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历来备受关注，眼看小麦已经进入了收割季，但河南多地连日阴雨，部分小麦已经发芽、霉变，全省上下都在“雨口夺粮”，抢收迫在眉睫。
在这个关键时刻，数百台收割机却被卡在高速收费站，的确很容易引起大家的焦虑和恐慌。
但是，大家需要明白的是，小麦霉变和收割机被堵高速，这两件事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关联。
小麦出现了发芽和霉变情况，主要原因是连续降雨。只要是连续下雨，就算小麦还青着，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它也会发芽发霉。并且因为一直下雨，即便小麦熟了，机器也是没法下地收割的。
所以，河南小麦收割受到影响，主要还是天气原因，并不是因为收割机无法下高速，这两件事儿可以说毫不相关。
那收割机无法下高速，到底是咋回事儿呢？
首先，收割机之所以会上高速，是因为在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很多收割机除了给自家或者在本地作业之外，还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收粮赚钱，也就是“跨区域作业”。
既然收割机要开到外地，就要上高速，上了高速就要收费吧？
但是我国很早之前就颁布了一项惠民政策，只要农机手办理了农业农村部统一印制的收割机“跨区作业证”，就可以免交车辆通行费。
另外出于道路安全考虑，今年4月和5月，交通运输部出台了两个文件，除了要有“跨区作业证”之外，如果车辆超限（超宽、超高、超重），还必须办理超限运输证(大件运输证)，如果没有办理超限运输证，超限车辆必须交纳通行费。
在这次的事件里，很多收割机下不了高速，正是因为很多农机手没有办理大件运输手续。
其实办理大件运输证也比较容易，只不过它需要严格按照审批的规定路线行驶，这一点对很多农机手来说很难实现。
跨区域作业的农机手通常会提前计划好收割路线，但是当天气、当地农机车数量、收割面积等各方面条件出现变化时，农机手就不得不更改计划，选择去另一个地方开展工作，这时行驶路线变了，办理的大件运输证也就失效了。
而且夏忙就是抢时间，耽误一天对农民和农机手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才有了很多农机手没有办理大件运输证，被堵在高速路上不让下来的事儿。
那么，可能很多人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疑问：对于农户来说，收割机自然是年年都要用到，那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租借调用，而不是自家买一台，或者是租赁当地的收割机呢？那不是更方便吗？
这就要从我国的国情说起了。农机跨区作业，在我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我国农机跨区作业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的进程。
如果追溯起来，中国农机跨区域作业，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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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的农业机械化道路，大多都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
就比如说美国、欧洲、日韩等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美国采用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化路线，欧洲是中等规模、集约机械化路线，日韩是一个中小规模、精细化的机械化路线，不过作物单一，主要是水稻。
三种路线，共同特点是都走高度资金和技术密集的路子，技术含量高，价值也大；而国外农户本身比较富有，购买农机主要是自己用。
但是我国农户太多，经营规模太小，农民的积累能力又太弱，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如果每家每户都买农机，既不现实，也不经济，所以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路线不能照搬，也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我国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欧盟国家的1/40，更不到美国的1/400，这样的情况下，就注定了农机“共享”，是最为经济的一种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始终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1966年至1978年，国务院共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国家将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化，财政投入合计约90亿元，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中型农机在超小规模土地上失去了用武之地，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除保留农机平价供油这一政策外，国家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的直接投入逐渐减少，曾经一度出现“包产到户，农机无路”的尴尬局面。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主购买和经营农机。这段时期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特别是农用运输车增长较快，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在“田多机少”的背景下，对于那些买了农机的户主来说，一条财富密码正逐渐被摸索出来。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86年的山西。
这是一个地形狭长的省份，从南到北有700多公里长，纵跨中国9个生态麦区中的3个——黄淮海麦区、北方春麦区和北方冬麦区，小麦成熟期长达近30天。
1986年5月的一天，晋中太谷县五家堡村农民温廷玉，从电视上看到湖北、安徽和河南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农民开镰收割。过不了多久，自己家南边的运城小麦也该熟了。
刚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温廷玉，看着墙上的地图，发现了一个“商机”，何不利用麦熟的时间差，从运城沿途向北收，搞它个“南征北战”？
这么做一是大大提高了机器的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收入。
二是由于我国从北到南的气候差异，粮食的收割时节也有区别，根据各地的收割时间精心安排作业路线，就可以进行最高效的资源调配。
于是，他联合村里的5户农民，第一次南下运城收割小麦。
温廷玉没有想到，这个最早的农机跨区作业服务队，开启了我国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先河，他们也成为第一批转战麦区的“淘金者”。
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价格通常在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虽然有农机购置补贴，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购置仍有经济压力。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不仅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劳动力，而且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剩余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跨区作业则增加了农机手收入。
据近年统计，正常情况下，1台联合收割机的农机手只在本地作业，年收入在2 万元左右；但如果进行跨区作业，每月额外收入在几千甚至上万元，经营收入可大幅度增加。
到1995年，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省共有约8000台联合收割机加入了跨区机收。
1995年，农用平价柴油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农业机械化优惠政策全部取消，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农机管理部门手头上没有任何“政策手段”，但跨区作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抓手”，从1990年开始农机部门就开始推动、促成全国性跨区作业。
