钩？除非用了天上的北斗！其实，巨人的力量非“善借于物”，而是来自身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将驮着两座神山的“鳖”捉走了。其结局，也像传说中的“龙伯国”，遭了天谴，被《山海经》中轴线提撕着，由中国和美国“执其两端”——昆仑与蓬莱，扼着“大日本”的咽喉，“损之又损”，打回了“小日本”。
由此看来，“昆仑”便是华夏神州，而“蓬莱”则似今之关岛，正是在从昆仑到蓬莱这一线，中美联手狙击了“大日本”的扩张，使之帝国梦碎，回到被地理条件决定的“缩小意识”。
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指出，在文化的类型上，中国属于扩大型文化，日本属于缩小型文化，而缩小型文化的代表，就是那个“小巨人”——“一寸法师”。
正如“小日本”是经历了末次冰期后的“大日本”，经由海水分割而来，日本文化中的“小巨人”是不是从传说中的那个“下洋捉鳖”的大巨人“缩小”而来呢？看来相似，但实质不同。大巨人之于日本文化，可谓大而无当，动辄得咎，一投足，一举手，都有破坏性，故与其说它是文化的，而毋宁说是反文化的。
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是那些小巨人，如一寸法师、桃太郎等，他们以针为刀，将碗当船，用筷子做桨，向着它们，吹一口气，便如台风至，划一道水纹，就似巨浪起，看来微乎其微，用之无能为力，但它们却无微不至，无孔不入，因而战胜巨魔。
由小巨人形成的文明样式，遵循了一条原则，那就是“小的是美好的”，大的呢？不能说它“不美好”，要看对谁来说，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来说，大的也是美好的。他们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最起码他们在文艺上，产生了一部《巨人传》，可对于短缺条件下不断缩小的日本来说，大了难免要遭殃。
巨人的两个世界款式
李御宁在他的书里，就提到了拉伯雷《巨人传》说的“巨人”，说他从巨人高康大的身上，看到了“欧洲的理想”。那是在人文主义上升时期，因人的解放而产生的巨人，也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由经济增长造就的巨人。
高康大一出生，就大声叫嚷：喝呀！喝呀！他不光一天要喝一万七千多头奶牛的奶，而且穿一件衣服也要用千米之布，更别说他起居的空间该有多大了！故，不但其一人之消费力，可敌一国；其战斗力，亦可敌一国；他骑上马，松一松肚子，撒了一泡尿，就变成洪水，使敌人全军覆没；敌人向他开炮，用了九千多发炮弹，未能伤他分毫；他拔起参天大树，砸向敌人城堡，堡垒就被他彻底摧毁。
还有他的思想力，指数也高得出奇。战后，他特意修建德廉美修道院，按照审美要求，只接受容貌端丽、身材合度、秉性温良的女子和气宇轩昂、体格魁梧、秉性温良的男子；规定凡有女人的地方必须有男人，凡有男人的地方必须有女人；男女修士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富有钱财，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做的事”。
由此看来，他不仅一举砸碎敌人的城堡，而且给了堕落的教会当头一棒，宣告了从“神道设教”中自我解放。
还有他的儿子庞大固埃，也是一位巨人，除了是一位身体巨大的人，还是一位思想巨人，当其学成，如何证明？
于是，让人在路口贴通告，广而告之，一口气贴了9700多张，欲以各门学科，与各色人等作学术辩论。
辩论，首先在街头进行，不但教授们都来了，还有他们的学生也都赶来了。街头雄辩家们更是一哄而至，他舌战群雄，独斗众口，结果，却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辩而胜。后来，又在神学院和所有的神学家们辩论，宫中王侯，能来的也都来了，他们之中学问不大脾气大者多矣，加以神学家们打着信仰的旗号，但还是被庞大固埃全都驳得哑了口。
运用思想力，可以掌握真理，发挥战斗力，能取得战争胜利。思想力优势已然势不可挡，战斗力优势更是天下无敌。庞大固埃的战斗力，也不逊于父，敌军人侵，他去御敌，对准敌营一尿毙之，尿量之大，将敌军全部淹死，如水淹七军。
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相比之下，三国时代关羽“水淹七军”，便是战力不足，兵法凑数，非以人力，胜以山川。
打完胜仗，庞大固埃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在占领的敌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乌托邦。但我们从其移民计划中却发现，他的移民，总计九十八亿七千六百五十四万三千两百一十人（9876543210人），这需要有多大的国土、建立多大的国家，才能够容纳？
