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在机构改革中拟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其部长和副部长近日亮相，表明这个新机构已正式运作。对于中央社工部，部分外媒和中国观察者赋予它神秘的色彩，由于和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名字相同，而后者从事情报收集和反间谍工作，于是将它附会为类似机构；或者干脆把它视作苏俄时期的“契卡”即秘密警察组织。
不过，我认为，它既不会成为延安时期的中央社会部，更不可能成为苏俄的契卡，理由很简单，没必要。
因应特殊情况而成立的契卡与延安中央社会部
先来回顾苏俄契卡和延安中央社会部所从事的工作。契卡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实际是苏俄的秘密警察组织。该机构成立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7年底，其使命是肃清当时苏俄革命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制止资产阶级、地主以及一切富有阶级的怠工行为，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等，用列宁的话说，“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契卡1922年2月改组成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在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尽管名称有变动，可其职能基本没变化，据估计，在1917年至1922年改制之前，契卡处决的所谓反革命人士在14万至50万之间，让人谈虎色变。
中央社会部成立于1939年2月，主要职责是“有系统地与敌探、汉奸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障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内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换言之，社会部的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和锄奸。被视为大奸大恶的康生做过社会部的首任部长，这个机构注定让很多人望而生畏。其实中共延安时期真正的情报头子是负责社会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克农。在中国相关影视剧中，会看到这方面的情节。中央社会部存续了10年，直到1949年中共全国建政前才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公安部。客观来说，社会部在延安整风期间扮演了不好的角色，充当了思想警察。
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机构都是因应当时的特殊情况而成立的。契卡是为了保卫刚刚产生的苏维埃政权，防止敌特分子在内部破坏。而1939年的延安，也是中共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需要获得外面的情报，同时防止敌特向内部渗透。当然，苏俄和延安时期的中共都对敌人在内部搞破坏过度反应，宁可错杀一人，不可放过一千，契卡和社会部滥杀无辜，尤其是契卡，简直把苏联变成了人间地狱。中共由于还没有夺得全国政权，在使用暴力方面，相对克制一点。后来，随着政权稳定，这两个机构被相对正规的机构取代。
目的是要强化党对维稳工作的直接领导
今年两会新设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简单地说，其主要职能是基层政权建设和维稳，它是将相关部门的这个职能集中在一个部门，而之所以该部门归属于党口而非政府，目的是要强化党对维稳工作的直接领导，党直接抓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工作，这和习近平一向加强党的领导的指导思路是一致的，或者就是在这一指导思路下而成立这个部门。
根据当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社工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省、市、县三级党委也将组建社会工作部门，并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包括原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员党委归口承担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责；中央文明办的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责，共七个方面。
社工部不可能拥有侦察、逮捕、审讯等职能
从该部门的职能看，由于基层政权的细胞辐射非常广泛，维稳更是涉及每个人，而要做好这两项工作，确实有一个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问题，从此角度看，它似乎涉及情报工作。然而，此情报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情报，实际是现在所说的舆情。另一方面，社工部没有侦察、逮捕、审讯职能。民众之所以对苏俄契卡和延安时期的社会部感到恐惧害怕，不是它们的情报收集，而是它们具有侦察、逮捕、审讯职能，未经正当程序，只要怀疑一个人，就可以任意拘捕、审讯乃至把他杀害，怕的是这点。但是社工部不可能拥有这一职能。因为这个职能被配置在公安、国安、法院、纪委等相关部门。
现代社会、现代治理讲究分工的专业化，不同部门承担不同职能，有些职能分配在不同部门。习近平尽管唯我独断，但表面上也搭建一个现代治理的架子，前几年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并为此进行了一些机构的调整和设置。在情报收集、侦察、逮捕、审讯等职能已经有部门领受的情况下，再在负责基层政权建设和维稳事务的社工部赋予这些职能，一方面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会让人觉得非常怪异；另一方面也是叠床架屋，毫无必要，多此一举。假使习近平一定要让社工部拥有这个职能，那至少公安部很大程度上就不必存在。
而所以把原属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信访等事项划归社工部管理，让社工部归口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和维稳，用官方学者的话说，将信访治理与社会工作统筹在一起，是要打破此前信访只负责信访，民政只负责民生的状态，当局可能确实在维稳压力下，想采取这种“信访+民政”的模式，找到化解信访矛盾的有效方式。至于能不能做成，当然还得经过实践的验证。
一些媒体和观察者将社工部看成社会部或者契卡，要么望名附义，有点想当然；要么是没有去真正了解它的职能和任务，只是从当局面临繁重的维稳工作、只好越来越多依赖专政手段去看待这个新机构。那有没有可能，习近平在这个机构运行了一段期间后，觉得有必要增加它的情报收集、侦察和逮捕审讯等职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假如真到这一步，表明习认为形势非常严峻，社会的不满和反对势力接近天下大乱的程度，习政权恐怕来日不多了。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