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米兰的Valentino Hu，从3岁起就跟随经商的父母，移居到另一座意大利工业腹地——都灵。
土生土长在皮埃蒙特大区的他一度是父母眼中的异类，先是在一个保守传统的中国家庭坦白自己的同性取向,等到成年后更没有承继父母的殷望，接手父辈经营大半辈子的中餐馆，走上了一条绝大多数华人不曾敢想的道路——成为意大利的警察。
一路披荆斩棘通过层层筛选后，身材干练，专业过硬的Valentino Hu如愿加入了都灵市政警察的队伍，3年的基层磨炼后，业务能力出众的Valentino Hu被调往了海滨旅游圣地利古里亚大区首府热那亚，迅速晋升为热那亚市政警察的长官——一个在意华人从未跻身甚至未曾幻想的职级。
下面，不妨跟随意大利版《名利场》的专访视角，一同走进这位华人警官敏感、复杂但又极具包容的内心世界。
——你在都灵的童年怎么样？
从小学开始，我就在班级和学校里被叫做“il cinese（中国）”。我的同学总是让我感觉到由于我的原籍与众不同，我也曾感到折磨，但长大后我明白，他们并不是恶意，而是一种极端真诚的表现形式。我认为自己很幸运，等到时过境迁后，我已经成功将这种不同理解为一种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不同又增加了一个——性取向
“是的，十二岁左右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被同性所吸引。我曾经试图以各种方式来表现地“正常”，跟我的同龄人更加相似，也试图找到一个女朋友，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不适合我。十六岁的时候，在我父母提出了许多让我不适的问题后，我向他们公开出柜了。”
——他们的反应？
“总的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面对多样性时总是心存恐惧。他们的反应糟透了，但一段时间后，我明白他们只是害怕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许多年来，他们想方设法让我改变主意，有一次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我父母甚至威胁要让我回中国，但我天性固执，没能改变什么。”
——现在情况有改善吗？
“是的，大约选择出柜十年后，我的父母开始接受它，我也开始带我的伴侣回家。然后，在一段长期恋情结束后，他们再次尝试询问我是否改变了性取向。（得到否定答案后）我记得当时我父亲有点神伤地向母亲表示要不再要一个孩子吧。
——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有一个同性恋儿子会是一个问题吗？
“我是长子，中国家庭对此的期望很高。从我们的历史来看，长子是那个能够养家糊口的人。在中国的移民家庭观念中，他必须学习、让自己的姓氏发扬光大，甚至大概率还要打理家族生意。在这一点上，几年前的意大利南部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相似之处。”
——你没有投身（家族的）餐饮业，而是在法律专业毕业后成为警察，对这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的父母来说，这不正常，因为过去，华人往往是要么开餐馆要么经商。但在经过了最初的不满之后，他们对我正在走一条在不同寻常的新道路为之着迷。”
——成为警察后，你的原籍给你带来过什么困扰吗？
“当然。最初几次穿着警服——即使是在宣誓时——我感觉所有的目光汇聚在我背后。我当时想，“天哪，我们在 2000 年代都还是这样吗？”。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学会了接受这些行为。我开始想也许他们看着我，背后没有指指点点，我学会了微笑回应。
即使与华人之间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当我不得不向同胞开出罚单时，我会收到种族歧视以及言语暴力的谩骂。”
——在职场公开出柜后，同事的反应呢？
”当我宣布自己的性取向时，我从同事那里截听到了些“frocio”和“finocchio”的称呼（同基佬，意语中对同性恋的蔑称），但他们从来没有当面跟我这么说。我的反应是尽量假装没听见。
结果就是他们不再谈论这件事，也不再开玩笑。也会有同事过来拥抱我，向我道歉，告诉我他们完全接受”。
——通识让我们觉得警察和同性恋两个词非常遥远，你觉得呢？
“警察部队仍然是男性主导的环境。话虽如此，我看到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公开，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或批评。
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同事隐藏性取向。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我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在工作中公开感到一丝遗憾。然而，在警察队伍的这十三年里，我必须认识到，整体环境在包容性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小进步，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我很乐观，因为在我工作的同一环境中，我已经看到了几个不再掩藏、选择错自己的例子。”
——你一路走来并不平坦，现在的你怎么看？
“现在，我可以说我拥有令我满意的职业和很平静的生活。我认为自己很幸运。”
当看完专访，与其说Valentino Hu是特殊的一个，不如说在意的华人社区留给意大利人的印象未免单一。
我们大多从中餐馆，百货店，寿司餐厅到大宗批发因循而来，等到Valentino Hu撕下固有的标签，我们才发现一抹不一样的烟火升起，颜色竟是如此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