我们认为，他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全球化和全人类的国家，因为迄今为止，将全世界的人口都加起来，也不够他的移民计划。要实现他的计划，唯有四海为一国，天下成一家。
但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是君主的国家，还是民主的国家？是共和国，还是王国？这是启蒙时代的洛克们喜欢说的话题，文艺复兴时代的王子们，似乎不太从这个方面提问题。那时，被王子们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如何在神权的压迫下确立人的权利？如何使信仰摆脱教会的束缚，获得政教分离、国家独立？
从拉伯雷到莎士比亚，从《巨人传》到《哈姆雷特》，从神话式的全能的喜剧王子，到历史化的被“理性的狡计”所捉弄的悲剧王子，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和英国的不同时期，从理性觉醒时的狂欢，到被理性拷问时的忧郁，从巨人放之四海寻找“神秘的预言瓶”从中找到的那个欢天喜地的“喝”字，到哈姆雷特在生死关头还在问“生还是死”，宣告文艺复兴运动的酒神时代终结，接踵而来的，就是预告欧洲启蒙运动的阿波罗式的理性时代的开始。
《巨人传》里的巨人王子，他们都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子，充满了希腊哲人的积习，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美与丑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苏格拉底，从头到脚向我们散发着不可救药的乐天知命的气息，从高康大出生那刻起，他就喊出“喝呀！喝呀！”的天命之声，为了求得“治国平天下”的真谛，庞大固埃又从那个“神秘的预言瓶”里发现了天启：还是那个“喝”字！
很显然，这个“喝”字，虽然有个民与天的样式，但它不属于中国传统里带有的农耕文化的“民以食为天”的神农气质，而是属于西方文明中含有游牧文化品味的“民以喝为天”的酒神精神，非以“食为天”的神农方式实现“人类大同”，而以“喝为天”的酒神精神建立世界大同国，但在人类性上殊途而同归。
更而况，中国文化也盛产巨人，且不必说《列子·汤问》中，那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龙伯国的巨人，《山海经》里，就有过在天地之间追着太阳满世界跑的巨人夸父，若非其倒在半途，化为神州大地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么地球是圆的，就不必等到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通过大航海来证明了。
还有作为宇宙本体出现的更大的巨人，即以肉身开天辟地、造就人化宇宙的盘古，有了这样的巨人，还要神干什么？连宇宙都是人身所化，神就成为多余的了。更为难能的是，中国不但有关于巨人的神话，还有一套做巨人的学问，那就是心学。
所谓心学，说到底，就一句话：“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若谓盘古以身体开化宇宙，那么陆九渊就以心性开启，使人化的宇宙，从身化进入心化，以哲学来取代神话。
在他看来，心学的巨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其诗云：昂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青年毛泽东，受了心学的影响，也写过这样的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可到了晚年，他诗风一变，又从心学回到神话，变成神话里的巨人，向昆仑山喊话：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样的巨人思维，不光是“豆男”式——“缩小些！再缩小些！”的日本人所缺乏的，而且同拉伯雷式——“变大些！再变大些！”的以巨大主义来表达酒神精神的欧洲巨人大相径庭。
中国巨人，以心学为底蕴，以神话为根本，相比之下，显得更为优雅，不像《巨人传》作为文学读物，只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时代过去了，巨人用一泡尿就能淹灭一国的荒唐故事，也就从此翻篇，尽管它留下的笑声，被人称之为“人类精神的深渊之一”，但它还是不如“吾心即是宇宙”能以诗性启人永恒之思。
日本人的心——“和魂”
“吾心”在此，既是个体心，也是民族心。
自有民族以来，人类文化便因民族不同而异，文化差异，由不同的民族性造成。文化和民族性互为表里，任何文化，皆为民族文化，皆由民族精神觉醒。而民族精神，亦即民族之心，由此心动而有文化样式的表现，而有民族魂的风物景观。
人类文化赖以形成的世界，并非等质空间，而是差异化存在，在地球表面有大陆，有海洋，有温带，有热带，有平原，有沙漠，风土各异，与此相关。人类的衣食住行，也因地制宜，相差甚远。不同的民族之心，就在这差异化的世界里形成。
