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作者：佘宗明，原文标题：《风声｜逃离写字楼，干点体力活：年轻人真的感觉到自由了吗？》，题图来源：《风平浪静的闲暇》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22年前，许知远借鉴了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集书名的首部付梓作品集，呈现了当时那代年轻人的精神面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到了今天，年轻人前面常见的定语似乎变成了“逃离”：逃离内卷，就是当下最流行的叙事。
逃离内卷的衍生话题有很多，其中就包括近期引发了社会热议的“逃离”写字楼现象。据媒体报道，时下有些年轻人正“逃离”写字楼、干起体力活。
在这里面，有大厂员工转行卖快餐，有设计师转行做宠物美容，有女生兼职做陪诊师。很多人称，在体力劳动中获得了久违的快乐和充实。尽管“文转腿”（从白领职业转为跑腿）的情况并非今日才有，也非社会主流，但鉴于它跟时下的就业形势、职场现状和社会心态高度贴合，被赋予新的内涵也就在所难免。
我朋友圈里就有几个友人，之前在互联网大厂，现在开起了书店或养起了猪。虽然只是个别情形，却也暗合“逃离”写字楼的提法。
就现实看，在大批年轻人进写字楼都成为奢望的当下，“逃离”写字楼不会是具有普遍性的职业流动趋势。但在写字楼里充溢的KPI、OKR、BSC与复盘、对齐、闭环编织出“卷海无边”景象的背景下，部分年轻人走出格子间以兼职或转行的方式完成一场“柔性越狱”，也难言出人意料。
“不想再靠脑子挣钱了”？
按照传统眼光，“逃离”写字楼去干体力活，是典型的职业层次“降级”：无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还是“脑体倒挂”的说法，都暗含了脑力活好过体力活的判断。
在农村，很多父母期望的子女翻身，就是孩子能摆脱种田命运、成为脑力劳动者，至少我父母就是这样。在他们眼中，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吹着空调，比风里来雨里去地干农活要好太多了。
在《有闲阶级论》里，凡勃仑固然没说体力活比脑力活低级，但也表达了重复性的一般性事务比创造性事务低级的观点。有研究者也说，体力劳动的产出往往是线性的，脑力劳动的产出却可能是指数级的。
事实上，那些“逃离”写字楼的年轻人，也不是真的干起了进厂搬砖拧螺丝之类的高强度苦力活。他们拥抱的，更多的是咖啡师、宠物美容师、糕点师、收纳整理师等“轻体力活”，就算是摆摊或送快递跑外卖，辛苦程度也很难跟车间流水线工作相提并论。
某种程度上，逃离者不会在“做大厂螺丝钉”和“做流水线工人”两端横跳，而是在中间游移。“轻体力活”无非是“卷又卷不赢，躺又躺不平”的他们，在脑力活和苦力活之间做了个折中选择。
而“逃离”写字楼的说法，本就是对围城内白领人群流向的单向性描述。若是没有社会流动的旋转门，一部分白领想“逃离”写字楼和一线工人想挤进写字楼，也许是并行情景。都在围城之中，只不过，有些群体的“社会能见度”更高而已。
但不得不说，在当前环境下，认为脑力活比体力活要轻松的看法确实已经过时了。
两点现实摆在那：一，绝大多数体力活终究是“有限劳动”，脑力活却可能是“无限劳动”，如某些人说的，“体力劳动终有尽，脑力工作无绝期”；二，不少写字楼里的脑力活，从根本上讲也是体力活。
有报道就讲到，一网友如是讲述她离开大厂到餐厅“帮忙”的真实感受：“每天就是买菜、洗菜、切菜、炒菜、打菜、洗碗，搞定就下班。再也没有日报、周报、月报、述职报告，再也不用面对KPI，再也不用强制社交说话……身体虽然累，但心情非常愉悦。”
现实中，很多“轻体力活”累归累，可处理人际关系简单，到点下班也是常态，没有了社交压力过载，也没了没完没了的这会那会，非但能看到快速成果和获得即时反馈，还能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内心的秩序；最起码，拯救了颈椎和腰间盘。毕竟要依附于生产空间、依托材料工具，下班了就能跟工作状态隔离开来。
脑力活要占用的主要是脑容量，它可以脱离具体生产空间存在，只要有手机有网络，哪都可以加班，所以经常会蚕食个人的私人空间时间。很多写字楼上班族压根就没有下班的概念，即便下了班也无非是换个地方上班。
漫画家朱德庸曾借漫画感慨：“每天上班8小时这件事，其实是本世纪人类生活史上的最大发明，也是最长的一出集体悲喜剧。”可看看当代白领们，有几个能每天只工作8个钟头？
更何况，许多所谓的脑力活也是重复无效的，与其说是耗脑细胞，不如说是耗心力体力——大量时间被耗费在应付领导、甲方和同事关系处理上。究其价值，还真就未必比那些体力活高。
很多人“不想再靠脑子挣钱了”，未尝不是对脑力被过度榨取的倦怠。“逃离”写字楼，就是抵御的方式。
“逃离”写字楼拥抱体力活，也是一种自我“解救”
这无疑突破了阿西莫夫式想象。在很多进步主义信徒看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一段脑力劳动不断替代体力劳动的过程；在今天，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已成脑力活的主要内容，它解放了人们的双手。
