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今天以股道视角报道称，如果在今年下半年，也就是美国和台湾各自的总统大选开锣之前，耶伦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美国政府官员成功稳住中美关系，这将为2024年的市场走势消除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更不用说对于整个世界的好处了。但是，目前这两个经济体部分脱钩的势头正猛。今年中国经济意外疲软，加上美国经济的韧性强于预期，可能会让华盛顿的强硬派更有底气。
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会熟悉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即一个国家旨在加强安全的行动（例如提高军费开支）有时会在长期有损该国的安全，因为竞争对手会认为这是在筹备战争，进而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概念在经济上造成的扭曲影响可能是这样的：全球最大的中美两个经济体都日益担心武装冲突在某个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开始分离双方长期交织在一起的技术和贸易供应链。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和人际联系严重弱化令两国政府的安全鹰派人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脱钩的经济影响最终会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两国经济增长，并助长民粹主义政治。据华日称，这使得管理突发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耶伦煞费苦心安抚市场，很可能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这一点考虑。耶伦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告诉观众：“我的目的是确保美中双方不会采取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升级行动，以免有损两国整体经济关系。”
中国政府也在发出一些明显信号：宣布计划对镓和锗这两种对科技和国防应用都很重要的矿物实施新的出口限制，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如果美国继续扼杀中国的芯片行业，美方将付出代价。
一个问题是，虽然中美两国经济仍深度交织，但这种紧张关系已对供应链产生很大影响。正如苹果公司(Apple, AAPL)在印度的举动所表明的，现在推动“去风险化”的是大公司，而不只是政界人士。
今年3月份，来自中国的商品在美国进口商品中所占比例降至12%以下。据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提供的数据，若不考虑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的2020年3月，今年3月份的比例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就在2018年，这一占比还在20%以上。同期，美国自台湾和越南进口的商品占比上升了一倍左右，达到约6%。这些变化背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商品在第三国被“重新包装”，但即便如此，美国2018年和2019年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与科技行业未来限制有关的不确定性以及美中关系的总体下行趋势已造成了很大影响。
出现悲观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白宫迫切希望避免美中关系全面破裂，但美国目前在经济上明显占据上风，这可能会诱使美国政府中的强硬派继续要求实施更多限制，例如据报道正在考虑中的对投资和AI芯片的限制。
据该报，中国放宽防疫政策后的经济复苏远弱于预期，虽然中国确实握有一些可施加经济影响的明显优势牌可打，比如面向波音公司(Boeing, BA)的飞机订单以及占据了电池和太阳能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但美国及其盟友在整个芯片行业的主导地位限制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反制选项。
即使是中国计划对镓和锗实施的出口管制也可能是顾左右而言他。华盛顿研究安全问题的领先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分析师认为，中国对镓的管制举措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部分是因为围绕镓还有其他重要的供应商和加工商，其中就包括日本等美国的核心盟友。中国可能会通过强迫转运此类商品，从而成功推高美国用户的成本，但整体来说，限制大宗商品化产品的贸易流动是非常困难的，看看最近在禁运俄罗斯石油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又或者是看看美国阻止低技术含量半导体进入俄罗斯的行动，就知道到底有多难做到了。
据华尔街日报警告，对耶伦上周末访华之行的乐观看法是，美中高层官员之间展开更多的直接接触，这本身就是调和两国关系的重要润滑剂。但归根结底，可能只有在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或台湾海峡发生一些事件，才能促使美中两国政府都认真对待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真正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