差异化的风土，从根本上决定着民族之心。
同一民族，同栖于一地，结为共同体。共同生活，而有同理和同思，抱同样之理想，一同生产与生息，形成共同意志，而有统一的文化样式，此乃天理，一切民族，无不如此。
民族形成，基于同心，以同心确立文化准绳。然同心生成，本于自然，囿于环境，此天此人，成其民族精神。
然以民族之心孕育文化，既顺其自然，自发成长，亦超越自然，表达自由理想。文化为一客观形态，是此心自觉和自发形成的化合物；文化是一种表现形式，是此心固有之表现，恰如人的内心活动通过表情来表现一样，民族之心也有文化表情。当然，文化不会仅仅是表现，它还会在自己的发展中，促进此心的生长，丰富此心的表情。它在自然的循环里孕育，在历史的发展中绵延，是从自然走向自由的历史化的产物。
种族和民族不一样，种族是生物概念，民族是文化概念；种族是基于血缘的自然统一体，而民族则是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当人们拥有了统一的语言、同样的神话传说时，一个与单纯的自然结合不同的、用精神统一起来的民族，就开始形成了。统一性的精神及其文化，能聚集不同种族，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民族之心，从心之胚胎到发育成文化，这样的成长，是历史的成长。在立于天人、恒怀天命的中国古代之心中；在从命运到自由、从神话到哲学的古希腊之心中；在念佛、唱佛，不立文字，不以言教，而求顿悟的佛法之心中；在日本人喜爱的短歌和俳句、能乐和茶道的枯淡平和之心中，都有一种历史的心蕴。
日本之心，就是在历史的变迁中形成的，它不仅表现为日本古代文化的神道之心，而且还表现为日本中世文化的武士之心和近世文化的町人之心，以及近代以来的和魂洋才之心。此“心”，虽与历史俱进，然其根柢却不动不变，自谓“和魂”。
我们以此来看日本人的心——“和魂”，应可见其内心深处，似有一道深深的裂痕，犹如马里亚纳大海沟一般，横亘在本来一粒珍珠般的“豆男”之心中，虽亦原自有其能“尽精微”的妙用，但不知何时就会不经意地被太平洋板块撞那么一下，时不时地，没遮拦地，撞出一个“八纮一宇”的“致广大”的念头。于是乎，豆男乘势而起，就以巨人自居，就把自己放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上去，让世界历史围绕着它来运转了。
我们读高山岩男的历史哲学，就有这样一种豆男变巨人的感觉，他认为，20世纪，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要由日本来担当，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只有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化，乍一听，这样的说法简直要惊掉人下巴，但他是这样解释的：西方文化不是世界文化，中国文化也不是世界文化，因为它们都有所欠缺，唯有日本文化，能将二者都结合起来，形成世界文化。
他这样说来自有其道理，日本在古代，经历了向中国学习的“唐化”时期，并且通过“唐化”接受了印度文化，在近代，又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的“西化”时期，将“唐化”与“西化”加起来，再加上日本固有的文化，这就成为了世界文化。
很显然，他把世界文化，当作一个拼盘，以为将东西方几个主要民族的文化类型摆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是世界文化，这就使得非主体、无原创的日本文化能以“抄作业”的方式，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抄出一个中西合璧的“学霸”，于是乎，就认为自己更加全面，反而超越，可以后来居上，就像“一寸法师”那样“以碗作舟，以针为浆”，或者像“豆男”那样，将世界文化做成一个能随身携带的“便当”——《文化类型学》，然后周游世界去。
不幸地是，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他那被太平洋的板块运动挤压了一下的脑袋，就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便主张日本参与到世界大战中去，通过世界大战，去创造世界文化。就如同当年福泽谕吉为了全盘西化而扬弃唐化，主张“脱亚入欧”那样，他也认为，日本到了扬弃西化开创世界文化的时候，以此，小豆男有了巨人梦——岛国征服全世界，这能行吗？有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在先，同属岛国，彼可为之，吾亦当能！
于是乎，豆男有了巨人规划：先征韩，再征满，进而征服全中国，用中国来征服全世界。结果呢？就不用说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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