至少当下的事实证明，大量脑力活也是劳动密集型工种。很多网友吐槽的“应付不完的需求，加不完的班”、“每天都得和领导、同事、客户斗智斗勇”，无非是劳动密集的体现形式。
美国社会学家尼基尔·萨瓦尔早就洞见了这类问题，他曾化用卢梭的名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米尔斯同样在《白领》中点到了白领沦为工具人的问题：“雇员群体已经转变成了一群在寂静的场合里工作的无差异的芸芸众生，而时光本身则受控于非人格化的时间程序。”
对“劳动异化”的代表性影视呈现，也从《摩登时代》里重复枯燥的流水线式作业，变成了《More》中“感觉精神被掏空”的两点一线式生活——《More》是曾执导过动画片《功夫熊猫》《小王子》的导演马克·奥斯本的旧作，片中的主角是个形似E.T.的小人，每天上班都得面对老板的催命，而他生产的产品就叫“Happy”（快乐），其实躺在床上回忆童年，是他每天仅剩的乐趣。
罗曼·罗兰曾说过：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而“卷”，是无聊的极致化体现。不论是“程序猿”、“设计狮”、“加班汪”、“社畜”、“新闻民工”和“打工人”之类的自嘲，还是对松弛感的追求，都说出了当代白领在无休止的加班、超负荷的工作量、不算高的薪酬天花板下的职业倦怠感。倦怠之下，他们生出了强烈的无意义感。
就拿“打工人”的称谓来说，它能成为凝结白领人群跨职业性的身份认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很多白领已经意识到，在写字楼里做着各项方案、设计、编程的他们，本质上是出卖自己劳动的打工者。在工业化时代，是工厂用社会分工与生产关系维系了社会性群体劳动的可持续性；到了数字化时代，现代化企业尤其是大平台建构了新劳动场景，不变的则是“打工”本身。
“逃离”写字楼去拥抱体力活，就是他们自我“解救”的途径。反正都是“打工”，何不找个灵魂不用被禁锢得那么深的地方呢？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那句话，或许代言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如果觉得在那里太辛苦就逃吧，逃不见得就是坏事。如果自己清楚逃的意义，那就不是坏事。并不是只有战斗才了不起。”
穿上长衫受不了那口气，脱下长衫进不了富士康
“逃离”写字楼的年轻人，不一定是觉得体力活好，没准是觉得脑力活更不好；不一定是因为体力活在“往上走”，经常是因为脑力活在“向下滑”——滑向了无意义的境地。
很多轻体力活也许能提供情绪价值，可收入有些惨淡；许多脑力活固然能提供可观收入，但会给人带来大量负面情绪。弃脑力活而选体力活，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脑力活之弊超出了自身的承受力阈值。
要是穿着孔乙己长衫也能过得够好，谁会愿意轻易将其脱掉呢？
但所谓的“越狱”，也只会是柔性越狱。有些白领去拥抱轻体力活，只是暂时性的给自己放个短假。脑力活跟轻体力活各有利弊，等他们感受到了轻体力活的弊端，如薪资整体偏低、职业前景逼仄、知识技能贬值的风险或问题，也许他们又会想法子重回格子间。
之前某职业规划中心的调查数据就称，高达八成的北上广深白领做着逃离写字楼的梦，但逃离成功的仅占两成。
韩剧《Melo体质》里有句台词就是：“‘我做不到’，嘴上这么说，身体却照样行动，这就是组织生活。”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因为PPT没写完而放下，是多数“娜拉”短暂附体者都会做出的选择。就算写字楼里满是老板的辱骂、甲方的折腾，一堆上班族也会拿“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去劝解自己。
穿上长衫受不了那口气，脱下长衫进不了富士康，百般纠结下，很多人的应对方式是“软抵抗”。耶鲁大学社会学家教授斯科特曾观察到，工厂流水线里的工人会“偷偷溜号”“找个角落打盹”“玩曲棍球”“读书”，抵抗工厂的无聊，张扬他们的自主性。
他把这些“开小差”视为人对自主和尊严的追求，天然扎根于每个人心中。他还观察到，那些工人普遍有逃离工厂的梦想，“这些梦想的一个统一主题是上班不受监控、时间自主支配的自由”，他们最想做的是经营小店、饭馆或农场。
不少白领都曾无数次生出“逃离”写字楼的念头，往前一步是真的走出去拥抱体力活，退后一步是划水摸鱼混日子。
那些为了生活而妥协的人，或许只有夜深人静时才会想起电影《办公空间》里说——“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然后，等到天亮了，又将它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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