江苏省农机局副局长王勇回忆，当年农机局局长和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人牵钱，从二三月开始就到处跑，比如南方的跑到北方，北方的跑到南方，给机手联系收割的地块，为农机手和用机农民解决各种纠纷，积极助推中国特色的跨区作业和农机作业市场的发展与形成。
1996年，农业部首次在河南省组织召开了“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正式揭开全国大规模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的序幕。
当年有北方11个省2.3万台联合收割机参加小麦跨区机收，此后跨区机收的浪潮席卷全国，持续至今每年有30多万台收割机参与跨区作业，作物也从小麦拓展到水稻、玉米和其他大宗作物。
90年代中期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大量转移的趋势，农村季节性劳力短缺的趋势不断明显，农民使用农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步伐加快，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逐步兴起，中国特色的农机化道路初步形成。
全国各类联合收割机保有量，从1995年的7.3万台激增至2004年的40万台。
2004年，在我国农机化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一是“中央1号文件”决定对农民购买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二是当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实施。从此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
30年间，我国谷物联合收割机拥有量增加了55倍。
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其中，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主粮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过97%、90%和85%，农机跨区作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农机跨区作业，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长年有余，季节性不足”的矛盾，把劳动力从繁忙季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全国1.2亿外出务工农民不再农忙季节返乡收粮。
它同时也解决了“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没机干”的矛盾，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进行有效地对接，使高投入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在分散经营的一家一户的土地上实现了高产出。
跨区收获作业，更是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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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农机跨区作业，那农机资源如何调配呢？农机手又如何获知哪里有机器的耕种需求呢？
其实对于“老”农机手来说，因为他们进入农机作业市场的时间较早，因此也较早地与所服务的农户建立了业务联系，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
跨区作业业务并非随到随得，在外地农机手和本地农户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连接桥梁——“领车人”。
按照农机手的说法，领车人一般是“在社会上有脸的”，他们负责给外地农机手安排食宿，联系业务，协调与当地人的矛盾等，农机手或按作业面积，或按双方事先的协定给领车人支付酬劳。
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提供农机作业的农机数量还较少，能为本村人找来农机手是领车人有能耐、有面子的体现。领车人在农机跨区作业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从那时开始奠定的。
此后，随着农机作业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领车人逐渐发展成为村庄社会的“守门人”——外地农机手想要进入村庄进行农机作业，必须通过领车人的带领。
在不少农机手的自述中，他们都曾提到，他们最早进行跨区作业，因为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领车人，但当他们与领车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后，领车人就不会再领其他农机手到村，这意味着，早期进入当地的农机手稳定地占领了这片作业市场。
新农机手想要进行跨区作业就困难得多，他们在外地缺乏社会资源，寻找业务的时间会更长，而在农忙时节，农机手通常是连续作业几十个小时，消耗在寻找业务上的每一个小时对农机手来说都是经济损失。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农民对农机的需求不同，也相应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农机运营主体。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体包括农机大户、农机服务协会、农机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机作业服务公司这四种主要的类型，各自也都不断摸索出了更加高效的调度经验，以及可以更迅速地找到有机收需求的农户。
而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农机调度技术近十年来也在全国各省发展迅速，也使得农机与农户的供需和信息匹配越来越方便快捷。
黑龙江省在 2013 年结合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及3S 等技术，对农机资源的日常维护、调配管理和远程服务等功能进行升级，从而完成了对全省农机资源的全面管理调度。
同年，北京顺义建立了当地首个基于北斗的新型农机管理平台，该平台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为当地农业提供辅助决策，大幅度提高了农机生产管理的基准化水平。
2014 年，河南省许昌市综合卫星定位系统、GIS、电子监控、自动化技术和通信网络技术等对全市的农机资源进行跨区管理，农机跨区作业调度指挥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完成了农机跨区作业的调度，保证了农机与农户的供需和信息匹配。
2017年，京、津、冀共建农机联合调度平台，包括农机作业供需服务系统、农机作业调度与监控系统、农机作业辅助决策系统，为京津冀三地农户、农机服务组织、农机管理部门服务的综合管理平台。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农机信息化智能管理平台，为农机管理者和生产管理者提供了作业农机实时信息的综合服务型平台。
但随着农机技术提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市场竞争加剧，农机作业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时，因为农机价格的不断下降，各地农机保有量一直在持续增加，农机跨区作业正出现萎缩的特征。
以小麦为例，2004年左右，全国小麦机收面积的70%由跨区作业完成，2020年，这一数据下降至约25%。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跨区机收的绝对量仍然很大，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大的跨区作业规模。
目前，农机市场饱和、农机收割作业竞争加剧、以及农机手实际收益下降，都是跨区作业农机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不久的将来，农机跨区作业可能还会加速萎缩，甚至未来某一天还有可能完全消失。
但是，在这30多年来，农机跨区作业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机作业方式，的确为中国农业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它为提高粮食产量、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创造了巨大的生产价值。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