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在纽约对一群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的讲话中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中国经济当时处于不稳定状态。今天,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动力,面临着几十年来最暗淡的前景,领导人从本国经济的挫折中明白了温家宝这句话的确切意思。

中国政府上周三发布了提振民营部门信心的31条意见。政府在打压民营企业、压制创新、推崇国有企业三年后公布的这份文件,差不多相当于一种妥协,即中共承认之前的行动以惨败告终。

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许多最大民企的上市地点)的股市周四下跌,但周五有所回升。一些企业家纷纷在官媒上赞美这些意见。但我采访的其他人私下里对中共鼓舞人心的言语不屑一顾,他们说中共的意见“鬼才相信”。

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政治。恢复信心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为企业家阶层和私有财产提供真正的保护。如果中共坚持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议程(他已经取消了许多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政策),那么文件中的承诺将只是说说而已。

股市的反应非常诚实,一名科技企业家说。他表示,投资者觉察到了中共多么绝望,这些意见多么毫无意义。

他说,信心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问题。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誉。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话,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他指出,中共曾在文化大革命后发布了一份文件,承认了1949至1976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犯的一些错误。

另外一些人也指出了中共在“文革”后采取的其他认错做法,例如给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他们说,政府至少应该释放任志强和孙大午,这两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在政府最近的镇压行动中被捕,后都被对判处18年有期徒刑。

还有一名企业家对我说,政府也可以退还对其公司的罚款,他认为罚款是惩罚他的公司不听中共的话,也是为财政吃紧的地方政府增加收入。他说,他觉得自己被抢劫。

我采访过的企业主中,没有一个人认为政府会采取任何上述做法。由于担心受到当局的惩罚,他们都要求不具名。

中共一直对企业家的财富、影响力和组织能力保持警惕。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十年间,中共认为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以恢复其在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后失去的合法性。据习近平本人2018年的说法,民营部门贡献了国家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经济产出、80%以上的城镇就业。

但他并不喜欢资产阶级。他的经济思想可以用他“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口号来最好地概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不断受到政府和网络评论员的攻击。

这种情况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后不断恶化。中国领导层在过去几年里重罚了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诋毁国内最著名的企业家,用武断的监管摧毁了整个行业,在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时拒绝在“新冠清零”政策上做出让步。

2021年,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评论文章被许多最重要的官媒网站转载。这篇支持打击民营部门、赞扬“共同富裕”政策的文章宣称,“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但政府在去年12月突然结束了“新冠清零”政策后似乎意识到,重振经济需要民营部门的帮助,而民营经济受到了疫情,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恶化的影响。经济复苏未达到预期,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崩溃。

“为什么很多人节衣缩食减少消费?为什么一些本来很想干事情的企业家不愿做长远的规划和投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上个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是因为心里不踏实。”他写道,要走出经济疲弱的状态,政府需要营造一种让人安心的营商环境。

中国商界得到的只是一场魅力攻势。

“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习近平在今年3月重复了他2018年说过的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与企业领导者接二连三地开会,承诺支持民营企业。

后来,政府发布了31条意见。大多数中国商人支持政府,愿意听从政府的说法。尽管如此,一些企业家在官媒上的言论听起来更像是对党表忠诚,而不是真实信心的表达。

社交媒体和游戏巨头腾讯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马化腾附和习近平的话写道,“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马化腾表示,将“坚守‘连接器’、‘工具箱’、‘小助手’的角色定位”。

一些企业家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中共接二连三的声明。

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说,“作为民营企业家,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进一步贯彻落实‘八八战略’,深入实施‘地瓜经济’,勇于承担责任,发扬‘四千精神’。”他引用的术语全部出自习近平有关如何发展浙江省经济的指示,吉利的总部设在浙江。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快递公司中通快递的董事长赖梅松说,新文件让他“备感温暖和振奋”。他说,他的公司将坚持“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不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对习近平今年3月说的、党“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的呼应。

在香港和美国执业的律师裘伯纯在社交媒体上总结了这些高管们的评论:“皇帝的新衣美极了。”有些人指出,新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新,其中备受关注的一条是“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文件要求企业家爱国,坚持党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领导。

中国的民营部门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政府当时曾试图将中共与企业分开。那个时代因为腐败现象猖獗,不管怎么说都不是公平合理的时代,但政府曾试图不干涉民营企业。无论中共现在说多少支持的话语,民营部门都很难获得信心。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今年5月转发了他在2018年的一篇讲话中说的话:“民营企业迫切需要的,不是特殊的政策扶持,而是一视同仁的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